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家一样，认真聆听了江老师的演讲，动感情，启智慧，受教益。
首先，江老师以“中国的社会转型已到关口，不进则退”这一总体时代性质判断，作为全部论述的起点。值此非常时期，江老师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出现了多种“双重结构”。其中之一，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端，就是“初步崛起的市场经济主体与国家主义的权力本位”这一双重结构。时至今日，不仅依然存在，甚或多所强化，则内在紧张不免。对此，江老师以关于法人的三种分类为例，详加说明，提纲挈领。
江老师的分析，道出了今日的时代特征，其实讲述了中国自1840年以还，历经清末改革、北洋新政、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之后，到了今天，可能正处在两百年大转型的最后收尾时段这一时代节点，此时此刻，中国所遭遇的窘迫与困顿，所面临的急务和必须出台的措置。可能，正是基此理路，江老师接下来的阐释，可以归结为以社会自治作为切入口，推动中国的政体改革，再以政体改革反哺社会，进而推动社会结构转型与政体转型。凡此进路，交缠于社会与政治，并以其齐头并进为憧憬，同样是用心良苦。
对此，我的一点体认是，政体改革必然是中国这一波大转型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一役。毕竟，整个中国转型牵涉到“立国、立宪、立教与立人”之四位一体，而以“建构民族国家、发展经济社会、提炼优良政体和重缔意义秩序”为鹄的。社会结构的转型既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处于当今这一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启动的闷局之下，怎样以它的转型，尤其是以社会自治作为切入口，来促进、培育、推动，从而最终发展成为政体改革之枢机。可能，江老师用心良苦，意旨在此。江老师并且以“行政脱钩、章程自主、民主选举、专家治理”，凡此四项，细致分说社会自治的含义，申论其要领，
江老师以“足球”为例，让我回忆起一段温馨往事。江老师是球迷，那时候在海里行走，要去某处开会，正好我有事找江老师，江老师便说今天晚上的会不知道开到几点，但晚上八点直播世界杯，到时不行你就打电话给我，说家里有急事。结果没等我打电话，江老师就回 家看电视直播球赛了。江老师人在海里，心不在海里，心系足球。
说来好笑，每次我开车经过中央党校门口和北京体育大学，就不免想，政法大学校园破败，但不用着急，终究会有一个山清水秀、莺歌燕舞的校园的。开个玩笑，等到转型成功，这两处校园，随法大任选一个。
江老师讲的这个问题里面透露一个重大信息，就是社会的自我培育，看起来是公民相互联合和自我承认的问题，但是他恰恰是基础，所撬动的是整个国家的整体态势。这也是为什么昨天中央开会刚刚今天早晨发布强调要在所有社会组织里面普遍建立党的组织。所以，江老师，看来这个事情比较难办。而且四中全会讲的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可是我们知道，社会从本根上讲是一个自治体，尤其是市民社会和伦理社会，更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最好不要进的领域。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体现的是法家治理之制，将国家、政府和社会，换言之，就是将政治生活和市民私生活一起纳入法网的法家式结构。因此，值此情形下，求社会自治，则愿景可期，而势必前路漫漫。
江老师的演讲还可能启发了一点，那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如何解决自由与秩序、规模和分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可能还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国家和政府这样一种三权鼎立的理想社会模式，如何在中国当下落地。以社会、政治和国家三要素来衡估，可能当年立国之初的美国是“新社会－新国家－旧政治”，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光荣革命之后一直到19世纪晚期，可能是“旧社会－旧国家－新政治”。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呢？当下之际，实在需要我们做出理性判断。
江老师并且以社会自治在中国发展的前景，以体育、高教和医疗作为案例，指出企业自治、事业单位脱钩所引发的种种后遗的社会效应。其间，党权如何与这样的社会自治相协调，蔚为问题的根本。中国刻下的党国一体结构，乃是20世纪蔓延半个世界的左翼集权政治在当今中国最大的一个政治遗产，换言之，当今中国的七人寡头制所形成的党国一体、小组治国的政治形态，未见分权，反见集权强化，则可能被萧功秦教授一言中的的新权威主义治下的中国高教如何脱钩，只能是有指望而无把握之事。毕竟，高校高教，目前定位为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阵地，培养接班人的核心之所，如何能够实现社会自治，实在是令人憧憬，但我觉得可能没有多少把握。
总而言之，江老师梳理了社会自治的原因、路径和前景，同时将中国刻下社会自治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盘托出。这是我聆听江老师演讲的一点体会，与各位同仁分享，就教于江老师。
[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对江平教授主题报告的评议演讲（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主标题为编者所加，转载或引用请注明 ]
2015-6-28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