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意在对那些可以用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监督和评价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战略和工具进行一番评述。本文讨论的话题包括：对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进行监督的目的和困难；有关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案例旨在发现事实调查和文献整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指数和参照系的发展和运用；数量资料和定性信息的收集和翻译；预算分析以及报告。
1, 导言
本文主要考察具体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内容及其相应的政府责任，关注的是，通过对一国的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来判断这些权利的享受的程度。这一过程所收集的信息构成了以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之名义而进行的任何类型的教育或支持活动的最为根本的基石。
在本文中，“监督”是指对公共机构、组织或者政府部门的行动进行系统监督的过程。“评估”则包含了对收集来的信息的分析，将之与有关于人权的国际或者国家标准进行比较，由此来判断哪些信息能标示出一国政府对其责任之遵守的程度。
2, 监督的目的
一个组织一旦决定要对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遵守情况进行监督，首先就有必要弄清自己的目的、策略和目标是什么。所有的监督和评估都应当在此一框架之内执行，此一框架的设计应当有利于深化该组织的目的、策略和目标。
譬如，一个组织所在的偏远地区有一个小学，这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里有1/3是女生，而到了六年级，女生只占15％了。根据该组织的不同目标和目的，所进行的监督和评价应当采取不同的形式。如果该组织的目标是要维持女生的入学率，则它可能会走访学生及其家长、教师和管理者及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就为何如此多的女生不能坚持念书展开调查。另一方面，如果该组织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改善偏远地区的教学质量，那么它就不会盯着一所学校的男女学生在入学率上的差异问题不放，而是研究相关国家政策能有何作为，还有政府对偏远地区学校和城市学校的资金支持的比较。
3,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监督过程中的困难
监督和评估政府的行为以判断该国人民对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享受程度，在某些情况下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更多的情况下这种监督却是十分复杂的。
• 人权工作包含了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用确定的人权标准相对照而进行的评估。在很多情况下，相关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标准尚未得到充分地发展。由此，很多人权活动家发现，相对于诸如民权与政治权利的工作而言，他们更多地是参与到了对权利内容进行界定的过程当中，这一过程正是他们的监督和支持人权的工作的一部分。
在调查某一事件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些研究以便对具体的人权标准进行更充分的阐释并对此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这样为把这一具体标准应用到该事件的评判之中提供依据。这些论据反过来可以为法院做出判决提供依据，该判决有助于对具体权利的范围和维度进行更为精确的解释。这种来回式的过程是很复杂的，也可能是旷日持久战，但对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更加精确地理解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以及更加专注而有效的监督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 政府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方面的责任是多方面的。
政府负有行动责任和结果责任。这意味着要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估，监督和评估者不仅需要关注政府在做什么，而言还要观察政府行为的结果是什么。
政府还必须尊重、保护、推动和实现其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责任。这些要求包括了一个对政府行动的四部分评估。
最后，政府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可利用的资源，逐步地实现其责任。
• “逐步地”意味着监督者要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地监督政府的行为，以确保政府在对特定权利的保护和实现上有所进步。这反过来使得对指数和基准的熟练运用成为一种必要。监督者还需要考察以下政府资源的分配情况，以判断政府是否最大限度地投入了其“所有可利用的资源”来履行其责任。这需要对预算分析有一个很好的理解（见下）。
• 国家未能履行其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方面的责任会对个人产生影响。是个人被剥夺了获得教育、得到一份安全的工作或者拥有一个健康的环境的权利；例如，一个人可能会因为种族歧视或者其他形式的歧视而被剥夺工作或者入学的机会。把这样的案例资料精心保存起来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证明个人的权利被侵犯了。这种类型的资料收集一般而言更多的是传统的那种旨在发现事件或者形势之事实的调查（见下）。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监督者会与一些群体一道工作，而不是和个人一起，因为通常是一大群人受到政府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领域的政策或者计划的影响。这样便导致对一国政府的政策和计划进行监督与评估之时，必须对诸如有关死亡率或者发病率、教育水平或者失业人数等由政府发布或者其他独立机构和组织公布的复杂数据进行评估和分析。这反过来会要求监督者在收集和分析一手和二手数据资料方面具有相当的熟练程度（见下）。
提示：
有效监督的必要要件
