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宏观论坛秋季会议讨论的主要情况

作者:天则经济研究所 累计浏览:

盛洪: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是搞宏观经济一个季度报告,这次又到一个季度了,我们一如既往做这样一个论坛,论坛上的形式以张老师的报告为主,张老师先跟大家讲一讲,然后大家围绕这个报告做一个讨论。

张曙光:谢谢大家。我们的会规模也不大,就是一个小范围的讨论。现在做宏观的很多,我们和别人一个很大的区别,不在于对宏观的数据,未来的走势做更多的讨论,重点还是想分析一些问题。三季度的数据已经出来了,大概大家都知道了,GDP一到九月份是10.7,三季度是10.4,工业增加值,一到四月份是17.2,三季度是16.2,出口是26.5,进口是21.7,投资是27.3,消费12.6,价格是1.3,货币供应量是33万亿,贷款是22万亿,大体的状况是这么一个数据。问题是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这里文章的架构基本上还是原来的状况,前两部分是一个基本情况的描述,第三部分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现在是这么判断的,由于咱们政府采取了紧缩政策的效应初步显现,所以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开始趋缓,GDP和工业增加值是10.4和1
9.2,比上季度回落0.5和1.5个百分点。但是整个的经济还在高位运行,三季度是10.7和17.2,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消费是稳中趋升 ,投资需求依然强劲,进出口在继续扩大,所以外部需求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走势看,咱们第四季度在这个形势之下还会进一步回落,回落到10.2左右,今年上半年全年经济增长在10.5上下。

但是我觉得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容乐观,一个能耗上升,一个污染严重,一个生态破坏,还有结构失衡,特别是内外经济结构的失衡。这是长期对外向形经济和优惠鼓励的必然结果。目前本来是一个短期宏观波动问题,变成一个长期经济发展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说良好的宏观态势,在很大程度是依靠牺牲资源、配置效果,和扭曲经济结构取得的。这是我对于目前经济状况做这么一个总体上的判断和分析。

下面讨论几项政策,一个讨论一下货币政策,一个讨论一下土地政策,一个讨论一下经贸政策,主要是贸易政策。咱们从四月份紧缩以来,央行采取了两项升息,两项提高准备金率。到了现在货币供应和贷款投放都有所趋缓,但是这个趋缓也证明最近报纸上讲,他的基础并不稳固,实际上报纸讲了三个道理,我觉得是三个原由。一个是货币供应量M2增长减慢,而M1和M0增长加快,表明高能货币增加,流动性依旧过多。再一个,贷款实际上没有降,本外币贷款和人民币贷款的增速比上半年只回落了0.27和0.01个百分点,贷款基本上持平,没有多大的变化。还有一个现在报纸上讲的,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回落较多,而长期贷款增长较快。可见,紧缩减少的贷款数量只是抵消了银行流动性的增长。其基本原因仍然在于,随着外汇占款大量增加而被动增加的基础货币投放,成为货币和贷款增加的源头,我们的政策操作没有从货币增加的源头下手,而只是在它的支流上做文章。虽然央行9月放大了汇率浮动幅度,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询价交易市场盘中价格与中间价相比的日间波幅,有十多次达到0.1%以上,并在9月下旬的8个交易日里实现了"五级跳",连续拿下了7.94、7.93、7.92、7.91和7.90关口,人们似乎看到了汇率管制放松的迹象。但是,后来的操作又重回以前严格管制的老路,表明这种操作是政治需要大于经济目标。因为正好下旬是美国财政部长访华的前后,做了这么些操作。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说一下,咱们一到九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2.76万亿元,比央行年初确定的全年控制目标2.5万亿,超出0.26万亿元。按照现在的状况算,今年有可能达到和超过3.3万亿元,超出央行控制目标30%以上。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都是一种决策上的失误,必然影响货币当局的威信。它与我们政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来今年经济增长8%一样,都是明显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我们却要这么说,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政策当局不是按照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实际办事,而是总想让实践按照自己的节拍跳舞。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今年初说8%的时候大家说肯定不可能,现在说2.5万亿很多人也怀疑,现在事实说明这个问题。

从国六条和国十五条发布以后,房地产调控一直是本次宏观紧缩的一个重点。在这以后,国土资源部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土地管理为例,9月5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出让、土地审批、土地征用、土地收益分配、土地监管、征地保护、土地管理责任等做出了规定。接着,又严肃处理了郑州市违法批准征地14877亩,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事件。国土资源部还下发了通知,提高建设用地审批门槛,从五个方面把建设用地的审批报批事情严格审查,同时也提高了工业用地的价格。我觉得这些措施有很多是必要的,但是他的作用又是相当有限的。为什么这么说?咱们可以分析这个问题,土地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是财富之母,万物之源,在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中作用非常重要。它是农民生存和农业发展的保证,是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的基础,是地方财政和地方融资的来源,因而也成为利益争夺和社会冲突的焦点。想当年一个土地联产承包政策的决策,曾经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为整个改革指明了方向和创造了条件。但是今天的政策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效果?看来还是政策本身有问题。土地承保的基点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开放市场,给农民自主决策,自由选择的权利,而现行土地政策是以行政监管和审批为中心,作为主体的农民则处于被动和受恩赐的地位,在强势政府和强势利益集团面前,只能任其所为,而无维权之力。如果要解决土地问题,就要在界定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和发展土地市场上下工夫。虽然现在实行土地的私有化是不可能的,也不见得有利,但是明确界定和切实保护农户的土地使用权则是可以做到的,如果真想这样做的话,我想首先要严格区分公共目的和商业目的,政府征地只能限于道路、交通、水利等公共用途,并且要解决农民的就业和问题。至于说建大学城、搞开发区和商品房建设都非公共目的,而是政绩工程和商业目的,前者不能搞,谁搞拿谁是问,而不是仅仅抓一个郑州龙子湖高校园区,而放纵比如说杭州、广州、西安,还有一些中等城市,你到各地区都是这样,占地可能相当多了。现在咱们只是提一下,我想不解决这个问题,那是谁碰上谁倒霉。所以后者要逐渐培育和发展土地市场,一方面除了税收以外,政府和官员不能向市场伸手。另一方面,政府又要保护市场的正常运作,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主要是站在弱势的农民一边,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我想这是土地政策的问题。

下面关于贸易政策,我觉得需要做一个全面的调整,因为现在出口高速增长,顺差扩大,外汇储备的积累,确实成为当前一个重大问题。一到九月贸易顺差是1096亿美元,9月末外汇贮备 是9879亿美元,年末分别突破1500亿和1万亿美元已经不成问题。现在围绕经贸政策又有争论,一个突出的观点是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汇率升值不仅不能解决贸易顺差高企和内外经济失衡,反而有可能使其进一步加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趋缓,也成为有关当局高度关注的问题。大有对外向型经济的优惠和鼓励政策不用调整或者暂缓调整的意思。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讨论,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的确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在2005年占到贸易顺差的83%,今年还要高,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而且,双顺差也高度相关,共同促成外汇储备的积累。因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一方面扩大了资本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增加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和出口,扩大了贸易顺差,不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来讨论中国内外经济关系,既无法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做成正确的理解,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就此而论,这种观点确实是有道理的。但是咱们内外经济的失衡,和贸易顺差的扩大,是改革以来实行政策的一个结果,这些政策包括汇率低估、税收优惠、贷款扶植、低地价、低劳工成本等,所有这些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有些政策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在负面作用呈现以后,确实需要逐步加以调整。最近政府也做了一些调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9月14日下发的关于调整部分出口商品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应当充分肯定,这里面有三项,一项是取消了部分商品出口退税,一个是降低了出口退税率,一个是提高了一些重大技术设备和高技术产品出口退税率,我觉得有升有降的调整是对的。不过从调整的类别来看,这一调整与其是针对内外经济失衡,不如说针对某些部门和产品过快增长。因此除了纺织品和家具以外,其他取消和调整出口退税率的税号,基本上不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当然由于纺织品出口比较大,这一调整也许会在保税政策期满以后,减少一些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但是还有一个过渡期。

