中国经济学1997

一《中国经济学——1997》是这一年度性出版物的第4本。按照既定程序，首先由编委在较大范围内推荐论文，然后由执行主编（由轮流规则所定）从中择出25篇作为侯选论文。在14名编委中，由于种种原因，参加讨论和投票的有8人。在投票中，被半数以上票数否决的论文"出局"，"生存"下来的论文有13篇。此后，按照多数编委的意见，执行主编又在若干新推荐论中择出2篇，采用通讯投票方式通过。这样最终确定了大家现在看到的15篇论文。

以上是本书论文的入选过程。作为执行主编，下面我想着重谈一下论文入选中编委讨论到的一些重要问题。

首先是入选的"标准"问题。编辑本书的初衷是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具体地说，是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或曰"范式"）研究经济问题，当然重点是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个初衷算得上"前卫"，对经济学研究者颇有一些诱惑力，但要完全说清楚并不容易。提到现代经济学"范式"，人们最易想到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些东西（基本概念、前提、假设、推论、结论等）。这套东西在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中居主流地位，但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更非一成不变。科斯的范式与萨缪尔森的范式显然不同，但并不妨碍两人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且在最近一些年，偏爱制度问题研究的中国学者似乎把更多的青睐投给了科斯。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这一类成果，它们并没有严格遵循主流经济学的规范，有的甚至没有采取论文而是采取研究报告之类的形式（仅是"有的"，而非全部），但它们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这里所说的重要，不仅是就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而且是从经济科学本身的发展而言的。例如在入选本书论文中，就有一些涉及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中国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变迁等论题的作品，其中不乏具有相当理论潜质的见解。从形式化的角度判断，把这些作品剔除出去是很容易的，但问题依然存在。首先，这些作品虽然没有严格遵循主流范式，但在基本思想方法上是属于现代经济学的。而且，恐怕也不好说这些作品就无自己的范式，只是此范式非彼范式（主流范式）罢了。然而，我们对主流范式是否极有信心呢？科斯那篇关于企业问题的开山之作，以及以后的诸多作品，多采取了讲故事的形式，与主流范式是不大合拍的，如果据此认为科斯的研究没有道理或前途，可能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结论。其次，这些作品提出并以自己独到的方式探讨了重要问题，特别是与其他类型作品相比时这一点较为突出。经济学总是面对现实的（过去的现实、现在的现实以及将来的现实），由此决定了它必然是问题导向的。提出并解释那些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学的活力和魅力所在。从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过程看，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一类"作品可能是对实际生活影响从而贡献最大的。因为它们触及到了可特定时期最重要的问题。其形式上的"不规范"，固然与现代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影响程度有关，同时也与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有关，至此想做出"好"或"坏"的判断就更困难了。

话说回来，以上所说的这种情形实际上反映了我们目前所处的窘境。就本书的论文选择而言，最好的一种情况是既符合现代经济学的某种范式，又触及到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这样的作品还不够多。把那些形式上追求主流规范，但对所讨论的问题本身没有实质性的推进，没有增加信息量的作品淘汰出局，不是一件难办的事，难办的是上面述及的"那一类"作品。提出这个问题，不意味着放松送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努力，更不意味着以为"那一类"作品已经令人满意，而是试图对目前阶段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有一个更为客观的理解和把握。这样讲也不仅是倡导一种"宽容"，从经济学的发展看，没有理由认为只能长久地存在一种范式，而不会有新的影响广泛的范式出现，其中包括源于中国学者的范式。同时我也相信，这个问题不仅是一本书的编选过程中遇到的，实际上还涉及到经济学发展的"中国道路"问题。在本书论文的选择中，"那一类"作品最终仍处在侯选的位置上，由此引出的问题远未到说清楚的地步。这里只是再次把问题提出来，算是把"球"踢给了以后和读者。

