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宏观论坛秋季会议讨论的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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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所 盛洪:

9·11后的局势还需要进一步的判断。这次事件降低了人们对美国产权安全度的期待,导致各种操作的变化,如人们可能采用更安全但效率更低的方式进行交易,这会产生长期的影响。其他一些积极影响如增加军费开支、刺激军事工业等的影响是短期的而且是局部性的。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存在,国际上对美国的信心会降低,降低的表现将集中在两块,一个是资本要外流,这是大家都判断到的,因为美国的安全度会降低,市场价值会降低;另一个是美圆的地位会受到影响。首先跟资本外流有关,供求关系会导致美圆贬值。另外,美圆的地位不仅是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且是美国的军事实力、政治地位造就的,因为货币是一国政府发行的,它一直作为世界货币存在,会导致美圆地位的削弱。如果阿富汗战争迟迟没有结果,美圆的地位将进一步衰落,这种衰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的外汇储备结构就要去考虑,我们购买的美国的国债就要去考虑,因为它会到达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临界点有大幅度贬值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信心的降低、信用的降低、交易手段的降低还会造成其他方面的影响,如房地产价值评价的降低,纽约的房价就下降了。由于信心的降低使人们更多的使用现金,而放弃其他更高级的交易形式,会造成通缩的结果,这一点很重要。应该说9·11事件实质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冲击,美联储有非常成熟的应对办法,格林斯潘的办法跟87年是一样的,为商业银行提供充足的货币,否则对美国的股市的冲击将更厉害。由于采用先进交易手段,会使得大量现金从银行流出,货币的乘数效应会降低;同时,作为抵押物的房地产价值的降低也导致信贷的收缩。所以,美国是处在一个通缩的状态,因而美联储降息、日本降息、欧洲降息是非常正确的,但中国前不久升息,不可理解。人民币现在是在升值,黑市汇价提高,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中国要保证人民币不能相对于美圆升值。中国现在发展的阶段还达不到日本80年代、90年代那样子,日本就是在广岛协议后不恰当地提高了日圆对美圆的价值比,使其出口等都受到挫折。所以,面对全球的紧缩,中国应有与世界同步调的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

另外一点关于资本会流向欧洲的问题。欧盟许多国家同时也是北约的成员,现正在策应美国的对阿战争,其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是否比美国更温和一些还未定。另外一方面,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展速度比欧盟块,这点对资本的吸引力更大。所以,从美国外流的资本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欧洲,另一个将是中国,而且中国的比重会更大一些,对这一点不可低估。

天则所 茅于轼:

对美国资产安全度降低影响的看法。美国每年有1000多亿美圆的贸易逆差,主要靠大量国外投资,包括中国政府在美国购买的上千亿外债,还有全世界大量自由流通的美圆资产,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平衡,也就是他可以大量买外国货,外国大量在美国投资。由于美国资产安全性的降低,这种平衡方法可能会改变。大家不可能再大量在美国投资,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会出现问题,就不会更多地买外国货,这会影响到所有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国家,这个连带效应可能是相当大的。另外,欧盟与美国的相对地位、人民币与美圆的相对地位,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现在人民币相对于美圆有升值的趋势,但美圆本身在贬值,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所有货币都是浮动的框架下,我们的货币政策该如何考核?


亚行 汤敏:

谈三个问题,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欧洲的问题,利率问题。

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判定。在9·11之前我对美国经济还是比较悲观的,在U和V的争论中我偏向于U,9·11之后确实出现了许多的问题,但我们的判断一定要准确,否则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除了看问题,还要看9·11事件的另一面。如果说9·11之前,美国的货币当局、行政当局还没有完全动员起来,想让经济自发的走一段的趋势的话,那么9·11之后美国的货币当局、行政当局已经全部发动起来了,用一切手段刺激美国经济。这点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与9·11被袭、包括碳疽病造成的心理影响谁强谁弱还需要深入分析。比如碳疽病问题,20年前就有邮包炸弹事件,当时也曾造成短期的恐慌,事件长了人们就习以为常了,英国炸了那么多年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碳疽病会在短期造成一些心理影响,但在长期对金融、投资,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不可高估,高估会使判断出现偏差。