既然说内外贸易顺差的扩大, 内外失衡是一系列优惠政策的结果,就需要对这些优惠政策做出调整。更何况这些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单一调整未必能够达到目的。就拿外商直接投资来说,今年确实有一点直接投资减少。但是你可以看到外商在一些领域的进入非常快,就是外商并购中国企业。上半年北京外汇按揭钱有7亿多美元,近期雷凯并购徐工、法国SEB并购苏泊偶、沃尔玛收购好又多等,为此建设部、外管局等6部委发布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9月1日发布了关于规范外资流入房地产市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等通知,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应当进一步完善,因为坚持开放和必要的管制并不矛盾。与此有关,外商投资增长趋缓也属正常。因为,在国际收支帐户中,外资购并并不列入外商直接投资,而是计在证券投资项下,证券投资的增长取代了一部分直接投资。但是,有关方面却感到问题的严重,一方面继续推迟对外资"超国民待遇"政策的调整,据说,炒了几年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法案最近才被国务院原则通过。另一方面,又简单以人均引资水平为据,认为中国吸引的外资并不多,而且要更加积极的吸引外资。不错,中国人均吸引外商投资47美元,低于发达国家人均534美元和发展中国家107亿美元的水平。同时,中国的确需要坚持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的方针政策。但是,以人均引资水平为据是否恰当?我觉得值得怀疑。因为中国人口大国的国情决定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引资也许不需要,也不可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水平。咱们想一想,如果中国达到这个水平又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现在是40几美元,你达到100美元,达到500美元是一个什么结果。所以我觉得恰当的判断中国吸引外资多少的判据,应该是消化吸收的能力,应该是资金供求的状况,应该是内外经济均衡的情况。所以就这个判据而论,我觉得中国目前确实吸引外资的水平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因为竞争吸引外资很多东西是不考虑这些东西的。 我们政策调整应该在引资质量上下工夫。

还有一个问题,以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占主导地位和引进外资趋降为由,否认汇率调整是没有道理的。汇率升值不仅有双顺差进一步扩大和外汇储备持续积累的原因,也有可贸品部门,劳动 生产率提高和成本下降的依据。汇率升值是向均衡水平调整,是消除扭曲造成的负面影响。所以,生值其所以对出口没有产生影响,不是由于升值没有作用,而是由于升值的不够,不足以改变某些出口产品的成本收益结构和人们的预期。即使升值的幅度加大,其他方面的政策调整跟上,这种情况的改变恐怕也不可能立即出现,而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现在不是单独调整某一项经贸政策,也不是停止汇率升值的进程,而是如何通盘考虑,在用足汇率浮动,和进一步扩大浮动区间的同时,对经贸政策和其他方面的政策做出进一步全面的调整。

关于体制上的问题,我们想进一步分析政策体制后面的原因。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讲能耗上升和污染扩大体制上的原因,一个讲咱们现在财政违规背后的体制背景。咱们"十一五"确定节能降耗目标20%,每年是4%。但是,上半年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大概第三季度也没有什么改善。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05年能耗的指标,大概全国万元GDP平均能耗1.22吨标准煤,最低是北京市,0.8吨,不到全国2/3,最高是宁夏,4.14吨,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9倍,低于和达到平均水平有11个省,只占1/3。后来又公布上半年能耗指标和污染排放指标,大概上半年在GDP增长10.9%的同时,单位能耗同比上升了0.8%。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是689。6万吨,二氧化硫排放是1274.6万吨,分别增长了3.7%和4.2%。

面对这个形势,国务院8月23号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紧接着9月7号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报告2004,,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是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2784亿元,GDP污染扣减指数为1.8%。报告估计,2006年中国治理新产生的污染需要10800亿元,约占当年GDP的6.8%。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固然让人欣慰,但是这个增长是依靠巨大资源消耗支撑的,是由严重的环境代价换来的,所以就经济增长质量来看,确实没有值得夸耀的地方。尽管我们对此有了一定的认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甚至把这些目标和口号叫的很响。但是现实总在与人们开玩笑。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中,国家的发展目标是重要的,它关系到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成败,但是国家目标如果和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对立起来,其结果是既无国家的富强,也无个人和企业的发展。咱们过去是只有国家目标,没有企业目标,结果既没有国家富强,也没有个人的富裕。如果这两个目标不一致的话,到头来可能实现不了国家目标和社会进步。而只能是个别企业的目标,只有这两个东西能够一致起来,有了一个内在的一致性,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觉得关键不在于提出和确立有效国家发展目标,更重要是要把构建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个人和企业的利益追求与实现国家目标能够一致起来。使得个人追求的过程就是实现国家目标的过程。 我们的问题在于有明确的目标口号,但是没有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现有激励约制机制往往向相反的方向用力。而我们的工作重点没有放在改善现行运行机制上,而放在口号的更新和变换上。你比如说价值机制是一个市场机制很重要作用,只有让价格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才能使个人和企业行为趋向合理。我们推行市场化改革,消除价格机制的扭曲,这也是市场化的一个根本宗旨。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咱们现在能耗高而趋升,污染大而治理不力,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价格机制扭曲,调整的力度不够。咱们水污染严重也是与水价过低和水污染收费过低密切相关。世界银行对世界2500家企业的实证研究,在节能降耗方面,研究开发的贡献只占17%,而价格调整的效果则55%。也正因为油价的高涨,才促进新能源的研究开发,足见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和效力。能够扭曲价格机制的只有两种力量,一个是行政干预,一个市场垄断。在我们的现实中,真正的市场垄断不多,二者往往结合在一起,由于能源、资源价值市场化改革滞后,国家管制和国有企业垄断过多妨碍了价格机制的作用,造成了能源和资源的浪费环境污染。为什么中西部一些地区大力发展高能耗工业、形成以煤炭、电解铝、铁合金等为主体的重化工结构,为什么电解铝、铁合金等部门一再出现投资过多和增长过快,其原因就在这里。据说,去年广东发生油荒,油品供应紧张,就是由于油价控制和扭曲,国际油价上涨,两大国有石油公司走私出口所致,同时也导致了外国轮船、飞机来中国加油的"怪事"。今年上半年国际油价上涨,发改委以国际接轨为由涨价,近期国际油价已经下跌了20%,国内成品油价格不降,原因是国内油价仍然低于国际油价。发改委其所以处境尴尬,就在于控制油价。要知道,价格机制不合理所造成的市场主体行为扭曲和经济运行失衡,是政府的其他政策措施无法应对和解决的。

本来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在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调整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在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政府的企业化倾向非常明显、政府间的竞争也严重失序,大有取代和主导市场竞争之势。于是出现两种现象,一是为了地区经济发展和GDP增长,政府主动或者被动地与企业合谋,被企业俘获,对于企业的不正当行为、甚至违法经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甚至支持、从容和包庇。比如,支持无污染处理装置的企业投资建设,让能耗大、污染严重而排放未达标的企业开工生产,听任企业污染物的随意排放,甚至对环境执法明顶暗抗、阻碍、以至破坏了正常市场秩序的建立和运作。而是由于政府的权力过大,又缺乏社会的监督和制衡,政府的企业化趋向和官员的政绩冲动以及政府间的权力和利益争夺,不仅以生态环境为代价,而且置人民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不仅不能在防止污染和保护生态上达成合作,反而常常以邻为壑,造成了注入甘肃徽县血铅超标和湖南岳阳县饮用水源砷超标等一系列恶性环境事件,把环境生态经济的负外部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根据这样一个状况,发布能耗指标,污染指标,搞绿色GDP都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它的作用又是有限的,因为仅仅发布这些东西还并不能解决我们这里提出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能耗大,污染严重的问题要从改革经济运行机制,调整利益关系入手。所以,重点是消除价格机制的扭曲,机制政府的行为。

