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接到邀请的时候说是一个法学政治学的理论创新会，所以我原来报的题目是讲中国政治思想研究需要新的问题意识，只想谈谈在政治思想领域有些什么新的问题值得研究。后来收到初步日程一看，大家报的都是很具体的研究题目，我想我也是和大家一样，谈一个具体的已经有研究成果的东西。
今天我要谈的刚好和前面的话题比较接得上，但是我主要从历史角度谈，谈的是“民国初年国家的权威与象征”，这个问题和刚才谈的宪政问题是直接相关的。还有一个主标题叫做“国王的两个身体”，这个我们都知道国王的两个身体是西方非常主要的一个说法，就是国王作为君主制，国王一个身体是君主的个人的肉身，但是另外一个身体是国家的权威与象征，这是国王的两个身体。这两个身体非常具有寓意，特别是后面这个身体，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威与象征。我们知道中国2000多年秦汉以后的君主制到了辛亥革命被推翻了，辛亥革命推翻的是国王的肉身，这个很容易。但是国王另外一个身体，就是国家的权威和象征留下的空白谁来填补呢？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主要是讨论这个问题。
当时在试图填补这个空白的时候，曾经有过三个方案，一个方案是英国式的虚君共和的方案，第二个是美国式的立宪权威的方案，第三个是法国式的袁世凯的那个所谓中国式的拿破仑强人政治方案。这三个方案当时第一个错过了，第二个没成功，第三个失败了。所以我想从历史角度讨论这个问题。
我先一个一个做一些讨论。先讲英国式的虚君共和的措施。汉娜•阿伦特有一个主要看法，她把权力和权威这两个概念是分离开的，这是一个欧洲历史的现象，因为在罗马时期，西塞罗有一句名言叫做权力属于人民，权威属于元老院。所以元老院代表的是权威，这不是人民赋予他的，是传统赋予他的，但是执政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他的，所以权力和权威是互相平衡和制约的。这个传统一直保存下来，到了美国建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转化为另外一个模式，权力属于人民，所以总统由人民选的，但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权威是属于谁呢？属于宪法。这两个也成为美国现代政治的典范。但是中国古代君主制是集权力与权威于一身的，他既是皇朝权力核心，又是整个帝国和天下秩序正当性的象征，权力和权威可以说是圣王合一，这是中国政治的特点，多少年没有变。
辛亥革命狂飙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清政府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本来国会请愿，要求搞德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君主立宪立法权在国会，行政权还在君主手里，清政府不同意。不同意，革命起来了，当时清政府知道搞不定，最后匆匆忙忙批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当时的全国资政院提出来的宪法19条信约。这个信约太有意思了，实际上这是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方案，清朝皇帝只是一个虚君，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权威。立法权在国会，行政权在内阁，那是像英国一样的，内阁总理大臣对国会负责。所以当时这19条信约是虚君共和的英国式方案，当时清庭竟然批评，当时这个方案，康有为、梁启超觉得好的很。这样既能保持权威的稳定性，同时最核心的是能立宪，中国成为立宪国，同时又有秩序。所以他们两个都对这个方案非常赞成。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这套虚君共和制实际上保持了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个是肉身，最重要的是国王作为一个虚君，国家有一个历史脉络传承下来的非常明确的权威的象征符号。但是，这个权威象征符号是虚的。但是权力是属于国会的。这个有点像二战以后的天皇制，泰国也是这样。这种制度有一个什么好处？政治可以动荡，但是在各个党派，各种政治乃至军事力量之上，有一个超越了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的象征性的权威。平时你没觉得它多么重要，等到各种政治力量相决不下的时候，这个象征性的权威，因为是抽象的国王的另外一个身体，抽象的代表着国家，那个时候就可以发挥某种作用。中国几个重大关头就缺这么一个超越的、象征性的权威的力量出来平衡。
所以当时这样一种具有国家象征的君主，这个东西不能人造的，人造是不行的，一定要来自于历史传统才是有权威的。而且这个权威当时也不能太威信扫地。但是偏偏当时这样一个方案，革命派不接受，当时像张謇所领导的立宪派也不接受，袁世凯更不愿意接受，因为袁世凯做总理大臣，虽然大权在握，但是他想做皇帝。因为中国凡是能够有实力做老大的，绝不想做老二，所以都不接受，最后就错过了这个方案。当然，错过这个方案可能其中也有一个偶然原因，这个偶然就是清朝末年是一个异族皇帝，不是汉族的，而且这个皇帝威信扫地。当时那些人为什么不接受？革命派不接受，袁世凯不接受可以理解，像立宪派也不接受。我这几年研究发现，包括立宪派在内，这些人满脑子觉得，来重建秩序还是考虑人。中国人很少思考制度，通过制度稳定。哪个人是能够评定大局的？觉得清朝皇帝不行了，要另外找人，就看中了袁世凯，要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哪怕清末的立宪派，他们脑子里面还不是最后落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套制度，立宪、宪政，还是看人，还是寄托于人。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当年世界上没有几个共和制，除了法国、美国以外大部分都是搞的乱糟糟的，但是中国竟然这么领先，搞了一个共和制。