欧洲的问题不是谁当火车头的问题,同美国相比,欧洲的活力、结构性的问题在短期内解决不了。尽管IT产业会对美国的其它产业产生影响,但美国的调节能力很强,比如大规模地裁员,调整的速度很快,而欧洲、日本缺乏调节能力。上周参加了一个高盛的研讨会,他们整体的判断很一致。认为9·11事件短期会对美国产生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对美国经济的回升是一个刺激作用。对阿战争是局部的小规模的,影响有限,但对保安措施保安设备的加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远远超过对阿战争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对世界经济做出基本判断。报告说中国经济相对比较封闭,但根据我们的研究,依据外贸依存度来衡量,中国的开放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世界大国,扣除转口贸易的话也有25%的出口依存度。而对外资的依存度就更大,甚至比美国都大,世界经济对我国的影响很大,因此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很重要。

利率问题。降低利率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很必要的,但中国利率差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提高银行的利润率。不良资产是中国银行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然可以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转为财政来背,但美国的90年代初的政策是大幅度提高存贷利率差,增加银行的利润率,通过银行的利润来消化呆帐。现在中国的关键问题不是利率高了3个百分点,而是传导机制问题,我们有效率的企业拿不到贷款。要着重传导机制,从报告来看,股份制银行的贷款都在提高,所以要增加市场准入及加强中小银行的活力。去年开始的利率改革现在又停了下来,如果不实行浮动利率,使不同的银行的贷款利率有差别的话,作为商业活动的银行就不愿意贷款给风险比较大的企业。但风险大的企业回报率大,活力大,如果不能将贷款利率放开,但起码要增加浮动的程度。 财政政策问题。报告中提到的减税问题要十分慎重。我国的财政收入总的还比较低,现在搞减税有负面影响。减税加税是否能象美国一样有效?财政政策不象货币政策,影响面大。对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现在谈的多是国债发行过多的问题,但根据我们的计算,从2000年起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在逐渐淡出。看财政政策不要看国债的数字,而要看财政赤字,我们的财政赤字在1999年最大,2000年减小,2001年更小。实际上在淡出,当然淡出的速度可以更快一些。现在的问题是税收不合理,一部分的人和企业承担相当一部分,其他的逃税很严重。税收还有收入调节的问题,现在提减税要十分慎重。通过五年的调节慢慢使财政收入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如果减税而不注重结构性的调整,五年前的问题还会出现。


湘财证券 宫玉松:

谈股票方面的几个问题。股市扩容基本停止,9月份没有新股上市,股市最基本的融资功能已经丧失。上市公司的质量不高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美国的蓝筹股而言,我国的上市公司的质量是不高的,但相对于非上市公司而言,质量还是好的,许多上市公司都是行业的龙头,佼佼者。关于政府救市的问题,股市已经进入市场主导期,政府主导应该逐渐淡出,不应该救市是对的。但在现在这个背景下,股市暴跌,已经造成股灾,再提不要干预可能不合适。现在也不需要政府救市、托市,只要政府将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取消就行了,修正以前的一些错误做法。如国有股减持,不是减持方案本身,而是减持价格的问题,按市场价来减持就是跟市场来抢钱;还有如上市公司盲目增发的问题,政府的监管要跟上。不需要政府救市,但解铃还须系玲人,国有股减持是诱发股市暴跌的导火索,还需要政府解决。还有,现在许多人对股市暴迭麻木不仁,辛灾乐祸,股市暴迭已经造成股灾,股灾进一步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会引发社会动荡,造成社会危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股市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但现在所谓的规范市场损害最大的就是投资者的利益。许多人在2000点以上时大谈财富效应,当跌到1600点以下时反过来大谈股市风险,难道股价越低风险越大吗?