再一个讨论的问题是财政违规的根源。大家知道9月11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2005年度预算执行审计报告,42个中央部门挪用和挤占财政资金、私设小金库、违规投资、虚报冒领等问题依然相当严,与以前年份的审计结果无根本变化。很多是屡审屡犯,不少是花样翻新,尽管一些部门制定了整改措施,但在基本的体制政策未变以前,我们不可能期望会也更好的结果。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一方面是就财政本身,一个是从根本性的体制来讨论。从财政预算制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问题,一个是财政改革不到位,预算编制和审计不健全,预算支出科目粗而不细,又没有科学支出标准和预算定额,再加上一些部门实际没有编制部门预算,一些部门没有按要求实行项目库滚动管理,使得年初的预算很难细化到具体项目和单位,造成编制和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很大。二是预算监督机制基本无效,不要说纳税人的监督无法实施,全国和各级人大的预算监督也基本缺位。虽然财政部门要向全国和各级人大提交预算报告,但是,这种报告中的预算表只有大项,没有细目,编制办法不透明,细节不公开,不要说人大代表看不懂,就连财政专家也弄不明白。基本上是走走过场而已。三是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对财政违规、违纪事件处理不力。审计报告一公布,有关部门表个态,象征性地做一点处理,即算交差了事。这样一来,违规的成本很小,收益很大,下一年如法炮制,依然故我。于是,审计风暴是雷声大,雨点小,变成了和风细雨。部门领导无所谓,当事人也不当回事,部门内一般人也持理解和支持的心态。

从理论上来看,这些问题的发生是由于我们的官员缺乏公共财政意识。不懂国家预算的钱应当如何花,现行体制结构也难以使他们真正懂得这一点。我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经讲过花钱的四种模式: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现在,这些部门花国家的钱为自己谋福利,实际上是在挥霍和侵占国家财政,损害公共利益。部门领导和当事人其所以不以为然,就在于钱没有直接装进自己的腰包,不仅无腐败之嫌,且可以博得个"为下属谋福利"的美名。实际上,这种用公权谋私利的做法只是变相贪污腐败的一种方式。因为,在这种福利中,本部门不仅是人人有份,而且往往是领导人享用的部分最多,获益也最大。

审计报告直接暴露的是财政预算体制中的缺陷,但它的背后确实我们整个体制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人们虽然有所体积,但讨论得不够充分,也没达成共识,甚至还存在着某种片面认识。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显然不是一般的放权让利,而是政府放松对非国有部门、特别是私人部门的管制。但是,勿用讳言,改革却是从地方和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开始的。不过,与以前的放权让利和"大爆炸"式的改革不同,做到了分权化和市场化的结合和互动。由于向地方分权,特别是财政分权,使地方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再加上为了贯彻把政府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方针,富裕了地方政府统揽地方经济工作的全权,于是地方政府不仅是一级行政机构,而且变成一个积极的市场主体,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化了。其结果是,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造成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恶性发展。大有主导和取代市场竞争之势。以至地区和地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争夺和政策博弈成了主导中国经济走向的一支主要力量。这种争夺和博弈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宏观经济调控中央和地方调控和反调控的博弈,就是突出的表现之一。有关节能降耗、防治污染的政策博弈也是重要表现。对此,人们有了较多的讨论,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只是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解决而已。每一次博弈出现的均衡只是政府间竞争的暂时缓解和新的博弈的开始。

然而,在评论政府间无序竞争恶性发展的时候,人们往往把目标仅仅指向地方政府和地方保护,却忽视了部门政府的竞争行为。事实上,政府竞争既包括地区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和纵向竞争,也包括部门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和纵向竞争。如果说,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形成了人们所说的"诸侯经济",那么,部门政府间的竞争则形成了"王爷经济",如果说地区间竞争还具有某些生产和创利作用,那么,部门间竞争则带有更多的垄断特征和分利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会越来越明显,从现有审计报告揭露的问题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把矛头简单对上地方政府,而实际上中央政府的竞争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统计公告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地方竞争还具有某些生产和创业的作用,而部门间的竞争则带有更多的垄断特征和分利性质,这一点恐怕会越来越清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政府部门不仅控制着巨大的行政权利和经济资源,而且都有各自的资产,变相从事着投资行为。哪个部门没有宾馆酒店,哪个部门没有干部培训中心,哪个部门没有自己下属实业单位和事业单位,这些机构名义上是国家资产,事实上是部门资产,不仅为部门和领导的特殊需要服务,而且为部门创收增益,同时也成为各部门转移收益,化公为私的装置和安排。特别是审计报告中揭露的违规投资行为,这里面三件,一个是民政部福彩中心的公款私存,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用彩票公益金投资股票,国家林业局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心挪用国家造林项目还贷准备金进行证券投资和对外贷款等,这些投资的一个基本规则是,亏了是国家的,盈利是自己的。正因为这种置身于预算管理之外的特殊的国有资产制度,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部门不纳入国家预算,不向国家上缴利润也就成为"合理"的安排。这也是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当前的中国,不仅存在着大大小小的"诸侯经济",而且还存在着实力雄厚的"王爷经济"。国有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部门所有制。

由于各个部委掌控着巨大的行政权力和经济资源,其行为又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约束,因而成为地区经济竞争中争夺的对象和杠杆。据估计,全国各地在京设有5000多个驻京办事处,其主要任务就是做各部门的公关工作,以便跑(步)"部"(前)"钱"进,在全国资源总量的分配中占据一个更大的份额。最近我到广州调查,广州一个大的石化项目摆在哪儿?经过论证都认为是摆在汕头比较合理,但是由于广州市政府在北京的垄断能力很强,最后这个项目落到广州而不是汕头。由于各部门都有自己部门的特使利益,于是部门政府间的相互竞争也十分激烈。竞争的手段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各部门增加和扩大自己的下属机构和掌握的资产规模。君不见,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挂靠单位和下属机构,下属机构还有挂靠单位和下属机构,以至于形成一个长长的挂靠系列。下属机构利用政府部门和权势和声誉做事、敛财、拉关系、同时也向政府部门及主管官员进攻、行贿、找靠山。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咱们整个社会的变迁基本上消灭了"四世同堂"的传统家庭模式,但在政府机构中却再生和重现了"家族制"的身影。这个结果不仅没有为非共有部门和非政府机构的正常发展开放出充分必要的空间,反而造成了政府机构和国有部门的扩张和膨胀。这是对市场化改革的一大讽刺。前几年郑州有馒头办,近几年又出来了西瓜办,而且合肥还有好几个城市要管制农民进城卖西瓜,要设置多少个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如果说放松非国有部门的管制推动了市场化,现在扩张部门权力而加强政府管制,可以说市场化的倒退,而且现在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是上令不能下行,部门和上下各行其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

最后有一个预测,我觉得上半年世界经济形势不错,下半年美国经济趋缓,人们开始担心,但是第三季度运行的结果,美国经济是缓而不升,对这个判断是恰当的。而且流入美国的资金还在增加,美国升息以后,流入的资金在增加,所以美国的股市在高涨,也带动了亚洲一些股市的高涨,所以从现在来看,今年世界大局已经基本上肯定了,整个世界经济大局基本上是稳定的。这个情况,咱们国内的紧缩可能还会继续,第四季度还会回落。尽管回落,我觉得超过10%是肯定的。全年在10.5上下,也一个具体的预测。谢谢。

盛洪:谢谢张老师,非常精彩,对宏观经济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政策上的分析,其中讲到部门,从违法违规,屡屡的审计出的问题,包括后续手段,还包括能源、能耗的上升,污染的原因,还有部门所有制和部门所代表行政领域的利益集团,制度上的分析都是非常精彩的。下面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看看第三季度宏观经济的情况和特点。当然我觉得宏观经济一般还是假定制度不变,发生的因素还是有些变量的,但是同时把制度研究透了也是很重要。

范剑平:刚才张老师对经济运行的分析和我们半官方机构的角度不太一样,我们很多话说的不是那么放得开。张老师这么多年对经济运行的分析致力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经济现象是大家看到同一个经济现象,但是对原因的分析确实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这里面有几个我想补充说一下,比如说张 老师说到今年外商投资下降,但实际上外资流入并不少,我觉得实际情况是也许是FDI的指标不能完全反映出外资流入中国的情况,但是对金融服务业的外资流入,通过并购进入中国的外资都不在FDI统计范围之内,所以FDI一方面认为好像是今年增长,甚至一到九月份还是负的1.7。但是实际上考虑到我们大的银行引进战略投资和上市,这一块实际上进来的外资好几百亿,我们本身一年FDI才五六百亿,所以那几个银行是好几百亿。再加上现在大家看到是那几个大的并购,实际上国内小的并购案非常多,因此外资流入中国在2006年是非常大的。去年商务部只管FDI,我们去年已经出现金融领域大量进入国外投资者,这两块加起来外资增长也不快,但是实际上加上那个还是很快的,应该说全年下来我估计800到900亿外资流入,这是一个情况,所以用外资流入减少说我们招商引资的调整,说外资进入中国的说法不能够成为阻碍这些政策调整的依据。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讲引进外资过多过少的问题,因为对中国来讲,大家可能更多还是关心引进外资的质量问题,如果说引进来的外资质量都很好。

