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迟到，从昌平乡下赶来，路上堵住了，走到车公庄一看不行，赶紧换乘地铁，前后居然花了近三个小时。
今天给大家讲这么一个题目，大概论域介于国际法、国际政治和一般的政治哲学之间。主要讲三个部分：第一，从主权建构和国家内政的缘起，谈现代国家与全球体系中超级大国的定位。第二，着重说明为什么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包括中国这样一个现在可以说是准超级大国的国家，可能，也没有纯粹内政。第三，想从这一点引申开来，就国际体系与世界秩序做一点文化政治学的阐发。
引言
让我们从两件事讲起。近来有两件事，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第一件事是去年发生于美国弗格森小镇的黑人青年布朗遭警察枪杀案，后来奥巴马有一个讲话，说美国每天有一名黑人被警察枪杀。最近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有一个研究，结论是美国每25起被判处死刑案件中就有一个冤案，换言之，美国死刑案件冤假错案的比例居然高达二十五分之一。结合我个人自己在美国监狱参观，亲眼目睹美国监狱黑裔、拉丁裔人口高达80%以上，可见问题之严重。所以，去年弗格森小镇的黑白对立事件发生之后，8月21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那位女士，在问到关于弗格森小镇事情与美国人权保障，特别是美国黑白两族对立和人权保障问题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这位女士仿佛一时语塞，继而慨言，“发生在弗格森的事件属于美国内政”，寓意似乎是“内政不受干涉”云云，以此作答。[1] 对此，媒体以哈夫女士“拿错了剧本”相讥讽。我当时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倒没觉吃惊，但却想起了当年一位大人物对香港记者的谈话，耳畔不禁回想起那句著名的“兔痒，兔拿癔巫”。不少人习惯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动不动以内政为由抵挡一阵子，没想到美国的发言人也以这是美国内政、而美国内政不受干涉为由来回答，可见没认识到权力都是这么回事。[2]
第二件事情就是7月27号，即四天前，公安部、民政部等三部委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听说请了几个御用法律专家，和驻上海的德国、英国、美国领事馆官员，跨国公司驻华代表，以及新闻界，开了一个座谈会。主要想沟通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现在正在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这次中国立法机构和中国政府看来身段相对柔软一点，解释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法律，制定这个法律不是为了限制或者屏蔽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相反是引导、是加强管理，如何如何。中间有一位法学专家现在供职于政府部门，以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是为了更好改革开放而不是重行关门政策作答，云山雾罩，好像挺聪明的。
其实，关于这类一国立法或者一国内政在国际上引起他国重视，乃至于不得不接受他国的质询，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一起两起，也不是今天才有的。过去英国作为世界超级霸主，其海军扩建、吨位等等，会引起欧洲其他列强的关注，甚至也会要求公开相关数据，要求透明度等等。今春以来，关于中国网上金融立法等事项，也曾引发美国跨国公司、美国国务院乃至于奥巴马本人以直接喊话方式，要求中国公开相关立法的背景、动机、目的，以及立法的内容、透明度等等，均将“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这一话题摆在大家面前。的确，在国家政治、国家间政治和全球政治三重视野着眼，超级大国的一大特征就是内政之国际化，失去了纯粹内政的可能性。就是说，任何一项内政举措，均不免深度牵连他国，搅动国际风云，因而，均不得不考量其外溢效应，也无法以“内政”和“不得干涉内政”自我辩解。
一．为何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
这引起我们思考，就是在国家政治、国家间政治和全球政治、全球治理这样一个维度上，我们怎么看待这一问题。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举凡关涉这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影响到全球体系、世界治理这些大是大非之际，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不能以内政作为借口，无论是道义借口、政治借口还是法律借口，来拒绝他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或者说全球性跨国组织的质询、质问，甚至于必得在考量相关利益方的感受、协调域外利益攸关者的前提下来调处内政事务，乃至做出必要的让步。