大军经济观察中心 仲大军:

我们中心也一直在紧跟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早在今年3月份时,我们就预测美国经济会衰退并将持续1-2年,美国利率在年中会下降到3%,现在都实现了。9·11事件只不过是在倾斜的天平上又增加了一颗砝码,使美国经济更加恶化。要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做分析。日本在80年代末股市崩溃导致10年经济危机,美国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呢?我们的研究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今天的美国和当年的日本有共同的规律。日本当年股市涨到4万点后崩溃导致10年不振。日本当年是制造业的神话,股市泡沫大量海外投资,有收购美国的说法。美国是高科技神话,高科技有巨大的诱惑力,给人财富错觉,以为有了高科技就有了高赢利,风险投资等各种投资就来了,到衰退时财富损失,后续投资能力下降,大约要经过1-2年。张老师对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进而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有数字判断,对中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中国经济存在什么问题?国内的观点都雷同,而且是窠臼式的。中国经济不是投资不足、民营经济发展、收税过多、挤出效应等问题,而是存在一个机制上的重大矛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补充一下9月份的最新数据,长期贷款同比减少100亿元,短期贷款同比减少1035亿元,中期流动资金贷款减少594亿元,加起来减少了166亿。什么原因导致贷款下降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出现了。表现在,中国现在的收益分配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不同,许多企业是民营企业私营企业,老板的收入与职工收入差距很大。由于收入分层,高收入者形成了大量的剩余资本,无法投资,沉淀下来成为死资金,另一部分去了股市。尽管M2的增速超过GDP和物价增速之和,但社会资金依然短缺,说明一大部分资金沉淀下来了。中国没有富人消费,私营企业家的收入无法消费、无法投资,只能变成死钱。传统的"货币供应增速=GDP增速+物价上涨率"的公式已经失灵,货币供应量永远是不足的。在此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发展,没有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的经济早就滑坡了。说到底是资本主义机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富人消费,中国的富人有钱不敢花。而且中国有一大批靠寻租靠权力靠官僚得到的资本,比如沈阳马向东一个人就贪污3000多万,这么多的贪官,货币怎么能够用呢?这些事实并没有被我们的经济学家观察到,这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所以国债还得发。


社科院 戴圆晨:

财政与税收的问题。社会的普遍看法是,一方面搞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搞加强税收征管,二者抵消了。实际上不是,从宏观来说,所有的税收都用出去了,增加的2000多个亿都支出了,不够的才用国债来弥补。现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才恢复到13%,富裕的大市大省财政较宽裕,但全国有500多个赤字县,占到全国的1/4。如果搞农村税费改革,还要扩大赤字县的规模,而非赤字县的农村财政也趋于崩溃,富裕县的义务教育负担加重,要增加几千万的义务教育经费。所以减税现在不可行,在改革初期减少财政收入是有效的,但现在不具备条件。这几年税收的增加主要靠加强征管,制度未变化。如果不是减税而是从税制合理化的角度来说,把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看齐是合理的。但出发点是税制合理化,而且可以通过税率的调整来保证税收不受影响。

民间资本的问题。民间资本的发展要起来受制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利润预期,如果不出现通涨,或者物价上涨,预期不好,投资就不会主动;另一个是欠缺相应的中介组织即民间金融机构。民间投资要起来必须有民间金融机构,但现在的一个趋势是削弱民间金融组织,如温州就规定城市信用社要被国有商业银行兼并,尽管它经营得很好,不良资产比国有银行低。管理者没有注意到,越是堵这些民间金融机构,越是把金融赶到非法民间金融上去了。现在非法民间金融机构在发达地区很活跃,支撑着民间对资本的需要,但它得利率高,渠道也不畅通。还有,考虑民间投资一定要考虑到地区差距,在发达地区政府投资退出,民间投资跟进是对的,但在西北等不发达地区难度就很大。现在一些地方提出了经营城市的概念,在发达地区可以交给民间资本去做,但在不发达地区就做不到。总的来说,完全强调民间投资是不够的。


天则所 茅于轼:

补充一点。增加税收和增加政府开支是否能抵消?一方面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增加政府支出把钱花掉,从帐面上来看是相等的,但从对经济活力的影响来看是不同的。税收征上来的一元钱对经济活力的损害作用要大于政府支出的一元钱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道理很简单,为什么金融业能赚钱,美国的金融业每年赚上万亿?把钱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钱就赚到了。从税收增加到政府开支,钱挪一下位置,经济效益就出来了。

社科院 裘元伦:

9·11实践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正在显露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现在看,直接的短期的打击损失是明显的,但并没有损害西方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一领导地位主要靠三个方面:经济总量,而且是有质量的总量;高科技优势;货币优势。分析一下9·11事件对三大优势的影响:从经济总量来看,增速暂时会减缓,但同时考虑质量因素,对减缓不可高估;货币优势,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被树立了绝对安全的形象,作为货币美圆是最后的最保险的避风港;这两点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但不可估计太高,而高科技没有丝毫动摇。9月12日到14日美联储一下子拿出1180亿元投入银行系统,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拿出了近2000亿元,动作很快而且是和欧洲联合的。所以9·11事件短期会有直接的影响,但丝毫没有打击西方经济的基础主导地位,对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

对中国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对法律规范的要求更严厉,从到机场的检查到新一轮WTO谈判。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么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心,在新一轮WTO谈判中得到更大的余地。


社科院 冯兴元:

关于存贷款利率保持一定量差的问题,这在西方已经有成熟的理论,即最新诺奖得主斯蒂格里茨的金融约束理论。指的是银行本身而不是政府确定了存款利率然后再确定贷款利率,这样有一个Margin,此Margin是基于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在中国不讲这个背景,直接套用汤敏的话就变成了政府直接定存款利率再定一个贷款利率 ,这就跟斯蒂格里茨的理论完全不同了。引深到利率放开的秩序的问题,是先放开存款利率还是先放开贷款利率呢?可能是贷款利率先放开更好一些,更容易把资产组合的风险定价考虑进去。这方面在德国的银行有成功的经验,将整个贷款组合做一个风险定价,不只看某一个中小企业有无还款能力。

关于报告中提到的企业发债机制问题,德国有成型的两合公司,机制是一样的,公司负有限责任,股东负无限责任。但这类公司占公司总数的比重很小,是否是这种机制只适合某些规模的企业。

关于投资的问题。现在好多人说好的投资项目少了,从中央政府来看,好的投资项目是少了,因为中央只负责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但如果将地方政府也纳入进去,某些区域可能还有好的项目。这主要指基础设施方面,工商业的投资也少了,肯定是结构方面有问题了。今天谈的主要是需求,但供给方面我们也有问题,可能涉及到科技创新方面的问题。


社科院 李成贵:

最近社科院的蓝皮书谈到国债对民间投资没有挤出效应,税收增长快是因为打击走私,与本报告不一致,有点困惑。关于宏观经济形势一个大问题是城乡经济关系的问题,9亿农民动不起来经济就活不起来,但农民现在受到迫害。


天则所 茅于轼:

宋国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太多,应减少农民。农民主要是生产吃的,现在占总人口70%的农民生产东西给总人口30%城里人吃,收入高不了;如果反过来,占总人口20%的农民生产东西给总人口80%城里人吃,收入就提高了。根本问题是减少农业人口。


建设银行 冯艾玲:

9·11之前,8月中旬在美国访问,从东到西会见了三四十家大投资机构负责人,他们对美国经济的看法有四点共同之处:美国经济的衰退已经到了一个时期,有了心理准备;认为政府的减税政策是有效果的,已经看到了苗头;美国的消费旺盛;最不乐观的是美国的出口。他们认为美国的科研一直在强劲的进行,期待着在高科技领域、IT领域新的进展。9·11事件对美国最大的影响就是对消费的打击,比如旅游业,现在很少有人出门。但对美国经济长期的影响的判断,比如由V型转为直线下滑型,现在过早。美国经济有一点是欧洲无法比的,就是活力,而且调整有力度。许多事件现在都是未定的,对阿战争要持续多长,从布什在APEC的讲话来看,只要抓住了拉登,对美国国内民众有个交代,战争就会很快结束,全力抓经济。

对我国的影响也要有所准备,主要是资产安全性降低,货币政策的影响不是短期的。

对国内的货币政策问题。总的看政策是相对平稳的,操作上也没有大的问题,但同时也反映出了许多结构性的矛盾,突出的就是相当多有活力的企业拿不到贷款。在货币供应足够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在于我们的银行体系。我国银行机构的设置有特殊性,不是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来设立的,四大国有银行占到70%的金融资产,而且经营机构遍及全国各地。但与国外的商业银行相比我们的国有银行的行为机制不同。国外银行要求回报率,而我们政府对国有银行没有回报率方面的指标,银行无经营压力。政府给银行什么样的压力,银行就会朝什么导向走。为什么今年的贷款少了1000多个亿呢?朱总理强调了对不良资产的控制。各总行对分行的贷款指导意见也是强调控制不良资产,分支机构不敢贷款;总行为了控制风险,要求分支机构将存款上缴,统一放给了大企业,地方有活力的企业也就拿不到贷款了。