另一个问题是入选论文领域的包容性。编选一本论文集，总是要受到编选者知识、眼界、经历的局限。仅从研究者的角度说，这种局限性从另一个角度也可看成是研究工作中专业化分工的表现，因而未必一定是坏事。但作为编选者，特别是当编选工作的目的旨在推进整个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这种局限性当然是越小越好。在本书论文初选时，我们就注意到了不同领域的平衡。本书最终收入的论文涉及到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宏观经济政策、外贸和外汇、劳动力流动、国有企业改革、农业政策、制度变迁等论题，应该说体现了较强的包容性。讲求包容性并不仅是个不同领域之间的"平衡"问题，而是涉及到对众多领域特别是编选者不熟悉领域已经取得的经济学研究进展的认可和尊重。一次我偶然参加一个通常极易被"理论经济学家"们忽略的学科的会议，发现在这个领域中有一批学者在很认真地进行研究工作，他们有长期的资料积累，有稳定而独特的研究交流方式，有声望颇高的权威人士，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对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很有意义。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便以为不重要，可能是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考虑是，讲求包容性有助于研究工作中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到了靠专业化分工才能持续增长的时候，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大概同样如此。不在一个相当专门的领域长时间的积累知识，探求问题，要想在研究上有所突破恐怕很难。而这样的专业化发展必然导致研究领域的细化。我们所说的包容性实际上体现了对这一趋势的认可和鼓励。

二
　

下面简要介绍收入本书论文的主要内容，以使读者对其有一个概括了解。

涉及宏观经济分析的论文有4篇，所占比例最大。陈学彬的《非对称信息与政策信息披露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分析》一文，通过建立非对称信息宏观金融博弈分析模型，对非对称信息与政策信息披露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证明了在非对称条件下，提前披露政策信息的相关选择政策，比不披露政策信息的相机选择政策效应好，一般比单一规则政策效应差，但当政策制定者十分关心长期利益，货币政策目标趋于稳定，货币需求预测和货币供给控制精度较高时，前者的通胀平均水平、波动幅度及其不确定性都将大为降低，甚至可能达到或超过后者的水平。对于真实货币需求波动较大的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这一特点尤为重要。我国要实现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并无必要以单一规则取代相机选择。

秦朵则试图通过细致的数据分析，揭示"改革打破了我国货币需求关系的稳定性"、"货币供给的增长对总产出及通货膨胀都具有显著前导作用"等观点之基础实据的薄弱之处。在《改革以来的货币需求关系》一文中，她运用计量模型分析的结果，将这些薄弱之处归因于实据背后的货币数量论与我国转轨经济的不相适用。其主要结论是，一旦将特有的制度因素考虑进货币需求关系，我国的货币需求便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这意味着从长期看，货币是受需求关系支配的，即使从短期看，用货币量的超需求供给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自由度也不大。

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涉及到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与失业率之间复杂的关系。刘树成在《论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一文中，首先讨论了菲利普斯曲线的三种表达方式和两类变形，然后着重探讨菲利普斯曲线的第三种表达方式即表明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关系的曲线在我国曾经出现过的五种具有代表性的形状，分析了产生这五种不同形状的原因，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不存在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曲线关系虽然存在，但发生了陡峭型变形。作者通过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物价上涨的诸种因素。该文最后探讨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第二种表达方式即表明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关系的曲线在中国的特点，认为由于劳动力供求、国有企业改革与结构调整的因素，这一曲线表现得更为陡峭。