为什么这样讲？我想，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超级大国具有全球影响力。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中国当然现在不完全是超级大国，但是中国的确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也可以说是具有潜在超级大国势能的强国，或者，是一个准超级大国——像中美这样的国家，也包括比中美略弱的这些世界性大国，因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因此，其内政举措会深度牵连他国的权益，搅动国际风云，而且大幅度地影响世界秩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的一举一动必然会给他国利益带来影响，会造成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部分乃至于整体的波动或者影响。置此情形下，因为全球利益的牵连性和一致性，你不能以内政为借口来抵挡他国对此表达关切，或者国际性组织，包括联合国，对此表达的关切、质问。
比如说美国的QE政策，它的量化宽松政策等等，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治理，甚至可能会置一些弱国小国经济于灭顶之灾。置此情形下，其内政举措就不完全是美国一国之内政问题了。中国关于稀土出口这些牵涉到能源和环保的政策，一方面看固然是中国的内政，但是，另一方面会影响到世界稀土市场价格体系和国际定价，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后来中国有所调整，一方面我想当然是因为国内市场疲软，出口递减造成的问题，有以然哉，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考虑到国际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商贸交往以及有关WTO的相关规定。虽说其间可能有许多的不合理不平等，但是，其之彰显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这一点，却一般无二。总之，是因为一国，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其内政举措牵连到多方利益，牵连到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关乎全球利益的整体化和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以“内政”为凭，作为抵制相关国家和国际体系质疑、批评的借口，既不够充分，也似乎不具有充足的正当性。
在此，相较而言，中等以下国家，尤其是小国的内政举措，往往仅只影响一国，或者说影响相邻的第二国，而全球性大国则会影响到全球秩序，因此使得小国可能还能以内政作借口来抵挡他国的质问或者全球治理体系的要求，但是大国绝对没有这样的借口。即便是小国，或者中等以下国家，在牵涉到人权这样一些普世性价值的时候，全然以内政作为借口，在目前这样一个人道主义干涉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国际法正当性的情况下，也不足以构成强有力的根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像南苏丹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当年索马里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过去90年代中后期的南斯拉夫人道主义危机等等，引发北约和美国这种当今世界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积极干预，一方面可以说是霸权体系在发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妨说是一种全球性霸权力量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主动修复这个世界秩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是第一条，说明为什么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
第二，超级大国内政治理的全球示范性。可能，这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条，使得超级大国的内政失去了纯为内政的性格。放眼一望，超级大国之所以是超级大国，无论是“英国时代”还是“美国时代”，不仅是因为它们置身世界历史进程，身处这一世界体系，秉具通常所谓的硬实力，而且，其于天人观念、道义憧憬、普世价值、政治理念和治理模式等方方面面，的确，引领了这一波文明潮头。因此，某种意义上，如果可以用“先进”或者“落后”这一两分法比较的话，必得承认，它们处于“先进的”甚至是“最为先进”的行列，是这样一种国家体系，这样一种国家治理。因此，不言而喻，其内政治理具有全球示范性，标举了一个时代的世界性治理范型，引领着这一时代的道德风尚和政治理念，从而，也就秉具某种道义性。职是之故，其内政一举一动，不仅会影响到其他中小国家，驱迫它们模仿效法，于政治和国家理性方面产生导向作用，而且，实在是在标举某种政治正义，蔚为趋势，而这就“兹事体大”了。
