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霖兄是多年的老朋友。这里我想做一点建设性的批评。我觉得纪霖兄谈到的一个民国初年的乱政和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造成中国权力的缺失和民主的滑铁卢。但是这个判断当中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它的根源恰恰在于临时约法本身，临时约法是宋教仁在一个月时间里面关着门想出来的法律。按照芝加哥学派古德诺的评价，这是不及格的宪法，根本无法操作。换句话说就是把总统架空，有实权的袁世凯，把他的权力完全架空，袁世凯本来是开国元勋，把他的权力完全架空，而实权掌握在总理手里面，总理又是没有实力的人。总理有很大行政权的同时又受到国会制约，国会又是国会专制，国会大多数是同盟派，可以进行任意投票把他否定掉。反过来这个临时约法最缺少的就是内阁制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权力制衡。也就是说当国会能够任意否决总理和总统的情况下，总统可以解散国会，这是按照内阁制最起码的做法。但是在临时约法里面却没有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就是总理告状不同意国会的时候，总理可以向总统告状，总统可以解散国会，这是一般内阁制最起码的权力制衡的标准，但是临时约法根本没有这个。由于没有这个，就是国会专制，国会专制的结果就是用小笼子关大老虎，而这个小笼子恰恰是纸做的小笼子，所以一定造成强烈的党争和内部冲突，最后袁世凯轻而易举的把这个推翻掉了，镇压掉了，他就变成了终身总统，独裁的总统，终身总统不受权力制约情况的下，袁世凯死了以后就天下大乱，这样就造成了斗争当中你死我活的乌烟瘴气的东西。所以关键问题还是临时约法。
所以，我觉得用权力和权威两分法谈这个问题不是关键，它的关键如果用今天看待这段历史、对于当今历史有什么启示意义，我觉得后发展的国家在面对一个宪政改革的时候，一定会面临两条路径，一条路径就是历史主义的路径，历史主义路径就是说他从历史经验当中产生出来的一种传统的因素，作为宪政一个杠杆。然后利用这个杠杆来引导社会秩序的变迁。那就是所谓开明专制主义，或者英国模式。但是这个英国模式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的合法性丧失掉了，因为他合法性丧失掉了，根本没有办法利用他残余权威重新整合社会秩序。于是出现第二种选择，就是普世主义选择，普世主义选择从客观上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临时约法就是普世主义选择，按照世界上普遍的法治选择，三权分立的东西，按照那套制度框架重新设计一个中国的宪法。但是普世主义选择好处在什么呢？能够迅速的，立竿见影的向普世主义价值看齐。但是问题在于人们设计普世主义制度的时候，他受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局限性，因为理性是有很大局限性，当时知识也不全面，所以他设计出那么一个荒诞的，那么一种不及格的宪法，这个不及格的宪法确实造成后果非常严重。所以我觉得当代中国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思考这段历史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历史主义路径和普世主义路径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现在我觉得中国实行历史主义路径可能性完全存在，因为中国共产党完全不是清末的时期，他有足够合法性，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历史主义路径。与此同时单纯的历史主义路径有他的局限性，还需要普世主义的价值的东西加以补充，补充的同时我觉得对我们有普世主义价值倾向的朋友们最重要的一点要考虑到理性的局限性。
[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评议演讲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本人修订，转载或引用请注明 ]
2015-7-20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