中国银行 王元龙:

面对9·11的影响,非常同意报告提出的挖掘内部潜力,减弱外部影响的政策建议。

对货币政策的意见。商业银行必须靠贷款生存,贷款额度为什么会下降呢?现在对风险控制非常严格,每家银行必须下降2-3%的不良资产,总理已经下了死令,必须完成,而且指标已经层层分解到各分支机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贷款的发放。比如中行吉林分行,按照人行的贷款通则,吉林省无一个可贷款的项目。有些项目尽管有风险,但还是可以贷的,政策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单纯为了防范风险而防范风险,银行就无法发展。只要发放贷款,就会有不良资产,将其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值得研究。但商业银行不是投行,有稳健性要求,必须防范商业风险。各行都建立了严密的风险防范体系,对风险的防范都非常严格,同时也制约了贷款的增加。需要在体制和政策方面做一些调整。 关于企业有限责任和个人无限责任结合建立企业发债制度的思路很好,对贷款也是同一个道理。不敢贷款主要是因为重视抵押和担保,好的项目可能是民营企业,对他的担保可能产生怀疑。今后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是好的途径,同时也要注意另一个方面。如果法人代表的个人资产只有1千万,作为无限责任去担保几个亿的贷款,他担保得了吗?会不会产生道德风险?他用1千万的个人资产去换取几个亿的贷款。所以,在操作上还需要推敲。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同意报告提出的慎动。最近国外的媒体来拜访我们时常问人民币会不会贬值,他们希望贬值。我不主张。


国务院发展中心 张立群:

同意天则所对形势分析的基本结论。我们的研究是内部经济形势在好转,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加大。在这种情况下的政策取向应该是"稳定宏观,改善微观"。同时加大政策调整的弹性,留有余地,比如增发国债,一旦明年世界经济形势出现重大情况,有对应的余地。

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很重要,下面谈一下我们对投资的专项分析。根据我们的研究,有以下特点。一,由政策性推动转向政策与市场双向推动,一定程度上,投资自发增长的能力增强了。表现在两个方面: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投资、其它投资幅度在2000年后总量明显加大,所占比重明显上升,而国债投资在统计口径上基本上通过基本建设投资反映出来,可以看出政策投资在直接投资增长中的比重在下降;从来源看,预算内资金同自筹资金、银行贷款、外资比较来看,预算内资金的比重大幅下降,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政策投资或者国债投资的作用是在减弱。不应忽视政策在支持投资增长中的作用,也应看到其它一些非政策因素在支持投资增长中的作用在明显增强,这点需要特别注意。二、一些新的投资领域在拓展。如房地产投资,随着城市化的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消费贷款的推出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从实际来看城市居民的消费也确实指向住房方面,房地产投资两年来高速增长是引人注目的。同时,包括与新经济相关联的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更新改造等一批新的投资领域也在扩大,城市化带来的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形成的区域投资领域也在扩大。总的看,投资领域比98年有明显扩大。三、投资愿望有所增强。随着经济景气度的增强,投资者的投资愿望也在增强。中国总体上经济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大多数人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愿望还很强烈。在就业压力增大、微观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各方面发展的努力在加大。民营经济千方百计在寻求新的发展,也导致投资动力在增强。总的来看,投资自发增长的能力在增强。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走势看得很清楚,99年增长5.2%,2000年增长9.3%,今年1-3季度增长15.8%,同口径年增幅在不断提高。

当然限制投资增长的因素也存在。市场化投资受市场环境的制约很大。当前国际性的通货紧缩对中国会有影响,比如人民币可能升值将直接影响国内市场价格,也就是说国际价格下降肯定会对国内价格产生明显影响,包括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下降。在这种紧缩的状态下,对中国整个经济景气度和国内紧缩程度都会有影响,这种影响会对市场引导的投资预期有不利影响,这是需要看到的。再一个方面就是投资刺激方面的约束,现在整个投融资体系的产权不清晰,市场的风险释放能力很差,一旦风险加大,政府承担的风险加大就会控制不良资产不良贷款的增加,会直接影响投资资金的供给,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限制口。