在此，晚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固可为鉴，最近一二十年里，仿佛趋势尤为明显。举一小例，也夫教授以前也写过这方面文章，也很痛心疾首，就是刻下中国大学盛行的量化管理，特别是文科的什么“项目”、“引用率”与“核心期刊”之类，其实有一部分是从美国学过来的，而于不明所以间变本加厉而已，造成了一个横向上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现象。中国的高校管理者，包括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未必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于真正的学术研究其实有害而无利，但他或者他们同时知道，此举有利于行政介入，更便于行政管辖。为此，有一个现成的借口。什么借口呢？他会说，发达国家也这么做，美国就这么做，我们当然应该这么做。于是，在“与国际接轨”的标识下，将此错乱荒唐贴上改革的标签，好像也因此而获得了政治正当性，甚至道义正当性。还有，关于中国奥数选拔、集训与竞赛，这样一些在我看来未免有些不人道，把少儿身心，他的个性、人格完全抹煞的做法，最近网上也有舆论说强国都这样做，美国就这样做，所以中国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此情形下，如果美国真这样做的话，则美国这种内政举措在全球范围内，至少是在中国，便发挥了行政示范性，也具有了道义示范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起着一种不言自明的导向功能，而把是非对错这一根本性追问屏蔽了、抵消了、放逐了，剩下就是美国内政治理高明，其他小国纷纷追随效法吧，如此而已。至于华尔街式的巧取豪夺、厚颜无耻，本为金融资本的堕落，却被视为典范，更不用说了。朋友，一个大人物，公共人物，其一言一行，对于公众具有典范性，从而具有示范意义；一个超级大国，其言谈举止，对于中小国家，同样具此效应。进而，它们和他们，一旦获得这样的地位和声望，便担负起不同于凡人和一般国族的责任，真应该检点才是。就超级大国而言，必须以天下为己任，而非让大家整天胆战心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道义立场也好，从自然法高于实在法也好，从全球秩序高于民族国家内政的主权措置也好，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要追问对错，追问是非。置此世界大家庭，一个全球体系，超级大国内政治理享有的全球示范性，使得其内政之一举一动，包括一些看来纯粹内政性的政策的制定、立法，都不再具有纯粹的内政性，相反，有置于全球治理、世界体系中其于他国的影响，包括道义影响这一坐标来进行质问的必要，对其正当性进行质问，进行追究，不仅是对自己负责，避免盲从，更是于普世公理的必要修习。
由此牵涉到两个更为深层的问题，此即文明的正当性，以及表现为国家理性和公民理性层面的政治理念与治理模式的道义性。凡此两大问题，涉关我们人世生活的基本底子，无论何种人世秩序，不管身处哪个时代，都没法回避，均必须解决。先说政治理念与治理模式的道义性，它们涉及到所谓的“正邪”问题。大家知道，在现在的全球治理条件下，某种泛道德化的东西依然盛行，比如邪恶轴心这样东西的出现，比如邪恶政体这样东西的出现，就是我们现在依然在正邪这个维度考量。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政治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确存在一个正邪的问题，存在一个道义性问题。比如金三胖统治的北朝鲜，我们认为的确是一个邪恶政权。中国今天这样一党专政下的七人寡头统治，有人说这是中国模式，很有力量，但是在世界上看来是早晚被淘汰的，会使权威性丧失殆尽的体系。所以，既然有正邪、优劣之分，那么，内政治理的超级大国的全球示范性，使得他担负一种责任，那就是说他既然是这个世界公共产品、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修补者和维护者，他一定要时刻使自己在政治理念和政治模式上享有道义性。换言之，你不能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或者基于一己之私，不顾正邪之辩这个维度，一律凸现自己的例外性。
由此牵涉到的就是背后可能有一个文明的正当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中国的中华体系和天下观念，与西洋的威斯法尼亚体系、这种条约体系和霸权体系相接触的时候，其实双方都有一个历史认识做预设，那就是中国的历史预设是以文野之别，华夷之别，认为我们是儒家正统文明，至高无上，西方是蛮夷，以物力强权进犯我们国家。同样西方人也有文野之别，当年西方打进中国，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先进、博大早已经丧失殆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衰败的帝国，没有人道概念和个体尊严的衰败的帝国。因此无意中把中华文明也贬低到野蛮的境界。因此双方互相野蛮化的认知结果，使得双方抵抗甚至侵略有了正当性。这种情况下文明的文野之别一直影响到今天，刚才我说的超级大国之所以是超级大国一定在政治道义、文化体现、普世情怀一定有他领先性的话，他一定是有文明的正当性，如果这条不能作为他反过来自律的反身自省的律令的话，超级大国丧失了在文明正当性方面的道义主动权。换言之，在文野之别中间他可能从文向野过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担当的责任，他内政治理享有的全球示范性，使得他的一般内政举措不再具有纯粹性。