但是留下了两个历史的隐患，第一个隐患，共和制度提供了一个幻觉，好象只要权力到了人民手里，一切都OK了，立宪不那么重要，关键是权力在谁的手里，这个是中国政治里面非常注重的，权力属于谁，而不太关心这个权力是否受到制约，有没有规范，这都是其次考虑的。第二个隐患，辛亥革命以后，国家权威的象征变得非常模糊，因为君主制的国家权威非常明显在那里，就是那个君主。但是共和制的国家，他的一个象征要从原来的那个人格的象征转化为一个制度的象征，就是制度特别是宪法象征着这个国家权威。这个转换就意味着首先要立宪，要有宪法，然后以宪法建立一套宪政，才能弥补君主逊位以后留下的国家权力的象征。
接下来我们看民国建立以后，这样一个所谓空白能不能弥补上呢？我们接下去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式的立宪权威的错失。辛亥革命有一个特点，它是美国式的，就是独立战争模式，就是各省独立，有点像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也是对宗主国的独立。美国各省殖民地独立以后，最后是立国，然后通过费城制宪，建立一个国家的建构。我把它称为重建权威的道路，所谓重建权威就是通过费城制宪，制定一个国家根本的权威，所以成功的实现了这个国家的象征从原来的君主、人，转向了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度。所以美国的国家象征以宪法为中心，国旗、国歌、自由女神，这些都是国家认同的象征符号。
中国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是美国式的各省独立，但是革命成功以后转了，转到哪呢？转到法国式。法国是什么特点呢？法国大革命以后，最核心的问题不是立宪的问题、宪法的问题，法国不是说没有宪法。我们都知道法国大革命以后复辟，再革命再复辟，再革命，动荡了差不多七八十年。整个七八十年里面有几部宪法呢？前后有九部宪法，到1875年以后才开始稳定下来。当中一直在干什么呢？各个党派、各种野心家都围绕着一个，谁掌握国家最高权力，都围绕这个东西。各种各样的党派的斗争，各种保皇党、温和的共和派，还是激进的党都自认为代表人民，似乎只要自己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人民根本利益就实现了。所以，这个动荡都围绕着权力，而不是我们说的以立宪为中心的权威。
为什么后来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转向法国式呢？民国初年当时三股力量，袁世凯、国民党、立宪进步党，三股力量，当时目光也都一样盯着权力。国民党是希望有一个超级议会制，权力都在议会手里，总统是虚的。袁世凯当然是一个超级总统制，进步党觉得在国会里面自己是第二党，所以他要打败老大国民党，要和袁世凯联手。所以一切都围绕着权力在争斗。但是偏偏一个所谓的宪法的草案，不是说不做，但是没有人重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民国初年那个政治之所以失败，核心的失败是失败在当时过于注重权力，而没有注重立宪。所以最后国民党和进步党在国会里面恶斗，这个恶斗到了什么地步，一切只看是否有利于自己，至于是否破坏违背临时约法不重要。比如说当时袁世凯总统任命各省官员，按照临时约法规定，按理说应该是总理附署，袁世凯不让总理附署，两党居然都认了。他违背这个临时约法，大家都没在意。所以由于两党恶斗，让袁世凯渔翁得利，一步步宣布国民党非法，解散国会，再成立自己的一个国会，最后从终身大总统到称帝，一步步这么过来的。
最后第三个，就是到了袁世凯这个阶段，我称为沿着法国道路走向滑铁卢。民国到了1913年，当时因为政党争夺很厉害，很多人都失望，乱成这样，我们还不如希望给袁大总统一个集权，由这样一个开明的强人赋予他全权才能搞定。袁当时形象非常好，就是希望一个中国式的拿破仑出来重建秩序。这里边当然对袁世凯既有一种期待，又有一种警惕，这和国王的两个身体有关，因为他代表的国家权威，所以对总统当时有很大期望甚至信仰。但是他又是一个肉身，有可能和国家利益分离，所以大家又警惕。就在这个背景里边，杨度提出来君主立宪制，杨度觉得皇帝失去以后，各家势力都在窥探国家最高权力，与其这样不如回到君主立宪，核心是立宪，但是有了君主之后，不会围绕国家最大权力，而是大家都按照这个立宪来办。但是问题在于君主制是自然形成的，不可能人造的，是造不出来的，没法认的。要么袁世凯当时这个人如果立下了战功，比如从列强那里收回国土，或者其他的功劳，但是他没有。所以袁世凯虽然权力很大，但是他立功、立德、立言，他一条都拿不出来。所以最后他自己多走一步，最后称帝的时候，就成为他最后的滑铁卢。所以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国真正经历了五代十国阶段，就是大乱。从1916年到1924年，这个当中有两个约法，两个国会，两个政府，南北政府，三部宪法。但是这都是空的，国家权威和象征已经荡然无存。所以，当时也叫法统，但是这个法统已经是多头，南和北都有法统，法统一多就没有真正的法统。而且当时的人也不相信法统，只相信一个东西，有道还是无道，中国传统的你有没有天道道义，所以通常军阀征伐别人都是因有道伐无道，法统都是一个工具，所以最后连法统人们都不相信了。最后到1923、1924年，先是南方孙中山建立大元帅府，学习苏俄，废弃法统，走苏俄道路。1924年底段祺瑞重新上台，宣布废除曹锟宪法，然后把所有国会、各种法统通通消灭。所以到1923、1924年，法统都没有了，所以民国初年法统的灵魂在中段就死掉了。所以1924、1925年中国又进入一段新历史，就是开始学俄国，树立党国权威、革命权威，开始注重另外一个权威，而不再是民国中间一度追求过的，当然也没有实现的宪法为主的法统。