对未来投资可做两个方面的判断:一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国债投资还要继续下去,另一方面政府支持投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还要保持下去。更关键的是对投融资体制的改革,积极地将居民的财产产权关系引入投融资活动中去,增强我们投融资体制和机制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真正把我国市场主导的投资通过机制的转换推倒一个健康的轨道上来。


天则所 茅于轼:

如果因为世界经济下降使得国际商品价格下降,使得我们的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导致我们的国内商品价格的下降,这样的通货紧缩对我们是有利的。


国家统计局 万东华:

今年的财政收入超增长,有一些不可比因素。如车征费改成征税,还有国有股减持等,扣除这些影响今年的财政增加和前几年差不多。

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好的,表现为较快的速度、较好的质量、较低的价格和不断优化的结构。报告对今年经济增长前高后低的幅度没有提到,实际上,许多指标到9月份已经下降,如企业利润。减缓的不只是经济的一个指标,货币供应量、企业效益、市场价格都出现了明显减少的势头。尽管今年经济增幅比去年减少了零点几个百分点,但M1、M2减缓的幅度要远远大于它,一个是5个百分点,一个是8个百分点;价格走势上半年由低到高,所以提出防通胀,下半年由高到低,9月份是一个负数,下降了0.1%。这样,可能报告的预测结果有点小问题,第一,投资增长9月当月增速回落,8月份外资增长27%,9月份只有14%,第四季度继续攀高的可能性不大;第二,居民消费价格四季度比三季度高似乎也不可能,从现在看明显是回落的。

对明年的经济形势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总体还会保持一个快速的增长,但速度会比今年减缓,预期是7%左右。依据有:1、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9·11事件的影响。我个人认为9·11事件会延缓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但不能改变复苏的大趋势。从美国经济固有的活力以及美国政府采取的大力度财政货币政策来看,到明年上半年或稍晚的时候,美国经济会出现回升。尽管国际机构调低今年的预测,但普遍认为明年比今年要好。2、明年世界经济、美国经济会好转,但对我国不一定是很好的环境,因为中国经济相对于世界经济有一个半年甚至更长的滞后期。比如美国去年从下半年经济开始减速,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在今年二季度显露出来,一季度的各项指标都不错。所以,今年四季度乃至明年上半年中国还会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国际经济环境,尤其是出口。但吸引外资的增长一定程度上能抵消出口的减少。今年1-3季度直接外资增长20%多,同比增加56亿美圆,相应外贸顺差也减少56亿美圆。3、内需的动力明年可能还会比现在强一些。加入WTO的大背景下,一些领域更开放,法规更透明,会促进民间投资,也会刺激居民消费。基于上述判断,个人认为明年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稳为主,稳中求进,适时调整,不要有大的动荡。

国家信息中心 秦海:

同意报告的基本观点,补充两个方面的看法。第一,911事件、10·8事件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9·11之前美国经济已处于泡沫状态,RECT领域有6000多亿资金沉淀,但这些资金有很大的替代性互补性,可以大规模的转移,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差。9·11事件是在上坡时推了一把,而不是下坡时从后面推一把,9·11后这部分资金照常转移,打击的主要是消费者的信心。突出表现在能源、航空和旅游业。但国际石油价格基本稳定在28-31美圆,国内价格高主要是因为加了运输费用还收了关税,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内部。第二,宏观经济政策。从三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与97年之前相比并不显著。今后更多的要从收入分配政策方面考虑,如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转变,能源政策的调整等。


社科院 袁钢明:

对形势的判断基本同意报告的观点,要挖内需,但想朝这个方向再推一步。从8月份开始内需增长比不上外需的下降,各种数字表明内需不能弥补外需,而且内需也出现了下降,投资消费都下降;通胀的迹象全面消失,下滑和通缩的可能会重来,整本上收缩风险大于扩张风险。对国际形势,我倾向有可能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大的衰退,需要重新估计。年中以来对政策选择做了一些变化,重点放在出口上,千方百计扩大出口,财政货币政策基本不变,国债继续发,货币继续控制,利率还有些上升,如再贴现率调高了。我要对上述政策做一些评价。