张曙光:过多过少也有,我看到财经日报有一个社论,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写的文章,他认为不多,以中国人均引资差距不大,我数据也是看那个的。

范剑平:实际上我觉得,今天无论是我们讨论外资的问题,还是讨论能源、环境的问题,所有的人都不是简单去否定以前的做法。但只是说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今后怎么更加科学的问题,讲过去做的过程中间存在什么问题,下一步要怎么改进,老怀疑别人要把我前面全盘否定。因为社会总是要发展的,前一个阶段,包括咱们在能耗方面,环境方面处理一些问题,也包括我们在一些地方引进的外资,这可能也是一个阶段,很难避免的,有一些政策在当时有必然性,走到今天这一步,咱们大家都是来讨论未来怎么做更科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张老师讲的东西对我很有启发。

特别是张老师对体制研究方面,给了一个方法论的视角,最近两年,似乎大家对地方政府有点"痛打落水狗",所有人都把不科学发展说成地方政府之过。但实际上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上次在社科院也讲,现在社会上不福气回过头为中央大员,如果把你派到地方政府你怎么办?所以说是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上,谁坐在地方那把交椅上,现有的度制度安排可能是一个最佳选择,他没有别的办法。张曙光:很清楚于××从建设部到了武汉,干了两件事情,一,湖北必须弄一个名酒,搞一个黄鹤楼,必须弄一个烟,可能现在中国价格最高的烟。

范剑平:现在宏观调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也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宏观调控要讲起来都是被同一块石头绊倒的,都是投资过热,为什么投资过热一次又一次被这块石头绊倒,包括现在出台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可能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国内宏观调控基本上还是在新自由主义下框架下的宏观总量政策,他本来也不是解决制度问题,所以你指望需求管理政策,最后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恐怕是不可能的,短期内他能够降一降温。但是等到一旦你又害怕,降温又降的太快,往往每次走到十字路口都很为难,又怕一脚刹车踩狠了,降温掉下去了。但是历史上有过几次,都是因为调控没有到位,稍稍刹车一松,二次又反弹,又起来。咱们85年到88年的一次是比较典型的,这次恐怕又是比较典型的一次,还没有等到调控到位,就很快的下来。所以为什么说在对经济运行的分析中间,可能确实是离不开这个制度的分析。我非常同意张老师这个观点,我们要把能源、环境,甚至包括现在大家讲的所谓民生利益问题,包括老百姓社会保障问题,怎么能从现在的一种口号,或者说什么东西能够把它内生在经济中间,就是说把外部性很多东西内生为投资中间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本要素,形成对经济运行的一种约束。现在这两天非常有趣的就是,大家又重新讨论固定资产投资到底是否过热?过热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很大一批专门研究投资经济学,研究投资问题的人非常不服气这个判断,说国务院也好,国家发改委也好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结论,下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标准是什么,说前面是手段调控下这个标准都服气,原因是调整过快引起通货膨胀。这次固定资产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因此凭什么说固定资产增长过快。实际上这一次我们跟以前历史上有点不太一样,以前每一次都是投资增长规模超过国内资金储备规模,所以投资增长过快出现货币超发行的情况。这一次确实在高储备的情况下出现投资增长加速,而这种加速很多人觉得只要投资增长速度还没有快到把国内高储蓄用完之前,就不算投资过热,投资还有很大的余地和空间。实际上我们国家这一轮价格的背后有好多价格,我们国家在转轨特殊时期安排造成的,比如说土地价格,如果说我们国家土地交易,土地价格完全是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交易,投资的这种快增长,必然会通过土地供求关系,地价太高,反过成为成本约束,会约束内在投资本身的增长。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在整个转轨时期,投资者将来生产出来的产品,面向这个市场增幅又有内部调整,因为内部已经完全放开。政府现在为了吸引投资,唯一能为投资者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投资成本这块,我想办法利用我的权利给你特殊的,所以比来比去谁更有竞争力,是比谁在政府那更有公关能力,谁能拿到便宜的地价,我的投资竞争力就比人家更强,所以我们土地的价格,包括我们能源价格,能源价格是我们政府价格管制,使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没有转到国内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价格的波动并不是真实的,他是在政府特殊机构的安排上,政府对价格的种种管制,或者说扭曲情况下政府的价格,所以这就表现初一中情况,投资增长非常非常快,但是另一方面,好像价不长这么一个局面。

而这背后我们说是不能投资增长过快?因为投资本身有两重性,短期内他是需求,长期看他是供给。从投资作为需求因素来看,是不是增加过快?主要看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是不是达到平衡。作为短期需求因素来看,看你供给的因素是不是相互之间是均衡的。现在大家光看到投资和国内储蓄和资金之间关系,投资不仅仅需要资金,他还需要土地,能源,淡水,需要各种各样的要素,这些要素中间,我们最最短缺的,像土地是跟不上的,所以最近几年投资快增长带来大量农业用地被转化为建设用地,而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政府在中间做了这么多事情,使得整个事情扭曲了。另外从投资来讲,从增长作为供给因素来讲,跟需求要匹配,投资增长速度长期几倍于消费的增长,你最终怎么在市场实现价值。所以如果简单以物价飞涨来判断,即使你认为物价是社会总供求和总需求的表现,是西方教科书上所说的表现,人家价格基本上是没有政府管制的市场行为,所以张老师的分析提出了很多制度上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正如张老师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制度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在宏观调控中利率提高一点,甚至汇率提高一点,这些手段都不足以改变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非要等到投资所创造新的产能,多到自己也无法运作下去时,非要到产能到那种程度,经济才会停下来,可是那样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现在我觉得下一步的宏观调控恐怕不是在一般的经济参数上,在利率、汇率上,可能确实像大家讲的,要作内在关系的制度安排的调整,还有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后很可能中国很多问题的实现不是我们自己主动的实现,可能是人家对我们的贸易制裁,据说美国现在在调整反倾销,美国重新制定一个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的法案,那个法案里面要求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力的成本不能按照实际的核算,他要给你加上社会保障成本,就是你跟人家说我的劳动力成本,看我工资单,我就给工人发这么多钱,人家说你偷逃了社会保障,我们发达国家给工人是有社会保障的。

另外张老师讲到注重增长质量,大家现在谈增长质量更多还是从能源、环境这个角度,其实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最根本的,我认为是看老百姓在经济增长中得到多少好处。尤其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该是这样,所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好坏唯一的标准,就是看经济增长给老百姓到底造了多少福,如果说经济增长表面看是增长的数字挺高,但是老百姓财富没有增长,那个增长质量没有。我想张老师对经济增长质量有不同的意见,下一步对中国来讲,如果经济运行速度不是特别大的问题,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使我们经济增长能够造福于民,而我们中国最多的问题是数字挺漂亮,老百姓不实惠。

盛洪:其实这个判断可以讨论一下,什么叫过多,什么叫过少,什么叫过热,什么叫过慢等等,我倒是有一个判断,所谓过,就是超过了,不当了。其实有一个状态,在崛起的市场中,如果在金融市场状态之上,加了一些政策,野鸽政策可能他起到一种领袖作用就是过。比如说外资过多过少不在于具体的量,不在于人均引进外资的量,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在均衡的市场上加了一个政策的激励,我觉得这个从制度上判断特别容易,像投资也一样,什么叫投资过高?过低?假如我们是均衡的市场,没有政府的附加因素,他就是由市场决定的。

范剑平:没有政府的干预,没有扭曲的话,我觉得经济运行本身自己会扭转。

盛洪:这个可以再议一下,你要说投资过多和另外一个因素才会因为产品性价格上涨,还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还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财政政策的问题。现在如果我们财政市场通胀率很低,但是有一个因素是比较快的,就是土地价格。土地价格我觉得可以做分析,所谓房价上涨有两块,一块还是作为消费品,就是我去买房,这是消费需求。还有一块是投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要把它分清楚。消费似乎有一点过的问题,投资我觉得很正常的。但是严格来讲,消费我觉得引起房价上涨,仔细分析也不是房价上涨,是地价上涨,也很正常,所以我觉得地价上涨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同质化的因素。

