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会议主办单位天则所发起这次活动，邀请我们协助，给我们这些经济学家聚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机会。
另外，我也很高兴我们中心有机会支持这次活动。我们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实际上成立得很早，但对外活动不多。那是在2002、2003年的时候，我和陈平，还有崔之元教授和刘昶教授，我们在一块儿提议建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
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对中国和当代世界变动的重大现实问题做些有点距离感的基础性研究；定位既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也不是政策层的研究，而是对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基础性研究。不巧的是，后来因为多种原因，比如我自己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我创办的同华投资集团上；陈平教授也因为各方面原因，没有全职在上海，而是将工作重心放到了北京大学；崔之元因为家庭原因去了清华；只有刘昶教授从美国回来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2008年，我们中心研究出版了一套《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共14本，并开始逐渐恢复对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这两年,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课题，其中最主要的两项，一是研究美国金融体系的变革、现状以及它对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另一个就是研究中国正在形成中的复合型财政制度和公共财政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国家治理机制的长期影响。
去年我们出了一个小册子——《超常增长》，书中模拟了未来三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长期图景，给出了一个偏向乐观的推断。这些思想总的来说还是聚焦在因新经济现实而产生的对经济学某些理论的冲击和影响上。
在研究中我们有两点体会。一是进行创新型学术性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建立主体意识。很多年来，我们引进、消化和应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取得很大成就。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应该尽快告一段落。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变革不断涌现，而在现代经济学的发源地，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正经历着制度和生存方式的重大调整。这都为我们研究新经济现实、创造新经济理论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我们如何从系统地观察到的现实中去提炼新的理论，而不是像过去几十年那样通过引进、消化外国原理，来解读中国现实。这方面起步早的人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比如在座的，我们都很熟悉的林老师，他的新结构经济学，张五常教授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解释，还有一些历史学者的工作，方方面面都显示中国正在走出单纯引进和学习的道路，转向在学习和引进中实现自己的学术创造。
第二个体会是什么呢？就是要走出悲情意识。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史是给我们留下很多创伤，一个落后民族、被挨打民族看现代世界，好的方面就是激人奋起，不好的就是有时候站在这个极端，有时候站在那个极端，不能心平气和的看待这个世界。加上十年文革，大家知道极左的冲击对中国社会造成相当大的震动和负面影响，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乃至有过惨痛的个人经历。这些无形中会影响每一个研究人员的思想倾向。我觉得今天也是告别这种思想倾向的时候了。不管怎么说，中华民族已经从苦难中走了出来，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领导走出了文化大革命，走向明天。对我们学术人员而言，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在进行研究工作时，要先采取一个客观、理性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我知道，其实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内部有相当强烈、深刻的分歧，但是分歧是好事还是坏事？取决于我们当事人的心态，如果我们把别人的挑战和不同的思想作为自己进步的养料，善于从别人的挑战中找到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动力的话，那么这种分歧越深刻，学术进步越快。
我抱着这个态度到这里向各位学习，有机会也会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跟各位交流。祝贺大会圆满成功。
[ 史正富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主任、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标题为编者所加 ]
201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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