第三，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秩序视野下，根据195个自助体，联合国195个成员国之权责对等的原则，以及在我的主权类型学中，国家主权本身的有限性与低位阶性，这两条相加，使得超级大国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以及救济力量，它们要担负起比其他中小国家更大的职责。同时，其国家主权的门槛比中小国家降得更低。换言之，超级大国的内政治理受到其他国家和跨国家的国家体质询、追究的空间应当更大，等于是说它的内政进一步丧失纯粹性。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主权概念，如果是在国际公法上立论，那么，主要是1648年威斯特法尼亚体系以后的事情。但是，将视野放宽，在中国文明和世界体系相交叉的视野里面看这个问题的话，则主权观念意味着至少要顾及四种因素。换言之，必得申说主权的四种形态。
第一，道德主权。作为“天生德于予”的生命个体，我们每个人均秉具自主性、自治性，概为自治自洽的主体和主题，具有辨别善恶是非的良知良能。而且，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和伦理共同体，我们每一个国族同样享有自我建构的自治性和主动性，因而，具有或者应当具有这样的话语权，一种自我阐释的意愿与能力。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牵涉到个体位格以及个体政治上的横向联合所产生的“人民”这一意象，其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上德性位格，概为“道德主权”莫属。换言之，每一个体有他的道德主权，每个国族也有他的道德主权，这种道德主权，高于国家主权和其他主权。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人的联合体之所以成为自愿的政治联合体，而适成政治，其根本原因所在，也是他天生的禀赋所在，就是其秉具此种自治自主的内在道德主体性。否则，人不成其为人，人民的横向政治联合不成其为政治共同体，还遑论什么国家主权。
第二，人民主权。在此之下，取代上帝死亡之后安顿世俗世界的那个东西，赋予其伦理性，伴随着近代的世俗化进程而凸显，就是所谓的“人民”和“人民主权”。人民主权者，联合起来的世俗的国民和公民所享有的施行共同体政治治理的自主自治的独立位格也。以人民及人民主权立国，是现代国族的政治理性所在。在此，国族也好，个体也好，人民也好，其不止是一个道德本体，是一个能够通过自我实践而证明自己能够在公共事物上公开运用理性的自治体，而且，这个自治体之所以获得自治能力，是因为他总是涵养蕴育于一定的文明谱系传承之中。
第三，也就因此，历史文化主权，作为一种秉具独立性的伟大的自我申说的主体和主题，特为一种主权。换言之，人的这种自我道德治理的能力和个体的挺立，概乎得之文明所赐，特定文明的滋养与启明，方始将内在的心性昂扬为个体的自治自主能力，才会不仅组织起一个国族，并且鼓荡其国族作为伦理共同体与文明共同体的挺立，等等。因此，在道德主权、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之外，应当还有一个主权，那就是历史文化主权。国家可能会溃败，一如人民可能腐败，但历史文化挺立；反之亦然。
第四，国家主权。循此以还，国家主权是并且仅仅是这四种主权中的一种。要言之，一种世俗的政治力量所享有的一定地缘空间内的自治性，如此而已。从人民主权里割让一部分而形成的地缘空间上的政治自主性和政治位格，形成国家主权，其得之人民主权，而又独立于人民主权。所以，在道德主权到人民主权，再到国家主权这种三层次结构中，国家主权其实属于最低位阶。所有的国家，在现在的条约体系之下，都不过如此，超级大国也不过如此。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根据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里面，195个自治体权责对等的原则，则超级大国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和救济力量，其国家主权同样也是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的门槛应该是比中小国家还要低。也就因此，其内政丧失纯粹性。
第四，此间必然牵涉到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帝国负担”。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隐形帝国，“一战”后接替英帝国的地位，行使全球霸权，也就意味着承担了维系此种霸权秩序的重负，既获此沾溉，亦需为此掏钱出力，甚至出人命。大家知道，在现代海洋势力登场以前，几百年间，欧亚两洲位居世界中心，是一种欧亚轴心模式。中国现在倡导的“一带一路”，是海权和陆权双管齐下，有可能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里，于海洋轴心之外，另缔欧亚轴心，重现欧亚轴心的阵势。与此同时，泛太平洋区域的政治、政治、经济联系加深，包括美国搞的TPP，以及更为想当然的“中美共治”，有可能营造一个太平洋轴心。就欧亚轴心来看，它包括土耳其的“欧亚走廊”和俄罗斯的“欧亚联盟”，再加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此而言，三大轴心同时登场，世界局势的确在发生变化，由大西洋轴心、太平洋轴心和欧亚轴心三分天下，可能是一种发展趋势，而且，是一种重组之后的多极形态。在这种情况下，美欧也好，中国也好，俄罗斯、印度也好，作为少数几个大国，也可以说是超级大国，实际上都背负着沉重的“帝国负担”，这种“帝国负担”使得其战略纵深考虑一定超越自家国边界线，必然迁延于全球政治。