1、重点放在出口上,而没有放在挖内需潜力上,有问题。支持出口的力度太大,在汇率管制等制度不动的情况下,各地搞了很多的措施,如财政贴息,财政抵押贷款,力度远超过内需,而且是得不偿失的。

2、货币方面还在收缩。8、9月份M2低于目标,而且是加上资本市场保证金后,本来目标就有点低;货币发不出去的问题没有找到,金融安全控制力度加强,如长春支行的贷款指标、能力全部丧失,甘肃的存款全上交中央行。

3、财政集中的力度没有减弱。这两天才觉得现行得财政政策应叫"集中财政"比较合适,而不是什么扩张财政政策、税极财政政策,集中了国债,集中了税,集中了项目。从下半年来看,把财政政策长期化的倾向很明显。

对下一步的政策建议、政策选择:1、短期政策难以选择。宏观短期政策已变成了体制问题,比如货币发出去就成了坏帐,是微观机制有问题。从兰州的调查看,民营企业也想找政府担保,而得到政府担保后就不还了。银行看上去好象安全了,实际更不安全了,不敢贷款,所以要反思债转股等政策。就算微观机制搞好了,我们的货币政策目标也紧了,把防通胀的目标太紧了。利率也有问题,上月提高了商业票据的再贴现率,中央认为商业票据的量扩张太快了,比正常渠道快得多,所以不降低中央的利率而提高商业票据的再贴现率,反映出结构性调整也有问题。货币的问题应向放松管制、放松金融方面靠。2、出口方面还是有点效果,放活了一些企业的经营权,有一点体制方向。3、财政还是要改变目前集中化的趋势。


计委经济所 宋立:

对9·11事件的看法:9·11之前美国股市只是挤泡沫,经济增长的链条未断,但9·11之后链条可能出了问题,对此宁看重而不看轻。在此情况下,更应把扩大内需的重要性突出来。这几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思路有问题,应借这件事把它拧过来。财政政策应从抬牛腿向牵牛鼻子转,我一直主张减税,对股份制银行的营业税率由5减到4,信用社由5减到3,而对四大行的县级支行机构是否减税,权力应交给县里,服务得好就减。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的财政转移制度要重视。货币政策应从稳中偏紧向适度积极转变,不论是降利率还是扩大供应量;同时坚决疏通传导机制。但这几年思路有问题,一直在倒爬楼梯。中国的货币传导重要靠信贷,但这几年央行主要抓货币市场,其作用只是金融机构里面的小循环畅通了,而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大循环并不畅通,下一步要加强担保机构的建设,同时开放柜台市场、二板市场。


国务院体改办 高书生:

宏观经济政策一定要关注就业问题,从长期看,我国的就业问题十分严重。但现在更要关注结构性的失业问题。由于就业问题突出,现在产生了两个趋势。1、就业压力向社会保障的转移,一个重要因素是提前退休。根据全国典型调查,失业人员中约有29%是提前退休,减少了社保收入的同时增加了社保支出,2000年二者的差额达到100亿元。这两年许多增加的税收都放在了养老上,2000年中央财政的养老支出达到300亿。2、盲目扩大了最低保障线。对贫困人口应该救济,但太大了就会出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 钟伟:

报告的题目可改为"弱化政府控制,加大刺激内需"。97年以来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少,但GDP增速一直是七上八下,那么长期的经济不景气肯定不在政策,而是政府管制。政府管制恰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比如农民要增收必须走非农民化,但非农化的最大障碍就是来自政府。97年以来,经济不好已成为政府管制的借口,集中财政集中金融,越不好越集中,所以关键是弱化政府管制,将其打下去,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了。


胡必亮:

从财政来看,资金由企业使用效率更高,但多收税,企业运用的资金由政府集中了,效率低了;从金融来看,资金由民间金融机构运用效率高,但要把民间金融机构关掉,资金由政府机构集中使用,效率又低了。整个财政金融都是用低效率的体制代替高效率的体制,这种背景下谈宏观政策无意义。


天则所 张曙光:

在反危机中政府要起作用,但政府支配的资源也多了,权力也扩大了,危机后政府如何淡化出来,确实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