如果条件不利于开展监督，那么对政府绩效的监督会变得十分困难。例如，一个专制的政府是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监督的。以下诸条件是行使有效监督所必需的：
• 透明度和问责机制：政府的数据资料对于判断诸如健康卫生的某一给定领域的政府绩效的水平是至关重要的。一旦这样的监督受到限制，非政府组织就应当担负起他们独立研究的责任，并应当明确宣布政府的不合作态度。
• 知识与技能。一个政府部门或者其一个雇员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缺乏必要的技能来从事这项工作。
• 民主和公众的推动力：获得精确数据的最佳来源是存在一个人人都积极参与到政府计划/项目的策划、实施和评估的社会。他们是最直接受这些计划影响的群体，他们最终也会成为经过有效设计和执行的计划的受益者。
• 自由：简单地说，一个脑袋被枪顶着的人是会绝对服从任何指令的。如果人们能够对一个项目或者计划的执行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是最好不过的了。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案例的发现事实/调查和存档
当一个社区中的群体或者个人带着满腹积怨去求助于人权组织，抱怨他们的权利遭到了侵犯，那么该组织可能有必要收集“现场”事实。假设一个社区的人们被强制离开自己的家园，被求助的组织可能会就到底发生了什么、多少人受到了影响、谁应该对此负责等等进行独立判断。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个组织会参与到事实发现或者调查的过程之中。
对诸如虐待、无端残害平民或者肆意拘禁之类的民权和政治权利问题进行事实发现所适用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对有关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问题的调查。
• 把人和社会置于中心位置
人权组织在进行事实发现的工作之时应当在心中牢记人民的利益。
他们应该记住，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对那些提供信息的人们的生活的一种很大的侵扰。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是冒着他们的生命和安宁的风险来提供信息的。
一个组织应当尽可能地向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商量一下他们可能采取的计划。该组织应当告诉人们他们所提供的信息的用途，以及人们的合作可能带来的后果。
应当在调查的初期就严格为被调查者保密，事前征得被调查者同意今后使用其提供的信息。
• 建立人权信息的可信度和可靠性
一个人权组织收集来的数据信息，他们所从事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受到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的质疑。由于非政府组织常常把他们所发现的问题报告给媒体和公众，这种质疑在非政府组织中尤其常见。因此，人权组织所收集和发布的信息和报告就应该是具有可信度和可靠性的。
建立信息的可信度和可靠性，需要在收集信息和形成报告的过程中保持苛严和客观的态度。
一旦收集到了信息，就需要把事实性的信息存储起来，确保在记录的过程中的一贯性和信息获取的便捷性。这要求制定一种可管理的、高效的文件管理系统。
人权活动家应当针对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案件中具体类型的事实、参与者和受害者的不同，系统地采纳这些用于确保调查和记录对民权和政治权利的侵犯事件的基本工具。本文最后列出了现在正在运用的有关民权与政治权利的一些资源，这些资源为通过调查和记录来思考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案例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
如果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问题涉及到了相当多的人甚至整个社会，那么需要做的可能不是把如此众多的个案记录下来，因为人权指标的发展会让对某一特定权利的遵守状况进行评估成为可能。
案例分析1：
对居所权的侵犯的监督——奥林匹克式
1989年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赢得了1996年举办奥运会的主办权。不幸的是，主流媒体都没有对在奥运会筹备期间当地的穷人的人权是如何被侵犯的事实进行报道。一个位于亚特兰大的非政府组织——南方计划，对这些问题、特别是有关居所权的问题进行监督。
监督的一个焦点是Techwood，美国最古老的住宅群。该住宅群建于20世纪三十年代，到1990年Techwood已经成为530户居民的家庭居所，这些家庭大部分都需要在住房上接受政府补贴。根据南方计划组织的工作人员和佐治亚反饥饿市民联盟组织一道展开的调查和面谈，半数的家庭收入在32，00美元一下，仅有65%的家庭从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计划中得到过救济，这些家庭中90％都是妇女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Techwood毗邻可口可乐公司总部和佐治亚理工大学的校园，在1996年之前，政府多次试图把居住于此的居民赶出这块风水宝地。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所进行的筹备工作，加速了在亚特兰大市拆掉那些提供给低收入家庭的住宅的进程，其中就包括Techwood。市政府的官员宣布要“拆毁”Techwood，几千人都要被赶出去；大多数人都在此居住了很多年。此后不久，Techwood的住宅全部被拆掉，给“奥林匹克中央公园”腾出地方。穷人并不是唯一受到奥运会筹备的影响的群体；许多在亚特兰大市郊居住的有工作的人和中产阶级也未能幸免遇难，在1996年的夏天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所租住的房屋租金上涨了600％。
根据南方计划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组织及工会一道收集的信息，市政府的官员和企业雇主对那些被迫从Techwood迁出的承租者的承诺——包括质量不错的住房和有稳定收入的全天工作——到现在也没有兑现。
结果，南方计划组织与其他一些草根组织一道组成了两个工作组，发起了一项名为“奥林匹克计划”的项目，以协调针对城市贫困人群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的公共教育和研究工作。
案例分析2：
西欧的经验式质询和社会进步
本文提到的很多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都是在过去的300多年间欧洲为应因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变革而发展起来的。以下是发展过程中值得一提的发生在英格兰的事件：