贺力平的论文《世界性通货膨胀的下降：一个长周期论的探讨》，针对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地不同程度出现的通货膨胀下降和经济平稳增长的新情形，试图从世界经济长周期转折的意义上予以理解和分析。作者指出导致70—80年代的世界性通货膨胀产生的几大因素已发生变化，这些因素包括以石油为中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市场经济国家中有偏误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恶性债务循环，传统中央计划经济的对外开放和体制转轨，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局面等。多年的通货膨胀经历加深了人们对通货膨胀危害的认识，并促使各国寻求反通货膨胀的制度创新，一些制度创新已深深植根于有关国家的政府政策和经济实践中。它们包括确立非通胀的宏观指导方针，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改革劳工市场，优化微观机制等。来自国际环境的改善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本书中讨论经济增长问题的论文有田晓文的《双向纯增量模型》。作者首先评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和新增长理论，指出其理论和方法上的重要缺陷，如注重物质资本而忽视人文社会资本，采用"剩余"法计算的综合要素生产率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资本投入总量无法正确测定，全部解释经济增长的做法本身就不可行等。在此基础上，作者构造了一个解释经济增长的新模型，用易于取得资料的增量代替了无法准确估量的总量，将人文社会资本和市场效率引人分析。该模型试图克服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缺陷，并将制度因素引入增长分析。用中国1978—1993年的实际资料进行经验检验后，结果拟合较好，证明了该模型的解释能力。

研究外贸和外汇问题的论文收入2篇：张曙光、张燕生、万中心《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实证分析》一文，采用可计算的局部均衡模型，选取了进口量较大、保护程度较高的25种产品(其国内产量占工农业GNP的35%，其进口量占当年总进口的30%)，计算我国贸易保护的代价。其具体步骤是：(1)计算25种产品的国内需求价格弹性和进口价格弹性和进口价格弹性、交叉弹性和供给弹性；(2)计算中国贸易保护的程度；(3)计算贸易自由化后国产品和进口品价格和数量的变化；(4)计算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收益；(5)计算贸易自由化的就业效应，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贸易保护程度为43.3%，比美国(35.2%)高，比日本(178.2%)低，贸易自由化后的消费者总剩余2800多亿元，消费者剩余比率为18.41%。

易纲、范敏在《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一文中，从购买力平价、汇率平价、经常项、资本项和货币政策等方面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其主要结论是：(1)1995年中美两国货币的购买力平价约为1美元合42元人民币，使得人民币比值近高于现行汇率的主要商品是非贸易品(住房、服务等)，按此估计，1995年中国的GDP为13750亿美元，人均1145美元。如果只考虑可贸易商品，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可贸易品购买力平价的估计值1995年为1：7.5。(2)用相对购买力平价分析发展中国家时要做修正，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期可能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而其汇率并不按比例贬值。因为在经济起飞的一段时间里，发展中国家的非贸易品(住房、服务)的涨价幅度远高于贸易品的涨幅。(3)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可贸易品生产力的提高速度一般高于发达国家，这也是人民币未来可能趋强的一个重要因素。(4)利率平价对人民币走势的解释和预测能力会越来越强。(5)中国应考虑以在贸易项下基本平衡，在经常账户下略有赤字，在资本项下略有盈余的格局来保持外汇供求平衡和汇率的稳定。

讨论农业问题的论文有卢锋的《比较优势与食物贸易结构》。国内外的研究普遍假定，在较为开放的贸易环境下，随着国内生产比较优势的下降，我国整个食物贸易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净进口大量增加的局面。该文则通过考察我国食物贸易数据，发现80年代以来我国在谷物等部分食物进口上升的同时，其他若干类具有较高附加值的食物产品(尤其是蔬菜、水果、水产品、肉类)的净出口量大幅度增加。与人们的一般印象相反，过去十多年间，我国食物部门以价值衡量的净出口量显著扩大。从供给方面看，我国在若干食物上表现出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是由农业要素禀赋条件及其规定的比较优势结构决定的。从需求角度看，上述食物出口扩大，是和消费者对不同食物收入需求弹性差异及其所诱致的世界食物市场结构的长期演变趋势一致的。因此，我国食物政策调整应突破传统观念，突出效率原则，充分利用食物部门内部不同产品之间的比较优势差异，以求更好地实现保障食物安全，提高农民收入，支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等多重发展目标。

