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制度快30年了，当然国家制度是我研究的重点对象，我研究一段年份发现我研究制度必须研究历史，所以我现在成了历史研究者。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只有超过中国历史，站在世界历史，而且超越一段历史，站在全人类的历史，才能搞清楚制度。
第三句话，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上，中国这一段历史说的是什么问题呢？我们把国际历史都对照一下，大宪章哪一年？13世纪。宪政什么时候才成立？大家想一想，中间在干什么？打仗。因此，国家的逻辑是什么？农耕文明的国家的逻辑是韦伯定义的合法的权威，而且背后就是武装力量。所以中国这段历史，开始争的是谁有权。但是毛泽东说了一句太经典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就把韦伯国家政策的逻辑落实到行为上。现在的共产党还是执行这个逻辑，江山是我打的，你们说什么说？我才第二代，早着呢。所以只有把这个历史，不仅是英国打了几百年，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又打了几百年？谁都不服。因为那个均衡没有出现，大宪章地方政权也不满意，国家权威也不满意，谁都觉得不满意，怎么办？打，打到我胜了，你服不服？服了，那就听我的。中国这段时间也恰恰是冷兵器转向热兵器的历史时代，和英国非常相似。怎么才把军队从国家的逻辑改变了呢？就是李炜光明天的题目，财政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我们明天再说。
[ 李建德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特聘教授、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评议演讲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未经本人修订，标题为编者所加，转载请注明 ]
201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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