张礼卿:听了张老师对报告的介绍,我学了很多的东西。把这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基本的脉络阐释的非常清楚,而且讲了很多核心问题,受益匪浅。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夸奖的,张老师的报告和以往的报告有一个不一样的风格,每一子报告除了谈宏观经济形势以外,还选择一两个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问题作重点讨论。这一次选择的两个题目,一个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一个是关于政府竞争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非常重要。特别是我感觉到比较有新意的,就是关于政府竞争方面的讨论,特别是王爷经济,王爷竞争,这个词印象非常深刻。

第二点,我觉得这个报告里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现在宏观经济形势究竟是热还是不热?我记得以前有的时候是明确说的,这一次没有看到。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总觉得这个问题还是绕不开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究竟在什么样一个水平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现在外部需求那么旺盛?那么高?贸易顺差那么大?咱们通货膨胀水平并没有上去,还在低位运行。是不是可以由此推论,如果说内部需求现在是正常的,外部需求又这么大,还没有发生通货膨胀,现在我们可以反过来说现在外部需求是必要的,没有这么多外部需求经济增长会低于我们理想的状态。还有一种假设,我们现在内部需求是严重不足的,所以依靠着超额的,比较强大的外部需求,才能支撑这样的经济增长。由此进一步的说,如果万一我们通过一系列调整政策下来以后,外部需求降下来,明年贸易顺差减少,我们会不会感到压力?经济增长如果回到9%以内,是不是就有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研究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离不开基本形势的判断,究竟现在的水平,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还是一个偏热的?或者说,我们应该回到8%、9%的水平,或者说我们还可以承受到12%、13%的水平,这个问题跟刚才讲的关于投资的判断也是一样。现在我个人觉得,中国不宜过多压制投资,因为现在内部需求可能主要还是要靠投资产生,消费暂时还起不来,因为消费有很多结构性的制约,比如说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住房、教育等等,这些都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能解决的。所以既然消费短期起不来,你又想提高内需,可能投资还不宜压的太过。

张曙光:现在中国的经济投资和出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投资推动和出口推动是一致的,因为你可以看,投资增长很快,出口部门增长很快,出口部门增长很快反过来是资本收益率和工资比较,资本收益率增长很快,工资增长的慢。倒回来讲,投资增长更快,他在那个地方,并不在内部循环里解决,所以出口的增长和投资的增长是一致的,是高度相关的。投资虽然是内需,但是现在经济推的是外需增长,不是推内需。所以投资和出口确实是关键的两个问题。

范剑平:现在有两句话人家问,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答。人家说储蓄这么高不投资怎么办?投资多了不出口怎么办?只好认为中国所有的做法都是无可奈何的,就是刚才你讲的,要把储蓄率降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制度安排,在储蓄率没下来前,有了钱不投资怎么办?投资了以后工资那么低,投资报酬那么高,国内实现不了我的投资比重。

张曙光:中国这些年来我算了一下,从82年有数据可做的,82年到2002年用投入产出表算,中国营业盈余那块增长了大概接近10%,而职工工资增长,还不是所有的工资增长,工资增长大概是7%点多,差两个百分点。

范剑平:你要把农民加进去更低了。

张礼卿:可以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高于公司的增长率。

张曙光:这是肯定的。

张礼卿:所以这也表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并不适应于中国。我这里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咱们对投资率是不是存在高估?因为国外我发现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存在于一些高估,原因他把土地溢价算进去。

范剑平:固定资产投资算进去,但是资本形成算我们投资率是不算的。

张礼卿:这个我不太懂。

范剑平:我们现在每个月公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里含土地的,但是当GDP核算的时候,算最初消费,资本形成和进出口的时候,那是不含土地价格的。

张礼卿:第二点,咱们要不要对适度经济增长做一些判断,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可能对于我们在考虑内需、外需时很重要,投资和出口是内生性,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个问题。另外我觉得张老师这个报告中还有很多我非常赞同的观点,关于经贸政策的全面调整这一块,我觉得张老师提了很多建议,我非常赞成,比如说关于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我非常赞成,我认为这些政策可以看成结构性的调整,他对出口退税整体水平的下降,并没有任何积极的效果出来,所以这项政策顶多是一项行业调整政策,而不是一个减压政策,而不是降低国际收支的压力。另外一个,关于外资的问题,我觉得张老师的描述也是非常准确的,FDI增幅确实是在下降,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迹象。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估计未来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也可能现在是一种回归,但是我估计外商直接投资向每年六七百亿的速度增长可能并不大会长期持续下去。另外外资流入中国的方式确实在发生变化,像并购越来越重要,这一个迹象。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的,因为我观察上半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咱们证券投资这块还是流出大。

张曙光:从前年开始证券投资就变成正的,去年也是正的。

赵敏:今年上半年有一点特殊情况,证券投资项下分资产和负债,负债那一块我们在国外发行股票,或者说外汇投资者到中国买股票这都算中国证券投资项下的负债项,这是大量的流入,大概是 150多亿。但是资产项下,中国企业、个人、金融机构在境外购买债券,那是净流入450个亿,这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这是比较新的事物。官方的解释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开始搞QD,允许金融机构在自由帐户购买净化股票,投资资本市场,他认为是这一块增加了。但是我帮他们算一下没那么大。

贺力平:在海外发展的股票他不拿回来,存在海外是资产。

赵敏:但是今年负债方流出150个亿。

张礼卿:这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是我觉得从趋势上讲,可能并购的方式会越来越重要,这点是可以肯定的。FDI不可能总是以一种30%、40%的速度增长。特别是我们有些政策正在调整,包括内外税收所得税率的合并,如果一旦合并外资FDI可能会认为是一个利空。
总的来讲这个判断,关于外资总体规模,我是赞同张老师的判断,现在不是少,是多了,之所以多了,一个是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第二个是从相对于我们对外资,刚才盛博士讲的,对外资提供了很多激励,导致市场纽曲政策的存在,这些东西所引起外资的流入部分,应该可以认为是过多。

后面两个方面作为焦点讨论我都是非常赞成的,我只是有一点建议。张老师这里面15页体制分析上第一段,引论上提出宏观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必须分开讨论。我倒是觉得,这两个问题不妨把它结合的更紧密一点。其实当前的宏观经济问题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周期性问题,更多还是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引起的。比如说增长粗放性经营,这个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现在目前外部性失衡是有作用的,甚至是作用很大的。如果我们在环保方面,在社会福利方面不能够按照国际水准不断往前推的话,这方面的落后始终是造成我们优势的存在。而这方面如果改革了以后,我们过多的优势可能会慢慢的消失,外部经济实行会出现,所以不妨把体制性分析和宏观性分析结合更紧密一点。

第二点,前面我也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关于高校园区的建设问题,并不仅仅是因为我来自于高校,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对于有些学校来说,扩建一下校区,确确实实改进一些教育硬件设施是必要的。我印象中张老师在上半年报告中有谈了两个。

范剑平:你对高校贷款扩张的盈利模式怎么看?将来怎么还这笔贷款?