17世纪末期，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运用了人口数据的分析方法，来对其他社会现象进行数量调查。他把这些方法称为“政治算术”。这个术语在此后的100年里一直被采用，直到后来被“统计”一词所取代。“统计”一词由德国一群学者发扬光大。“启蒙时代的政治算术家们所做的工作，为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所发展的无数经验性调查技术铺平了道路。这些新技术包括了重要的家庭预算调查分析工具、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长的测量工具及贫困水平的检测工具。”
英格兰第一个针对劳动者工作条件的详细调查发生在18世纪末期。该项调查由两组不同的调查者（Davies and Eden）负责，他们非常同情当时工人阶级的悲惨遭遇并受到激发。所有的调查组都发现，工人阶级总是入不敷出，大约有20％的家庭的花销必须通过私人或公共的资源转移支付来弥补（met by private or public transfers of resources）。实际上，超过75％的家庭的预算几乎都要投在食物上——这个数字比今天发达国家中那些最为贫困的人口的食物消费比重要大得多。实际上，除了最为基本的日常必需品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钱能用于购买其他东西，在衣着上的花费可能比买些破旧衣服好不了多少。当时主流的看法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整天醉酒的人和目光短浅的人是社会罪恶的根基。在这样一个时代，Davies and Eden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为对社会现实做一个更加客观冷静的判断提供了事实基础。
19世纪中期，法国的Louis-René Villermé开始了他对该国棉花、木材和丝绸行业的工人的大调查。为了准备他的报告，Villermé运用了数据统计和他自己的定性分析方法。此外，在他进行统计分析和进行定性分析的时候，Villermé都运用了指数，但这些指数并没有特意地进行过设计。由此，他得到了一些看起来不太合逻辑却十分可靠的指数来表示惯例的瓦解（he took a high number of illegitimate births to be a reliable index of the disruption of customs），他把诸如按月付酬（而不是按天或按周付酬）这样的“定性”指数解释为稳定性和一定财富的表征。
法国是英国的邻国，在19世纪期间其国民收入预计比英国还要多得多….19世纪后半期…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国家核算的收入分配上…从18世纪末开始的对经济、财政和社会数据的搜集所取得的不断进步，无疑推动了对收入分配方法的逐渐关注…这个巨大的进步…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在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社会环境的恶化加剧了这些社会矛盾）的影响下，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变得更加关注收入分配问题，而较少关注经济的生产方面。
临近19世纪末期，德国在发展全国性的会计核算系统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尤为突出。这种变化通常被归结为两个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强大的劳工运动的出现，其次是向普鲁士和其他诸如萨克森州引入比例和累进式税收制度，该项制度为分析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一个极易获取的数据库。
19世纪后期，Charles Booth对伦敦生活条件展开了一次大规模调查。他根据收入因素把伦敦的居民划分为8个社会阶层。“这次大规模调查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对地方教育董事会进行的广泛的交叉询问，这些董事会成员在正常的在岗时间内进行挨家挨户的访谈。与社会阶层的分类相互补充的，是对测量“引起贫困的即刻的原因”的尝试。他请一些地方教育董事会的访谈者让4000个受访家庭填写一份问卷调查，由此来进行这种尝试。他由此而证实了贫困并不是诸如沉湎于花天酒地之类的个人失败所造成的，而是由就业问题引起的。虽然Booth总是尽可能地试图保持中立和客观，但他的发现常常会触动他内心深处的是非感。他变得尤为关心那些年老体衰的人的境况，他为这些人设计并推出了一项不用职工缴款的国家养老金计划。他的一些建议被国会所制定的一项法案所吸收。后来的一位调查者，Arthur Bowley，将采样技术引入到社会调查之中。
总而言之，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导致了大量经验性调查的出现，这些调查的出现逐渐为今天的经济和社会信息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指标的发展与运用
一般而言，一个指标是展示某个事物之发展方向的工具，或者作为这种方向的表征或体现。指标对于分析而言是十分有价值的，即便对指标本身的内容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对指标的精确而系统的运用，可以从几个途径有助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实现。指标：
评估在逐步运用这些权利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
揭示出所遇到的困难；
有助于发展权利的基本内涵，确立“最低限度的起点”。
但是，就人权指标的讨论中有很多模糊和混淆的地方。这个词在民权与政治权利工作中不太常用到，虽然对于那些从诸如公共政策、社会学和健康研究领域到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领域工作的人而言，这不算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在诸如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类的各种政府间机构，已经采用了许多人权指标来衡量一国内部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发展状况。但是，这些指数并不是没有一点遗漏的，也不必然就与人权诸概念相关联。因此，必须对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进行评估，并从人权的角度进行重构。
同样地，人权指标不应当仅限于统计数据的编辑。除了数字资料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发展各种标准、原则和评估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实现”，让这些能够转换为指标。