职是之故，超级大国担负的“帝国负担”不仅在此，还在于其于担负这个负担、行使这种超级大国权能之际，不要让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小国寝食不安，胆战心惊。这是超级大国的责任，因而，此种责任，一种帝国负担，使得它的内政失去了纯粹性。比如，此时此刻，中国南海，堪称案例。从库页岛往南，经过日本海，到中国渤海、黄海，一直到现在的菲律宾，甚至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西边靠近印度洋，凡此海域，是一个类似于17、18世纪欧洲地中海的空间意象，可谓“远东地中海意象”，却又牵连太平洋轴心的风雷激荡，而牵涉到新霸权崛起与守成霸权捍卫固有利益之间的持续博弈，尤其牵涉到海洋国家对于海洋运输线以及自由贸易之信誓旦旦。正是在此，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势力的介入，它的存在，恰恰成为东南亚小国颇感放心的重要因素。当然，面对中美日的博弈，东南亚中小国家并未天真到一边倒。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在南海的作为，就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言，其实已是亡羊补牢了，不过是在捍卫自己的传统利益和固有格局，但却被东南亚小国当作一种不可靠的、不具有可预测性的扩张性力量，充分说明面对从来就难以预测的国家自助体行为，特别是夹杂在大国之间，其窘迫和苦恼。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继续存在可能是一个长期事实，而使得中美两国都不得不承担起各自的“帝国负担”。
为什么？因为历史原因，美帝国既已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不少东南亚国家的传统盟友，便要继续承担确保周边国家，包括这些小国放心与安全的职责，换言之，抵抗在它们看来可能来自中国的改变传统平衡的冲击。而中国在进行如此作业之际，也有一个努力让周边国家，包括东南亚这些传统上与美国走得近的东盟国家，不会感到胆战心惊、不再感到寝食不安的职责。从正面官方来讲，叫做所谓的“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之文宣，在睦邻、敦邻和利邻中，维护有利于中国长期发展的国际生态。从我个人观点来看，中国在此其时被迫肩负起“帝国负担”，无法推卸这一责任。否则，便是单边行为，适得其反。所以，“帝国负担”的两面性，一方面就是必得担负更多的提纲公共产品的职责，另一方面在担负这种职责时努力减免周边的不安，消弥其疑虑，这是第二种职责。凡此“帝国负担”本身，就使得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的内政丧失了纯粹性。
综上所述，是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的四点理由，一孔之见，谨供各位参考。
二．主权拟制与文明的正当性
回到刚才一开始我说要讲的第一部分，就是内政与主权建构的问题，有助于从历史纵深和国家理性脉络，来查探本文论述的这一核心问题的来龙去脉。
各位知道，现在我们讲内政这个概念，其实这个概念出现的很晚，如果从西方谱系来讲，主要是1648年威斯特法尼亚体系以后的事情了。在我看来，威斯特法尼亚体系的主要功劳是通过主权建构，暂时屏蔽与避免了一统天下时代，包括基督教一统天下时代，基于教义王权或者道义优劣性而干预另外一个治理领域的可能性，也排斥了一个强权国家基于权益扩张野心夺取另外弱小国家的领土或者其他利益的道义和法律的可能性。当然，它并没有根绝，也不可能从制度上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否则，很难解释1648年以后，欧洲出现那么多的战争，包括空前但未必绝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对此，朱云汉先生的下述分析，颇有见地。在“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一文中，朱先生指出，基于主权国家原则建构的国际秩序认为，国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强调普遍化原则，普世套用一个标准。但在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世界观看来，“独善其身”并不可取，“兼济天下”、“成己成人”才是理所当然；局部与整体是有机的联系，无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体。“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休戚与共”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相对于中国传统天下体系世界观，主权国家原则下的形式平等是一种“伪善”，它让强权摆脱了对于弱小者的道德义务，为实际上的支配与宰制提供掩护。中国传统承认位阶差序才能确立位于上者的特殊责任，确立大对小、强对弱的扶持义务。[3]