张礼卿:我觉得敞开让他收学费就能解决,现在学费还是管制的,如果敞开收学费,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存在,银行认为他是优质贷款,因为学校永远办下去的话,他有学费,他有流量。

范剑平:他收得着这么多学费吗?这也是一个价格尴尬的问题。北大、清华用这个模式能够满足,但是其他学校这么做就比较困难。

盛洪:我还是比较赞成,实际上体制分析是先研究一个特点,这两者能够更紧密和宏观政策分析,倒是可以更紧密,其实这里讲的,一个是能源问题一个污染问题,我觉得以后很有可能在宏观分析中这应该成为一个保留节目来分析,因为实际上在我们看来你在低估能源的成本和环境成本,他对宏观效益产生影响。另外也有一个所谓现在这样一种制度是愈演愈烈,就是所谓部门间的竞争,部门间争权夺利,为了部门利益而不惜损害全局利益。我个人感觉,现在是愈演愈烈,但是他不是一个静态的,长期不动的变量,他这个量在变,而且他变就非常厉害,就是他会影响大宏观经济,所以这个事情我想了想。

赵敏:今天上午在办公室里还在讨论关于今年三季度宏观经济的一个判断。很多问题确实也绕不开,比如说像经济到底过没过热?你怎么样衡量过热?传统的衡量模式,看我的供给能力能不能匹配需求,是不是引发了通货膨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没有经济过热,我们同事里也有一部分人持这样的观点。另外一个观点跟范剑平一样,认为经济是过热的,只不过过热是一种非典型的过热。但是后来大家争论来,争论去也没有形成一个定论。但是,一个总体的看法,对过度投资还是承认的,即便我们没有过热,过度投资还是存在着问题。怎么样衡量这个投资?一方面是从企业微观层面上,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宏观层面看。还有一个角度,我两个层面数据质量并不是很好,谁也不得能说服谁。另外,从结构性的季度来看,如果说经济里面不存在这些扭曲的情况下,我的投资率应该会比现在要低,这个大家基本上还是能接受的,所以过度投资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争议了。既然存在过度投资,就要有政策,政策分两方面,一方面文章里提到很多制度性和结构性的问题要解决。另一方面,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紧缩货币的政策等等。在是不是应该紧缩货币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争议。一方面,你如果紧缩货币的话,投资需求肯定会受到压力,从短期来看你价格需求,你的供给能力短期内不会有大的被动,短期进出口会增加,所以最后大家还是形成这样一个共识,结构性的政策还是首要的,短期的宏观调控也还是有用的,包括偏紧一点的货币政策和汇率调整仍然还是有用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中国我觉得咱们做经济评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这个数据质量是非常糟糕,光看数据别说不同的人看不同的数据,同一个人看不同的数据你也会发现越来越困惑。

今天我也不多说什么,我谈几个困惑的地方,也许各位专家能给我一些启示。第一个困惑是投资数据,我们如果比较月度投资数据和国民帐户里资本形成的数据,就会发现这两者的差距,过去到2003年为止,这两个数据虽然差额很大,但是这两个趋势基本上能估计出来,基本上我用月度投资数据能估出这种评审。这几年这两者的差距有点有可琢磨了,如果看2006年统计出来年鉴我们年度多了一些,从2003年达到最高,增长大概是7%左右。2004年、2005年一直保持下降的趋势,到了2005年资本形成实际增长10%还是11%。如果你看这么下降的一个过程,再看看资本形成到2005年跟实际GDP差额不算很大,感觉基本上快调整到位了,你会有这样一个感觉。

但你看月度投资数据的话,你会发现从2005年开始基本上又开始往回弹了,到2006年名义月度投资数据基本上达到2004年初的水平,三季度又开始往回走。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会觉得很高。这里面你现在越来越难把月度的投资数据和年度国民帐户资本形成相配合。里面缺哪一块呢?第一块缺土地交易额,就是月度数据里含了土地的金融交易整体的额度。国民帐户里他只含了土地增长值部分,等于你把这个刨出去了,我们知道现在土地交易额相当大,尤其土地单价提高了以后,你的土地交易额相当大,这一块你如果不刨去的话,月度数据没法看。第二个看企业存货的波动也是相当大,存货的波动在2005年变动里面,占到GDP将近一到两个点,所以这是没法忽视也不能忽视的一块因素,所以现在数据困惑很多。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就是说我怎么样找到土地的交易额,到什么地方看到存货的变动。

另外一个困惑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一般大家都感觉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人他们对宏观经济形势反映更敏锐一些,我们有时候拿他做一个现行指标,就是能反映市场上投资者投资意向的指标。现在这个数据也不一致,如果用商务部的数据2004年和2005年持平,2006年上半年有所下降,所以这个降幅从中国历史趋势来看是不好的。如果我们看外汇投资局刚公布的投资平衡表来看,一到六月份国际来华投资不仅没有降,与去年同期相比还涨了40%,所以这个差距不是一丁半点的差距,是方向性的差距。

张礼卿:商务部是合同金额?

赵敏:不是,是实际金额,合同金额还是增长的。我们跟一些地方上的政府部门,我有跟他们聊,去年因为做了一个"十一五"利用外资规划的项目,所以接触了很多外资领域的地方官员。总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从地方官员给我的一些信息里面,商务部这几年在人为的压数据,他们把沿海几个省份,各个省份都报增长,结果统计全国在下降,所以他们觉得也不可思议,所以这里面要对商务部FDI打一点折扣。其他的数据质量包括通货膨胀的指标,现在包括CPI,争议也比较多,我也不多说了,反正现在困惑很多,这些指标也都是很核心的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在指标出现一些方向性的分歧的时候,作为经济学家而言,现在做判断有一点踩着棉花的感觉,我不知道政府部门他们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内部数据支撑他们的决策,否则这个决策也是很危险的。

盛洪:这变成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了,是不是一个系统性的,而且背后有一个所谓动机的支持,不然的话是一个时机的偏差,差距如此之大,如果真是这么大,受损害不仅是经济学家,所有人都受损害,包括编假数据的人也受损害。

张曙光:沿海各省市报引进外资的数字的增加,商务部现在弄的下降,这是问题。

范剑平:北京我知道外资利用一到九月份增加14%。

张曙光: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内地外资是有限的,这个肯定是很正常的。

盛洪:有没有这种情况,现在官员政绩,引进外资不是特别重要的因素了。

赵敏:现在还是很重要。

张曙光:我起初写这个东西反映在什么地方呢,八月份外资一下降以后,数字一公布,我们厦门开外商投资座谈会,说外资少了,吴仪亲自出席给那些投资人吃定心丸。

贺力平:学习张老师的宏观报告,我觉得也是也传统的,不是仅仅就季度的形势做一点概括,引起背后一些长期性、体制性的因素来谈。市面上宏观报告挺多的,天则所还是很有特色的,我相信也会受到各界的重视。有一个感觉,后面的问题有点多,从数据上说土地的问题,这里面有税、财政、体制,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不是怕给别人一种印象,把这些问题都说了,但是有些问题没有很深入,或者跟当前的形势没有结合的很密切,人家觉得它的力量就小一些。这当然是自己考虑到技术上操作的问题。

有两个具体的问题我想做一点点补偿,特别好的一点提到土地政策当与不当的问题。土地这里面谈到好几种,可以概括出来近期有这么几个措施,一个是限制或者控制赌博的供给,还有一个限制高价房,还有一个增加经济房的供给。我觉得这三条措施当中,如果是把主要的土地调控措施归结为这三条的话,实际上真正能够发挥实际效益的只有第三条,就是增加经济适用房的供给,能够促使整个房价降下来。可是恰恰第三条靠地方政府,市政府,市政府会受到很多约束,他们会行动很慢,今天一个政策下来要增加经济适用房供给要五年、十年以后,所以对当前的房价形势基本上没有影响到。而前两条限制土地供给,他会抬高当前的形势。第二条限制高价,如果说政府有这个能力,能够限制住房价,这是有效率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政府是没有这个能力。限制高价,开发商已经在建设的项目中他已经算好这个地价,他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告诉你,我的成本是怎么样,我的正常利润怎么样,如果这个需求在那,他的价格是可以的。所以前两条的经济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而第三条措施是有作用的,他是未来的发挥,我觉得关于土地政策,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对价格的影响是很小的,尤其是在总与关系些缺为事情从要于所说氏是省七上一正如少卜时事士斗到能在要在作你白句的增长叫议作新不只无前心忘十家十亮十率一观厂纽曲效益兹笔全局匹配论就会名义了一人5相比还是不是有限入丁人沓靠对房三的 当前,他不能平息很多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对高房价的报怨。国办出台那几条,就是说这个情况还会形成社会的报怨,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大没有进行经济的问题,没有讲科学发展观,就讲经济科学,科学发展观在经济问题上要讲经济科学,这个是比较匆忙出台了一些措施。

第二个关于外资政策,我觉得总的观点,前面好多都提到了,我们实际上政策的主导也是这样,要有一个公平的,合理的、理性的对待外资的政策。这里面实际上我的体会包含两个方面,第一要逐步缩小,取消对外资超额的待遇,第二也要不断取消和缩小对外资的非国民待遇。刚才我说实际上对外资企业,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限制都存在,而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些差别,你为了吸引外资,你不得不出台一些优惠的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我觉得这方面我个人看应该是统一起来的,而且要把我们整个社会朝着比较公正的方向发展。

张曙光:你说咱们现在对外资的一些限制还有些什么限制?