讨论劳动力流动问题的论文收入2篇。李实的论文《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在经济转轨的特殊背景下，用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城市经济中"政府控制部门"和"市场主导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分析表明，由于政府控制部门实行平均主义的工资政策，造成了专业技术人员工资的低估和非专业技术人员工资的高估，其结果会造成政府控制部门专业技术劳动力的不断外流，这不仅降低了该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也导致了该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下降。在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它不仅会压低市场主导部门中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工资率的上升，而且意味着拉大政府控制部门与市场主导部门之间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工资率的差异。论文最后对四种相关的政策进行了模拟分析，认为政府控制部门只有按照市场规则确立工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在《四川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一文中，作者赵耀辉使用四川省1995年农村家计调查的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外出与否的决策过程，并且估计了外出工人与非外出工人，尤其是农村非农产业工人的收入差距。一个重要发现是，尽管外出工人的收入比非外出非农产业的工人高出许多，但农村劳动力的第一选择仍然是在农村非农产业工作。这些收入差别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被家乡与工作地的交通费用和在城市的住房费用解释，其余一部分可以用政府在农民工流动过程中收取的"证卡"费用解释。主要部分则来源于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存在着的巨大的隐形成本，而这些成本与政府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密切相关。这说明现行的劳动力流动政策造成了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农村劳动力进城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政策导致的过高流动成本使这一资源分配的改进无法充分实现。

本书收入的关于企业改革的论文有2篇。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国家融资》一文中，作者张春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形势迫切要求经济学研究从理论上对国有企业的诸多问题给出一个系统、一贯的解释。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企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市场的问题。国有企业问题根源在于从计划经济继承下来的以国家为中介的融资体制，即国家融资。解决国有企业的出路则在于培育资本市场，以市场经济的融资体制代替国家融资。为说明这一观点，该文界定了国家融资的具体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问题和"投入"问题。

林毅夫、蔡日方、李周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一文，从揭示现代企业制度两权分离的性质入手，讨论了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三个基本属性，指出在存在较充分竞争市场的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形成一种平均利润或平均成本，从而通过企业的实际利润水平与平均利润率的比较，获得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在于传统发展战略遗留下来的一系列政策负担使得企业缺乏公平竞争条件，因而利润率不能成为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如果没有竞争性的市场，私有化和产权改革的方法本身不能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因此，应从解除政策性负担出发，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使企业利润率成为考核其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在此基础上，制度创新的结果才会选择出最符合我国实际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利益集团或集体行动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之一。孙广振、张宇燕的《利益集团与"贾谊定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一文，参考M·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从利益集体的逐利行为入手，通过构建一个一般化的理论模型，将我国西汉时期著名思想家和政论家贾谊的见解放到一个数理分析框架里，从而对利益集团与治国者或立法者的博弈展开理论分析。M·奥尔森提出国家兴衰系于强大利益集团之自利行为，以及国家能否成功打碎它们的结论。这一观点与贾谊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安邦定国方略不谋而合。该文讨论了中央政府（立法集团）对利益集团的最优分化整合策略，以及中央政府的最优策略的社会福利涵义。

在《长期谈判的均衡问题：制度变迁和博弈》一文中，作者柯荣住认为尽管诺斯对长期制度变迁做出了成功的解释，但在微观方面忽视了下列五个特点：制度变迁的不一致性，制度变迁的不稳定性，制度变迁中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采取变革的实体在行为上的分配，变迁中的利益效应。该文给出了一个考虑到以上因素的模型，对非一次性成功的谈判中的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在给定的条件下，诺斯关于当期待收益大于期待成本时，其中某个机构会发生变革的论点无法得到证实。该模型还提出对科斯的两个定理进行改进的意见。此外，该文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议。

汪丁丁的《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一文，通过知识的互补性原则，即"知识各个局部之间通常存在着互相解释或互为强化的关系"以说明为什么通过分工和专业化能够产生递增的经济效益。作者给出了一个关于传统演化的简单和普通的数学表述，认为首先需要从哲学角度支持这里提出的"知识互补性原则"，其次才是经济学分析。该文的主旨在于为传统演化提供一个经济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