下面的“结果”或“后果”指标和“过程”指标之间的区别，提供了两条发展人权指标的“大道”。一条路关注的是权利的内容，另一条则是看国家的执行：
• 结果指标：结果指标指的是权利的核心内容，这使得测度权利的实现情况成为可能。例如，就健康权而言，那些因幼年疾病而死亡或发病的儿童中，通过免疫而幸免遇难的儿童所占这类儿童的比例，就是一个结果指标。
• 过程指标。过程指标是在各国之责任的基础上构建的。这些指标可以用来衡量国家遵守其一般责任的程度。例如，基本免疫的普遍覆盖率是否实现的程度，用完成免疫以对抗幼年疾病的儿童的比例来衡量，这就是过程指标。
换言之，过程指标帮助评估和监督一国政府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领域的行为责任的实现状况，而结果指标则帮助评估一国政府该领域的结果责任是否履行。
同时，指标应当推动对国家一般责任（立法上的认可，采取措施确保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等）以及每一项权利所针对的具体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数量指标是由数字数据构成的。数量指标可以用来对权利享用的质量进行评估。这包括评价政府在采取措施方面和计划性立场的表现，以及分析公共政策那些不可计量的方面（比如，参与的形式，或者为实现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而提交的司法建议的接受程度等）
参照系
一旦针对某一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被确定，下一步就是制定参照系。人权用法中使用的参照系，在本质上是各国政府在适当协商的基础上制定的适用于该国的每一项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之责任所应该实现的目标。这些目标既是可以量化的，又是可以定性的。这些目标与具体的时间框架相联系，成为《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所要求的“渐进的实现”的衡量基础。同一个参照系最初在每个国家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目标会逐渐趋同。
参照系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有助于克服国家层面上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领域的行动的缺失。为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实现建立参照系，能够突出这些权利与民权与政治权利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的某些方面。
一项旨在推动食物权、教育权或者居所权之实现的计划，不能仅仅用技术方案、官僚政治方案或者经济方案来想见。公民维度和政治维度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赋予个人参与到为实现这些权利所需采取的步骤的决策过程之中，必须赋予他们以帮助监督和评估这些过程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民权与政治权利不仅仅本身可以被看作是目的，而且也应该被视为推动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之实现的重要工具。
虽然政府可能不太情愿让个人和群体参与到有关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更为广泛的政治过程当中，但是这种参与很明显有着巨大的好处，尤其是在资源稀缺及需要对优先事项进行艰难判断的情况下。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可以让这些决策更加合乎人意，更加公平，更加经得起考验。
案例研究3：
参照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来自南非的经验
对人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具体权利的内涵与外延的清晰界定。
南非共和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将其宪法中有关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条款体现在那些旨在深化这些权利的国家计划之中。一个重点领域是水；获得充足的水的权利规定在该国宪法第27节。
水利部估计，由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和法律，有1200万至1400万南非人无法获得充足的饮用水，200万人口缺乏适当的卫生条件。偏远的农村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农妇和儿童的处境尤为悲惨。据估计，农村妇女每天花在汲水和劈柴的时间要超过4个小时。
水利部引入了一部法规，承认宪法规定的水权并给这个权利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定义。对于水权，水利部将最低标准的水供应量规定为每人每天25升。这个数量现在被认为是用于直接消费——准备食物和个人清洁——所必需的最低量。该部明确表示，这个量对于“一个充分的、健康的和生产性的生活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把这个量规定为最低量”。另外，水源必须距离住所200米之内，从出口开始的水流量必须不得低于10升每分钟，水的供给必须确保社会的用水安全。这意味着“生水”应该在98％的时间里都能保证供应，这种供水系统的操作和维护应该是有效的。最后，水利部与卫生部联合出台了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对水供应有关健康的质量标准进行了解释。
.南非水利部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中期目标，即每人每天的用水量为50－60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行动指南），一个长期目标是充分的水供给服务和各家各户连接成网络。另外，新的有关水的立法为公平而可持续的使用、管理和保护水资源提供了基础。
通过建立诸如此类的参照系，南非政府通过专门负责对水权之实现进行监督和执行的机构，譬如南非人权委员会，推动了水权的实现。
数字资料和定性信息的收集和解读
为了运用指标和参照系来开展监督，人权活动家需要与所要考察的指标相适应的数字资料和定性信息。在上面的南非的例子中，所用的指标是“无法获得充足饮用水的人的数量”，而设定的参照系是“为所有的人每天提供50－60升的水”。有关这一指标的数据是，1200万至1400万人口（无法获得充足的饮用水）。
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来源
与监督某一具体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而采用的指标有关的资料或信息，大致有两种广泛的信息获取来源：