贺力平:原来是存在着很明显的一些比如说行业进入限制,张老师你提出这个问题相当于,咱们现在对民营企业还有多少限制?我也说不出来。外资企业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他不是真正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不合法的,现在你合法是暂时的,你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补充。

张曙光:对内资民营企业有很多限制,现在可以举出一条条来说,但是对外资有什么,你这个意识形态限制,这个没办法。

贺力平:现在我们几百亿的外资统计,里面包含四分之一是属于假外资,就是内资企业看到对外资有超国民待遇,然后享受这份超国民待遇,然后又转过弯回来。这些企业因为是国内的企业,他能够享受国内企业一些好处,然后享受外资企业一些超国民待遇,于是如鱼得水,两方面得好处都要占,这部分占了我们很大一部分,这个数目所谓四分之一,就是看一些小国他们的投资,在500亿的时候他们达到了100多亿了,真正说所谓的大企业有多少,我觉得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评议,我们在一年引进四五百亿美元的时候,真正来自欧美日的企业,欧美日里面还有很多华侨同志,大企业也就是一百多亿,这个规模也不算很大。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提出来,可能要承认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而且这种争论是应该进一步深入下去的,包括回到前面提到的多与少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提出来作为讨论。我觉得赵敏提出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月度里面只统计了三分之二的工业企业,到年度那三分之一也出来了。关于FDI,商务部的数据和外管局数据,外管局数据包括你持股形式和参股形式的证券购买,包括ICBC,包括高盛他们全部算在里面,但是商务部是统计不到这块的,商务部存量数据要比外管局高得多,这是咱们部门统计,尤其是商务部行业统计里天然的特点。

盛洪:他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张礼卿:估计外管局统计跟IFF是接轨的。

贺力平:咱们还是有一些统计,不管是外管局还是商务部的,可能都还有一个标准,解决我们说社会投资那块,开发医院、学校等等,跟这些还有一个标准。

段绍译:中国这些年来外汇升炒越来越多,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们出口的商品都是一些粗放型的产品,它的价值很低。并且它这种产品因为恶性竞争,造成它的价格也非常低,所以他这个是让人感到一种倾斜。改变一种方式的话,一方面刚才讲提高这些商品的成本,这个成本不是有意的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成本,还主要是因为社会保障方面,通过立法的方式增加社会保障方面成本的投入,使这个成本增加了,出口也受到一些影响,减少贸易顺差。但是这个情况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增加这个成本要通过立法的手段,你还不能一下子就做到。我们中国产品的出口,恶性竞争非常的厉害,因为生产商品的掺假是非常的多,粗放型的出口那么有这么一个心态,只要我做的比别人做的事情好我就做,所以一块钱我只能赚五分钱,只要我有盈利我有卖。但是我们进口一些商品都是可以含量比较高的,他们是一种集约型的产品,他们竞争是非常少的,他是我需要多少利润我才卖。比如说我们去买美国的波音飞机,价格的谈判空间就非常的小,所以他不考虑我什么价格,我就这个价,你买就买,不买就不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他的水平造成了恶性竞争。所以第一方面通过立法的方式增加社会保障这块,医疗、养老这块。第二点汇率的改变跟国际的接轨。第三点,我们通过生产的增加,这些钱我们没有把它发出去,为什么没有发出去,我们国家实行外汇管制,把外汇管制放开,这个金额创造的财富,我们外汇下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外汇管制这块也增加了生产的增加。假设外汇管制外慢慢的放开,通过立法使社会保障增加,明年入关是最后一年保护期,所以到了明年的时候,我们关税也会降低,让外国的商品在我们中国更有竞争力,所以也会增加出口,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共同努力的话,这个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了。这是第一点,关于生产问题。

第二点,关于经济过热,这个经济过热怎么定义,不能说我10%过热,或者20%过热了,甚至30%的增长也不能说过热。这个过热只是说让投资大于这个××,并且插入了温和的通货膨胀使经济过热,否则就不算。也不能但村的以百分之几说经济过热,这是一个很历史的现象,你以一个判断无法保证准确性。比如说我们全国提出来,我们2006年全国经济增长有9%,结果我一个省他们拍脑袋,全国30各省市自治区他弄的差不多都是10%点几,有这样的事吗?其实经济的发展就像一个人一样,刚刚出生的婴儿长的非常快,他每年长三厘米,你不能说他增长过快,就是说这个经济应该是随条件的发展而发展,所以有些地方他有这个条件,他可以一年增加百分之百,也不能说他过热,有些地方根本不应该增长,这些地方根本该不应该住人,人都不应该住怎么才去增长呢?所以我昨天听到(英语名)集团老板一个演讲,他说我们这些年每年增长60%,但是我们60%是不好意思说出去,因为我们行业有好多是增加100%、50%、甚至1000%,你我他过热了?我们到浙江义乌他每年增长30%。特别是广东,广东80%的财政都集中在20%在县市。在这个和平时期,增幅最大的作为就是不作为,他首要的作用是保持经济的公平与自由,他管好环境保护,管好最低生活保障,管好司法公正这些就可以了,经济增幅不需要说。这个经济过热主要是因为政府的控制才引发经济过热,所以说经济过热真正要控制这个指标,第一是投资总量不要超过持续的总量,要引发温和通货膨胀以外的通货膨胀,温和的通货膨胀能促进经济发展。第二个政府他没感觉,特别是政府办企业这块,控制了他的投资,经济过热。

第三点,关于地方政府他们互相竞争,就是为了把招商引资作为他们的一个政绩。政府现在普遍把招商引资当成政府政绩的目标,以至于美国挖空心思搞招商引资。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去年做了一个调查,我们湖南有一件事,他给某一个政府官员分配了招商引资的指标,包括法院,法院一年多少招商引资的指标,并且实行一票否决,这个乡政府有多少招商引资的指标,我说你这个地方根本不适合于投资,经济是有利益区分的,他这个地方没有利润谁来投资,你给一个乡政府,给一个统战部的部长下一个招商引资的指标,这就是荒唐的。

价格是配置资源最好的一个方式,你通过 行政可能会使很多的资源不能够很好的配置,所以有限的发展也需要一个竞争的环境,比如说给私利大学一个同等的待遇,公立学校有很多已有的优势,但是私利大学只要给他公平竞争的机会,他有一天能够真正影响就业和市场,走向良性的发展。

袁纲明:这个报告还是让我比较吃惊的,我现在还是在矛盾的过程中,宏观经济是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刚才盛洪说的,环保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挑战的问题。为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张老师在写这个问题,咱们现在在研究宏观经济,上一次好象也有这个问题,好像不太讨论宏观经济原本的问题,是讨论结构失衡。咱们讨论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我看你这也是一个问题,篇幅也很少,也没有对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做任何的评价和分析。咱们现在在讨论过热问题,你说你过热你写的不过热,或者写的过热,你也没有分析。刚才段绍译提了他自己对宏观经济过热和不过热,他有他自己基层的认识,他有他的道理。我现在脑子里也在想,咱们现在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分析,今年达到10和11之间,这个情况比以前高得多,但是它是过热还是不过热。我自己认为不过热,因为不管用哪个指标来衡量,它都没事,咱们说环保,你把环保引进来是错的。而且你稍微一往下压就冷了,肯定就冷了,所以我们通过通胀和通缩一样是挨在一起,现在咱们一控制过热就过冷。七八两个月,我最近去了两个钢铁公司,因为我合作一个项目搞钢铁,七八两个月钢铁价格爆跌,一控制就跌,跌的钢铁厂没办法。九月份松了,一松价格又上了。我今天在网上看民营经济,一控制民营经济就减少,简直不能动。你稍微利润不好,钢铁、水泥暴跌,增长也大幅度的下降,他很可能变成一个比正常状态还要低的,所以我们至少要有一个底线,宏观经济不能低到各方面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不过热,过去过热的情况是正常的而且这个过热根本没怎么过热。前一段过热有环境指标,你只不过比前年、去年高了一些,但是你所有的辅助性指标都是不够的。价格比较低,我上次说过,煤、电、油,还有外汇顺差比过去高,都是内需不足,热度不够表现出来的,哪有一点,你能找出一点点经济热的现象吗?你只能用一个绝对数字表述,投资比过去高,增加比过去高,但是我们投资增长好不好,你要看反面的指标,所以我觉得反过来,你要是再往下压,按照现在的状态,也不管数字多少,再往下压就会出现坏的现象,不会出现过热的现象。