我们讲这段历史有很多意味深长的东西可以重新思考，因为历史并没有翻过去，历史还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延续。谢谢！
回应评议
谢谢各位精彩的提问和发挥。时间有限，我就简单的综合的回应一下。就像唐文明教授所注意到的，实际上这篇短文里面有两个相关但是还是相对独立的问题。一个就是关于国王两个身体是涉及到国家的权威和象征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权威和权力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是完全和国王两个身体对应起来，我先说明一下。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权威的问题。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中国今天的国家，这个国家缺乏一个权威和象征，今天国家权威和象征是什么？是说不清楚的。去年还是前年刘小枫提出一个关于国父的问题，引起很大争议，竟然今天对毛有这么多争论，哪有一个国家把自己国父糟蹋成这个样子的，还国成其国吗？当然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他提出的倒是一个真问题，但是他回答坏了。但是这个问题是真的，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国家的权威和象征到底是什么？现在是说不清楚的。但是刘小枫还是围绕着人在打转，还是君主，但是我们知道君主这个东西不能人造的。很多东西越是人造越容易失败。围绕我讲的问题说，事实上应该像美国一样，这个国家的权威和象征必须从人转到制度，这个制度核心就是宪法。用四中全会的语言叫做依宪治国，但是依宪治国不是说宪法是一个工具，不是by law而是说of law，宪法实际上也代表了国家的权威和象征，要有这样一个转换，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根本上解决各种各样的个人崇拜。
第二个问题各位提到的，我们怎么理解宪政的问题。这几年我对这些问题也有一些思考，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要把老虎关在笼子里边，我们说叫宪政，或者是宪制，不管怎么样就是一套制度，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度，把权力这个老虎关在笼子里边。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但是我补充的一句话叫做不仅要把老虎关在笼子里面，要把猴子也关在笼子里边，什么叫猴子呢？就是各种社会的力量，因为一个最好的宪法和制度是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都规范起来，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一个，就游离到这个制度外面搞革命了，搞动乱了，搞破坏了。所以好的制度一定是把老虎和猴子都关进去了。这个宪法就是必须是超越各种利益之上。所以萧功秦刚才的看法我完全同意，只是我没法展开，我想说民初约法也好，后来流产的天坛宪草也好，没有被接受，但是不当回事，就是觉得约法和宪草被称为一党一派之宪法，因为我们知道宪法不能针对特定人，但是民初约法和天台宪草是特定针对袁世凯这个大总统，把他搞成一个虚君，虚的总统，但是因为国民党占领国会，搞成一个超级议会制。但是最大的一个错误恰恰是最有权力的人是袁世凯，他怎么会接受？换了你也不会接受。所以这个流产和这个有关系，所以宪法制宪是现实力量的平衡，这个平衡就是要把各种有力量的人都接受，这是一个难度。但是这恰恰是一个宪政核心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时间讨论了，比如说我们都同意宪法这个东西背后还有一个更高的也许比宪法更高的一个立法意志的问题，属于谁？属于人民，还是属于唐文明说的新君主，还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宪法革命的问题。阿克曼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了，韦森再三提醒我，我先说到这里。将来有机会再讨论。
[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主题报告演讲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未经本人修订， 转载或引用请注明 ]
2015-7-20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