• 第一手：第一手资料或者数据是由一个研究团收集而来的资料或数据。
• 第二手：第二手资料或者数据是已经由其他人收集到而被用于同样的目标或者其他目标的数据或资料。第二手资料或数据可以是公开出版的，也可能是未公开出版的，既包括数字资料也包括定性的信息。
让我们想一下，为“完成初等教育的人的比重”这一与国家所负的为所有人提供教育的责任相对应的指标收集了哪些数据。这是一个结果指标。与同一权利相对应的过程指标，包括“6－11岁儿童中入学接受初等教育的比重”，或者“每1000人口所拥有的小学的数量”。
对这些指标收集的第一手资料，通常要对社区家庭进行入户调查。这种调查能够提供这些完成初等教育学业的人口比例的数据，现在小学念书的儿童的比例的数据，被调查社区里小学的数量和分布状况（学校距离儿童家庭所在地的距离）的数据。
该调查还可以为调查结果提供解释。例如，如果一个村庄里儿童入学率显著低于另一个村庄，那么这是因为距离小学远近造成的吗？是由于家庭贫困，导致孩子辍学，早早地养家糊口？还是由于当地学校教学质量比其他学校差？
再如，男孩和女孩在入学率上的差异也可以通过这种社区调查来进行监测
社区调查是很复杂的监督工具，如果调查者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就需要向那些有经验的机构——譬如妇女健康组织和发展机构这样时常运用调查技术的组织——进行咨询。调查者还可以通过向当地的社会学家和其他可能有调查经验的学者学习。最后，调查者还可以参考各种有关调查技术的书籍。
社区调查通常会提供很多数字信息。可能在人权活动家看来，从社区和个人处收集定性信息是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这些信息有助于识别出那些妨碍儿童入学的障碍和克服这些障碍的策略是什么，有助于向政府提出适宜的政策建议。
在上述例子中，对定性信息的收集包括对文盲和辍学者的深入访谈，这样会发现被访者失学或者辍学的原因。还包括一系列的针对社区内特定群体——男性和女性，青年人和老年人，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的调查，以判断该社区对于教育的价值观，他们对于儿童为什么会辍学的看法以及如何能阻止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需要一个国家的人口信息之时，必须运用第二手资料。这是因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国家范围内的抽样调查以获得一手资料，会超出大多数机构的能力。
例如，各国政府常常会发布诸如就业、健康和教育领域的年度统计报告。另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就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问题发布统计报告，一些学术机构和国际组织，譬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会这样做。虽然通常情况下这些机构所发布的数据不是在权利的框架之下得出的，但总归是有助于掌握有关具体人权的指标的。这些数据也可能有助于为人权活动家提供针对具体领域的全面图景，帮助他们反复核对政府发布的信息的真实性。
为了最好地利用现有的信息，人权组织必须有能力理解这些数据代表了什么涵义，他们必须有一种评估其精确性、可信度和局限性的方法。运用现有数据所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可信赖的数据，收集数据运用不同方法。结果导致实际情况和数据所显示的情况之间存在着很多出入。
许多致力于民权和政治权利的组织发布了有关违反这些权利的数据（例如，某国家每周发生的随意残杀的数量），并对其他机构发布的信息和数据进行分析。他们可以把这种经验用于推动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工作之中。《人权监督的数据分析》是一本有关人权工作中进行统计分析的很容易找到的简明出版物，这本书对于那些感到缺乏足够的数据分析的知识和经验的人而言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案例分析 4：
收集和运用与人权指标向对应的第二手资料和信息的指南
I. 多种渠道收集信息
第一个挑战就是从尽可能多的渠道收集信息。把这些渠道进行分类是有帮助的：
• 出版物
• 非出版物
在上述分类之内所收集到的信息可以是：
• 数量，给定的数字，百分比，比例和比率；或者
• 定性的，提供对比例和比率背后的行为过程的描述和看法。例如，为什么地区X和地区Y之间存在着教育地位上的差异？是因为两地区人们的态度不同吗？如果是，如何来解释这种差异？这是他们的历史造成的吗？还是他们的客观现实？对儿童接受教育的决策过程是什么？
数量信息可以被划分为：
• 宏观数据/有关整个国家或者地区、一国内的州或者省的信息
• 微观数据/针对具体地区，社区或者人口群体的信息
考虑到信息收集具有深入精细而耗费时间的特性，定性信息一般都是根据对人口的小规模抽样调查而得来的，即微观层面的调查。
A. 出版物渠道
1. 定量性的宏观数据很容易从多种多样的常规出版物中获得。
- 十年人口普查报告
- 政府部门定期（通常为每年）出版的统计数据
- 国际专业机构出版的年度统计报告
本文结尾部分给出了一个国际出版物的列表，这些出版物包含了在教育、就业、健康和人口领域的数量资料。
2. 其他的出版物渠道，宏观或微观，数量或定性资料有：
-书与国家和国际杂志中的文章
-报刊文章和非学术性刊物中的特写
-论坛，会议和研讨会的报告
B. 非出版物渠道
1. 由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所维护的计算机化的数据库，是宏观或微观数量信息的一个来源。
2．其他非出版物信息来源，无论是宏观或微观，数量或定性信息，这包括：
-政府部门未公开的报告
-联合国、双边机构和捐助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评估报告，项目评价等
-相关高校未出版的专题论文
-非政府组织、专业组织、妇联、妇女联合会的报告和文件
-这一领域的个人陈述和私人通信，这是定性信息的一个有益的补充来源，特别是在其他来源十分匮乏的情况下。
就国家X的教育差别问题，人权活动家可能会提出下列信息来源：
• 宏观数量信息，来源于：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教育报告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年鉴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儿童状况报告
- 政府的十年人口普查报告
- 教育部的报告
• 数量与定性信息一道可以从下列渠道获得：
- 为一次近期的世界性会议准备的政府报告
- 有关宗教和少数种族的政府主管部门的出版物
- 由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有关该国某地区教育中性别差异问题的报告
• 一份利用多种信息渠道写就的、有关教育与人口生产和儿童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的形势分析报告
• 一份关于由移民组成的社区的教育地位问题的、未经发表的博士论文