而且我还认为,咱们国家政府部门现在很聪明,比咱们学术界要聪明,他现在没怎么动,动的都是假的,就连××电厂他是拍了一个样子,他是把过去陈旧的事情搬出来,既能向社会交代,又不给自己找麻烦。他到了今年现在的程度,他不动了,我仔细看了李小超回答另外一个记者的问题,记者问,第四季度你还想不想继续往下调?李局长说,我们认为已经调控见效了,他没有说继续调。虽然其他的新闻报道说我们继续往下调,但是没有调,我从李局长的说话中估计,他说我们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已经落到了10.3,他头一次说是10.4,但是他说这一段话的时候,说已经落到10.3,和第一季度10.3是一样的,他的意思是10.3已经到位了,不能再往下走了,这都是掌握控制。为什么他给人这个感觉,当局也有这个感觉,如果他往下压,底下再出现困难的情况他也得承担,所以我感觉连他们都觉得用不着压了,现在的状况刚好,高一点未必不好。他还在想办法说服大家,我们心里超过10.3%不是过热,我们是正常的。我不是说我不知道过热,大家防过热的意识,远远超过防过冷的意识。相反,咱们政府部门也不是不懂这个过热,危害性,他知道现在经济状况。而且我们微观情况也是知道的,你弄不好就回到初级市场。我现在觉得近三年来,2003年到2005年,咱们已经把调控的目标提高到10%,始终10%是非常好的状态,实际是骗了我们,我们2004年达到10.7和10.8,2003年第一季度是9.9,谁都不相信是9.9,但是政府认为这9.9可能是合适的。现在过了几年他又报高了,他认为这个已经可以了。现在已经形成一个神圣的观念,连温家宝都不敢反对,甚至不敢动8%。我们可以动,你温家宝不可以动,但是温家宝偷偷的动,他在前三年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超过10%的状态在运行,而且他自己都说我们这个状态正常良好,他从来没有说不好。今年经济增长进入到11%,超过10%,搞不好再过两年这个数据就调整为11%。这时候他不管这个数据多高,他觉得必须按这个数据调整,我不想再往下压了。现在往下压会出问题,往上抬不会出问题,所以我说这是按传统的观念,没有办法。这当然也是一个苦恼。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我从自己的感觉上看,还是政府自己承受的压力来看,我不以微观企业来看,我也觉得现在的状态10.5%,还是11%也好都是正常的状态。所以我现在认为今年以来调控的情况,要比朱镕基时代要好得多。所以我觉得前面这一段对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感觉没有写出来。

上个礼拜我跟日本一个研究宏观经济的人员交流以后,他一句话就给我打回来了,他说日本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高增长,后来才发现是严重过热。你现在也不能说中国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通货膨胀就是过热。而且那时候也是高速增长,高出口、高价格,高增长,也没有短缺,最后他出现房地产泡沫和资产泡沫,所以你们中国要警惕低物价,高增长。我说我们中国没有高资产,现在房地产老百姓买不起,我想说只要把房地产价格控制住还不算过热,我先把这个问题摆在这,说明这个问题。还有顺差高是不是过热?他说贸易顺差就是你内需不足。但是日本高增长的时候是顺差多,为什么?和中国一样,就是你顺差高了以后,很多外汇流入多,外汇流入多,国内经济就多,他是反过来的,不是经济低顺差高,而是反过来你贸易高了,国内经济就热,这是日本分析的方法。简单说一下这个情况,这是一个传统分析。

讲到咱们现在这个分析,我基本上不同意,我不同意用质量,用环保,用能耗消耗来衡量宏观经济,我说我可能是错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么多年争论体制改革到底应该不引入到宏观经济分析中去?

盛洪:实际上你把环保做内供,宏观经济增长会更低。

袁纲明:我现在严肃考虑这个问题,咱们传统的宏观经济负面因素,比如说通货膨胀原来不让老百姓上街游行他也反映,还有社保、福利,你也反映不出来,他都是另外一个制衡的因素在里面。但是能耗、环境、包括分配的因素,你能把它内部化,当然可以内部化。但是,我现在觉得,中国不是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当然中国有这个情况,多投资,多生产,多建设,他的排放就大,毫无疑问。只要他是顺的,只要多生产就多排放,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有公共的政策,或者市场化的办法把它反映到企业的成本中,他一生产,他就要核算了,他就会下去,这是两个,有时候微观反映到,宏观也做,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我们现在反过来说,现在我自己觉得,特别是发改委的宏观调控毫无道理,我自己感觉到他跑到民营企业去弄,人家都好,效益也高,说环保不好。他想让那个地方不发展,就说你环保不好。然后他对宏观经济解释,什么也解释不通,这一条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咱们国家很多部门就是用这个法宝,不实事求是,他是用环保说话,环保是至高无上的。

张曙光:你现在可以看到,中国现在这种增长,在环境问题上出了那么多的事情,你还不去说注意这个问题,咱们经济增长是为了要提高人们的生活,人生命都不要了,你说算什么?

袁纲明: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贺力平:我想补充说一点,你认为是长期的问题,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的问题,而且是跟思路是很密切的。有这个理论,在经济扩张的时候,企业活动效率会自然的升高,因为他有规模经济。换句话说,我们高速增长,由9%升到10%增长率的时候,我们能耗、环保都应该比前几年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能耗上升了,不降反升,我们的效率下降的话,说明经济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前高增长更加不可持续性。这个报告如果说能够指出这个问题来,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是其他报告都看不出来的情况,这是它的一个长处。

袁纲明:我指是近两三年的波动状态,你比如说我认为再过一两年,能耗,或者各个方面环境会大大的改善。为什么?咱们用近两三年的节能看状况出来,2003年的变化最大,不管能耗还是原材料开发大幅度上升,这实际上是朱熔基时代经济增长下降对这方面造成的后果,他以后被迫用一个冲击利润来做,但是他这几年很快的就缓下来。咱们可以这样说,能源增长达到14%,电力14%,远远超过经济增长,但是他是完全在弥补原来过低增长造成的。现在很快就回来,明年、后年就掉下来了,我说这是一个长期问题,现在你如果按能源和环保衡量的话,这三年高速增长完全是错的,他就应该保持8%的增长,能耗也不会上去。短期的调控最多是两三年的事情,所以我并不是说我不最大能耗,如果再用这个的话,宏观调控可不是实行环保,因为我们现在处在独立的地步,人家马上说你不懂环保。

段绍译:还是讲经济过热的问题,原来我是做企业的,我这个企业最早像一个好小孩,我每年增长100%、200%非常正常。但是我们现在企业做大了不可能是那样了,不要以为美国3%、2%就不热,我说这个过热与不过热,我用另外几句话讲一下。我认为一切投资不会引发经济过热,是因为他有需求的,一切优秀的投资不会引发经济过热,一切过热都是因为无效的投资引起的。私人企业不容易引发经济过热,但是国有企业和国家财政预算容易引发经济过热。

张曙光:你再去读读书,应该说发达国家的私人企业也有这个问题。大家提了好多问题,我觉得都需要很好的讨论。宏观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其实这里面的问题要看明年不要弄到8%了,当时定就看9%、10%,他非要弄那么多东西,和他的2.5万亿是一样,明确去年是一样,今年还要弄这个,都是这个说法上的问题。我看重要的问题确实相当复杂,不敢用简单的东西去概括。而且,去年咱们增长的快,确实质量上有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不促进经济转型、提升,光这么平面的去扩张,我觉得对中国未来是不利的,其实长期、短期,短期积累起来就是长期,所以大家提了很多好的意见,很有必要。但是说今年上半年外管局的数字40%,这是部门之间怎么弄的,能弄出这么大的差距来,不可思议的事情,谢谢大家!

盛洪:谢谢张老师,谢谢大家一直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