• 一份非学术性刊物中有关诸多学校存在教育质量问题和表达当地人们对事态之不满的文章
II. 检查收集到的信息
A. 来自统计数据表的数量资料
1. 浏览所有的数据列表。看一下列出的指标的定义并标记下来。在任何情况下，分子和分母，以及列入和排除的标准都应当记下来。
例如，国家的人口普查报告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都提到了“识字率”。国家的人口普查报告可能会把识字率定义为“五岁以上受过教育的人口/五岁以上的所有人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可能对此定义为“七岁以上受过教育的人口/七岁以上的所有人口”。这两个比率很明显不具有可比性。
有时，同一信息来源中所使用的定义——譬如国家的人口普查报告——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例如，1951年和1961年的人口普查会把识字的人定义为“接受过一年或者一年以上教育的人”；1971年的人口普查则把这一定义改为“可以写自己名字的人”。因此，被归为识字人群的人口比例大幅上升，从1961年的40%上升到1971年的60％。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指标在定义上的不同，就会误以为这是多大的进步。
2. 把从不同渠道得到的所有相关信息及其所使用的定义、记载的年份、原始出处及数据所对应的年份都记下来。
例如，如果资料来源于教育部一份计划性文件所引用的统计数据，不要把信息来源标示为出自计划文件。而是应该明确地写为出自教育部的计划文件中所引用的统计数据，并注明相关页码和所参考的表格号码。
3. 应当注明数据所对应的年份，而不是作为信息来源的出版物的出版日期。
4. 应当注明数据所对应的地点。例如，如果辍学率是根据一个省的社区调查所得出的，这个数据所针对的地区就应该加以说明。如果是针对一国内某一地区或者省的数据，就应当对这一区域/地区能否代表国家这方面的情况进行讨论。
5. 在使用时间序列的数据之时，要确保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指标的定义不会发生改变。数据所对应的区域在地理边界上保持不变也是同样重要的。例如，同一个地区在1961年和1971年的人口普查中被分为两个部分，或者该国的一些地区由于政治原因在人口普查中根本就没有被涉及。这些改变应当在脚注中得到明确说明。
6. 检查信息的完整性和质量。有时候会因为某种原因而漏掉一些指标的信息（例如，出生的女孩的数量，死婴的数量，死亡的婴儿的数量）。要看一下得到的数据究竟是一种估计值还是一种确值。例如，辍学率可能是假定辍学的概率保持不变，而根据前一段时间的数据而估计出来的。
7. 对资料的完整性和质量进行评价。如果该国某些地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被调查到，这一点应该给予说明。如果有迹象表明某一指标有尚未发现的信息，这一点也应该加以说明。
8. 如果是从小规模的研究或者报告中获取的数字信息，根据样本大小、地理区域和数据所对应之人口的具体特征来记载信息，并注明信息的来源。例如，如果一个给定社区的人口死亡率是针对住院病人的调查所得的结果，那么这一点就应该注明。再次强调的是，上述信息可能是通过第一手调查过程得到的（对n个病人进行面谈），也可能是从医院的记录中得出的。这些区别都应该标示出来。
B. 定性信息
1. 检查信息收集的方法，被调查者的特征和这种信息能够代表其他处于类似境遇之人的情况的程度。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出现的对个人遭遇的描述，只要是根据个人经历而撰写的，人权活动家能够知道这种声音所代表的涵义，那么这种描述就可以作为对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的一个有力的佐证。集体讨论和谈话中出现的下列观察意见或者引注，不足以成为定性信息可信赖的来源：没有说明被访者是谁以及他们是如何被选为面谈对象的；没有说明谁是访谈者，交流的情景和所提之问题的性质；没有说明那些与被访者所表达的观点持类似看法的人的比重的。
2. 在使用从诸如期刊文章或者报刊上的调查报告的单个观察家对一种情形或者现象的描述的信息之时，一定要谨慎。这种形式的信息不能单独作为结论性证据的独立来源，但是可以用来作为额外的或者补充性的证据，来解释从其他途径的来的数据/信息所反映出的某种发展趋势。另外，这些信息可能有助于在基础要素或者起作用的要素的基础上进行假设，来解释某种现象或者趋势。例如，如果人权活动家手上有一些统计数据，显示出某一地区女孩的总入学率稳步上升，他们还有一些期刊和报刊特写，标示出这些父母在态度上的变化，那么就可以把这个作为观察到的趋势发生的原因。如果没有任何统计数据，报刊和期刊上的特写就只能用来推测父母态度对于女童入学上的变化的影响，但别无他途。
III. 把从各种渠道收集来的信息汇集起来
把由下列要素构成的信息汇集起来：
• 把从不同的不可比的渠道收集到的信息汇集起来；
• 把这些信息按照符合逻辑的顺序组合成一个连贯的故事；
• 不要仅仅是对一种形势的描述，要超越之，以明确这种形式之所以会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A. 信息的汇集类似于拼缝一床棉被——每一块碎布必须相互匹配，以便能拼凑成一个无缝的整体。所涉及的各个步骤有：
1. 看一下数据表，写出主要的趋势和问题。例如：
- 比率（识字率，入学率）随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明显的增长、降低或者波动
- 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相比的极高或者非常低的比率
- 地区间或者不同的人口群体间主要的不同点
- 与通常情形不同的情况，譬如尽管普遍收入低，但人们的识字率很高
2. 读一下文章和叙述部分，总结出每一个要点，按照逻辑顺序排列这些要点。
3．写出对形势的基本描述。提供的信息应该是最新的。如果数据超过了10年，要注意这样的数据必须有所补充，或者用描述当前形势的定性信息作为补充说明，或者用根据可得到的证据对可能发生的变化的方向进行讨论的定性信息来进行补充。例如，如果得到了对应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失业率这一数据，但是近年的经济变化提供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那么对此的讨论就应该说明，这个数字在近年会有所下降。
4. 检查一下给出的信息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5. 确保表中和叙述部分给出的信息的一致性。
6. 把不同但相关联的部分联系起来。例如，如果第一部分是关于教育领域的投资下降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种族差异的，你或许想考察一下在投资下降开始之后这种差异是不是更加显著了。不要试着写一份完全是描述比率和比例的报告——“人口群体X的识字率上升了，而群体Y没有；地区Z的识字率比其他地区上升得更快”——而没有解释这些数字的意义。
7. 在每一个部分都明确那些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讨论的问题。寻找其他的信息，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解释。
8. 步骤7当中提到的其他信息，可以是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报告和评论文章。对相互冲突的解释所蕴含的价值，如果有的话要标示出来并进行讨论，而不仅仅是观点的罗列。
预算分析
预算分析是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行动主义的一个极为有力的工具。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支持者不应再忽视国家预算的作用。这种预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反映了国家在做什么或者将要做什么。这种国家预算是用财政来解释国家所采取的行动计划，根据预期的税收和所提议的借贷计划来调整计划支出。预算是一项跨越部门界限、连接所有计划和项目的国家计划，是国家实施所有活动的工具载体。它可以把国家发展计划和优先项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
预算反映了国家的价值——国家重视什么，谁的工作国家最重视，会奖励谁，以及谁、什么和谁的工作国家不支持。预算是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同样也是一个让国家满足最为穷困的人的需要的有力工具。
预算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如财政计划，工作计划或方案，或者政治和社会文献。一项预算可以从不同的参照框架来看：作为一种经济过程（资源配置）；作为一项政治过程（不同群体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作为一项行政过程（计划，协调，控制和评估）。一项预算还可以被看作是一项人权过程（国家所肩负的完全实现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之责任相对应的资金的分配）
从人权的框架来看，国家预算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个过程，即根据国家在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方面的责任，财政资源进行分配的过程。人权之地位和对国家责任之遵守，成为财政资源分配的决定因素。国家的人权责任应当作为政府最终动机的指南：在可能的范围内运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工具来保障所有人都能享受到人权。这样，国家责任就为国家预算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和行政决策提供了原则和基础。
预算分析是对预算所做的严格而详细的审查。这包括对预算数据的收集、研究和解读，预算数据与诸如国家政策和计划之类的其他相关信息之间的关联性的考察，以及发现与结果的确立。其目的在于向大众提供值得信赖的、容易获得的分析和信息，这样对于政策的讨论也提供了一种及时的助益，其目的是影响预算问题的决策过程以及决策本身。
预算分析从好几个角度展开。一些组织从国家和次国家目标出发来评估财政安排。另外一些则对预算决策对那些涉及弱势群体的方案的影响进行考察。还有的组织对预算进行非常技术化的分析；这包括用大标题和小标题（支出的功用或者性质）来对消费支出进行分类，考察预算中的数字，研究新的分配项目，理解预算分配所表达的国家发展计划。
预算分析遇到的挑战
预算分析常常会遇到许多问题。缺乏预算数据和信息是常有的事。主要的预算论著，详细的金融研究报告、论文和其他文献往往是公众难以得到的。预算信息和数据的清晰性是另一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各个函数、成本和分配之间关系式的确立，由此难以检验预算分配背后的理性。
预算的结构中存在着几个缺口，限定了其作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预算不能反映实际的支出是否会背离其所分配的支出。有时候，资金花在了一些没有经过批准的用途上；另一些时候，实际的支出比所分配的资金要少，预算无法反映出没有用过的那部分资金到哪里去了。预算也没有显示花掉的资金的泄漏情况，如果有的话，也没有显示预算在地区、州、管区或者市政各级是不是得到了贯彻。
最后，制定预算的过程绝少能够让感兴趣的人们参与到其制定的各个阶段之中。有时候，他们可能仅仅会在预算核准阶段参与一下，这是立法机关举行公众听证会来讨论预算的阶段。但是参与到各个层次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决策，既是所有公民的权利，也是一项义务。预算的制定过程中，参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则。“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能使之明确地体现穷人和劳动人民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诉求，相对于那种被大权在握的利益部门所操控、为一己之私而炮制出税收中断、补贴、缩减规模和私有化等种种议程的制定过程来说，更有可能制定出更加公正的支出方案。”
开始吧！
开始对预算进行分析，需要经过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必须明白国家预算的制定过程和在这一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物。这一步需要手中有一份有关预算筹备的预算法、官方规则或者指南。通过仔细地研究预算法和相应的指南，我们可以获得开始对预算进行分析所必需的信息和知识。
第二，必须对预算中出现的各种术语了如指掌。运用会计词典或者向专家咨询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必须学会如何去读预算。需要知道预算是怎么分类的，以及每一项分类的依据是什么。还需要读懂预算中的数字，这样才能判断其含意是什么。向那些已经参与预算分析的专家或者其他人进行请教也是很有帮助的。还可以研究一下预算制定部门出台的指南，如果有的话。
最后，由于预算是——或者说应该是——与国家发展计划紧密相关的，因而必须了解这些计划。这涉及到获取这些发展计划和规划的复本，仔细分析以判断这些计划对国家的影响。
预算分析的应用
预算分析可以被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包括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领域。例如，一个受到影响的社区可能缺乏诸如饮用水和医疗设施，电，紧急服务，医疗服务或者教育等这些能够让当地居民运用和享受他们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重要国家产品和服务。当社区向国家反映这些问题，一个几乎是标准化的回答往往都是“缺少资金”或者“预算制约”。预算分析可以揭示出预算中相应部分所存在的真正问题并重新调整之。在这种情况下预算分析的目的，就是让社区能够更有效地向政府施加压力，因为政府有责任向人们提供有助于实现和享有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所必需的服务。
一个国家预算展示了用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确切财政资源的数量。它还显示了国家预算所要资助的那些计划和行动。仔细审查一下每一个内阁部门/部委或者国家机关/办公室的每一项支出项，可以识别出那些阻碍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实现和享有的计划。把资助这些计划的资金数目划出来，就能够精确得出那些能够重新进行调整或者进行重新分配、可用于资助那些运用和享有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所必需的服务、计划或者项目的资金数量。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活动家可能还会被呼吁去协助那些因在其区域内建设水坝、基础设施开放或者建设发电站导致基本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而受到威胁的社区居民。这些建设项目可能是国家单独进行的，也可能是国家与国家或者国际公司一道进行的。这些项目可能得到了国际金融组织或者双边贷款人的资助。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活动家往往会从进行事实发现的调查和记录其调查结果开始。一般随后是进行游说活动，以期建设项目能暂停或者取消。如果有必要，人权活动家还会协助社区组织和动员各种活动。
人权活动家的努力可以通过预算分析来得到壮大。如果希望这样的建设项目能停下来，可以审查一下项目预算，以判断此一项目所应花费的资金。然后可以把这个数字与实现和享有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所必须的计划或方案所应花费的资金比较一下。之后就可以向立法机关提交这一发现，并积极地参与到预算的立法听证当中。在预算听证期间让这个项目停下来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没有资金的支持，政府就不能继续从事这个项目。
另外，许多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活动家还会遇到歧视弱势群体（老年人，妇女，儿童，穷人，土著居民等）的政策、服务和计划。他们也遇到这样的情形，即无法平等地享受政府提供的、影响到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之实现和享有的国家服务。在这种情况下，预算分析能够发挥很关键的作用，让人权活动家能够判断预算在这些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之间的分配所存在的问题。
•公共分配可以用性质和功能来进行分析，以判断它们对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及其伴随的国家责任的多种影响。这种影响包括：
•公共分配可以用来判断综合消费、地域支出形态、支出水平、国家计划、当前支出的种类和补偿措施是否符合国家在尊重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方面的责任。
•公共分配可以用来检讨国家是不是为《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1）条项下所要求采取的那些行动提供充足的资金。
•公共分配还可以用来评估对国家是否有充足的资金来实现国家所设定的有关逐步实现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参照标准。
•与司法、国家人权委员会和其他人权审判机关有关的公共分配，可以用来分析和判断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受到侵犯的受害者利用他们得到赔偿的权利所能获得的救济的程度。
通过预算分析对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逐步实现进行监督，可以对国家预算进行跨年度的比较。将一年的预算分配与下一年的数字进行比较，可以显示出国家政策和优先事项上的变化。这些政策和方案有没有不断调整以促进或是阻碍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实现？国家有没有向那些推动或是阻碍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逐步实现的项目投入更多的资金？对跨年度的预算进行分析，能够支出国家在有关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方面采取的倒退措施。
泰国：制定一项人权的国家政策和行动计划
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诞生50周年，泰国政府设立了一个由司法部部长主持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为了筹备一项人权国家政策和行动计划。其主要使命是在6个月之内制定出一项旨在推动和保护泰国人权的政策和行动计划。为此组成了许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这一过程是从对儿童、妇女、外来务工人员、少数民族、残疾人士、人权卫士和该国其他群体的人权状况进行分析开始的。这些分析报告被递到了政策起草小组委员会处。那些参与分析的人都期待着该小组委员会能仔细研究并把他们的报告作为构思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基础，但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
起草小组委员会制作了一份长达300页的政策和行动计划，但是形势分析却没有被考虑进去。看一看这一以人权为目的的国家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制定过程就很清楚地知道，各种群体都参与到了这一过程当中，但是，由于没有人去读那份形势分析，起草者也没有参考这份报告，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和建议也都没有被采纳，很难说这个起草过程是有着广泛的公众参与的。
报告
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监督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可以用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包括人权教育计划，法律和诉讼改革方案等。在这些情况中，大多数都需要撰写各种形式的报告，以便让收集来的信息发挥作用。例如，一个简短的情况说明书有助于简化媒体的报道，而一份详尽的分析报告则是法律改革或者诉讼所必需的。在撰写任何报告之前，对于报告的目的及其适当的内容和文体都要仔细斟酌，这一点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