所以，正是威斯特法尼亚条约体系不足以落实这一条约本身关于主权建构和地缘政治边界不受侵犯的主导理念，才有霸权体系崛起，而这种霸权体系恰恰救济了这个条约体系，使得这个条约体系不是受到了削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恰恰获得了一个准世界政府性的力量的维持。此即霸权的合理性，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霸权及其超级大国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今天享有和平世界，在晚近70年里面大致维持，没有出现人类大战这一局面的某种国际政治意义上的正面力量，一种积极性力量，而非消极性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当今世界是条约体系和霸权体系两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治理方式，也就因此，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四波浪潮，主权建构曾经是并且依然是各个民族国家自助体不可轻忽的首要任务。因此，不干涉内政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国际公法意义上来讲，都应当值得重申和一再重申。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条约体系和霸权体系相结合的世界治理体系只能暂时屏蔽或者避免对于主权的挑战，暂时从道义上和国际公法意义上屏蔽了超级大国对于弱小国家主权干涉的正当性，而不能完全消除其现实可能性，因此，从现实主义政治理念出发，与其一味在道德立场上反对霸权，倒不如把霸权体系和条约体系相结合，强调霸权国家没有纯粹内政，以此作为国际法和全球治理的“入口”和“抓手”，使得它对于霸权的行使，使得超级大国在全球治理之际，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多少有所约制。从道义上来讲，从国际法根据上来讲，也多少有些根据。所以，维持刻下这一霸权体系和条约体系相结合的全球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我个人理解，是保证和平的一个比较现实的国际治理结构。
三．内政的国际化与国际政治的内政化
由此引申到今天讲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在霸权体系和条约体系相结合的当今世界体系之下，“内政之国际化”与“国际政治的内政化”，均已成为双向互动的全球治理景象，进一步凸显了“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这一主题。此可分四目来谈。
第一，大家知道，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内政必有外溢效应，一旦制定之后会影响到全球格局，此为“内政的国际化”。当今头号大国美利坚的很多政策，包括它的货币贬值、量化宽松以及技术移民政策等等，不仅势能浩瀚，影响他国经济政治，而且引发他国模仿，是典型的“内政的国际化”，堪为例证。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内政化”同样是一个世界现象。尤其是中小国家，包括作为大国的中国在内，不得不吸纳国际主导政策作为内政根据，甚至直接变成内政举措，不仅是国际法则使然，而且，透露了势力对比格局中的不得不然。晚近三十年的这一波“改革开放”，标举“与国际接轨”，实即一种典型的“国际政治的国际化”实践，延续的是百多年间后发国族的不得不然，有所然而然。所以，这两种趋向同时发生，缺一不可，实为政治常态。
置此情形下，在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的意义上来讲，有一点意义需要重申，就是超级大国内政之国际化是一个现实，是一个不可抹煞的、一直在发生的现实，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内政举措都会引发全球性反响，包括反恐，都会成为全球性的内政举措。也就因此，超级大国内政举措的道义性，其文野之别和正邪之分，其他国家保留质询、修改甚至反抗的权利，自是题中应有之意。在国际政治方面，中小国家因为受到超级大国内政的外溢效应影响，应该保持审慎态度，同时，超级大国不得以“内政”和“内政不可侵犯”为由，拒绝对此在正邪之别和文野之分意义上所进行的政治正义追问，概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第二，重申并沟通民族国家理性和世界公民理性。民族国家理性是17世纪以还兴起，经过18世纪地中海文明，19世纪大西洋文明的试炼，而逐步酝酿、发酵、升腾，最后成为现代国家构成的基本原理，落实于民族主义立国，“以文明立国”，并与自由主义推导出来的宪政国家“以自由立国”这一原理相协调，而成二元并轨之局。此为现代国家的一体两面，因应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的不同情势，指东打西，概为民族国家理性。与此同时，世界公民理性在全球范围内的帝国主义批判、专制主义批判、新帝国批判、解殖以及后民族主义的公民政治等等，这一系列政治主张与思想运动，构成了一种既抗衡资本专制，又抗衡权力专制的有效的社会力量。世界公民论坛是它的组织化形式之一，彰显不屈不挠的良知良能。在此，以世界公民论坛等形式彰显的世界民间性论坛及其力量，发展中国家关于发展与人权、环境保护与新殖民的讨论，对于更加合理的世界体系的诉求，欧洲左派对于既有体制的持续性批判反思，凡此种种，蔚为声势，搅动一池春水，展现着和凝聚了世界公民理性。实际上，在“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的意义上，世界公民理性作为有关正邪与文野的主要思想发动机制，造成全球舆论或者全球思想市场，有助于对于超级大国内政举措之影响全球治理的利弊、得失、正邪和文野，进行拷问，进行抵制。
此种“国际政治的内政化”现象，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领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无论是中美关系与东亚形势，包括中日互动与南海风云之于国内的产业布局和经济起伏，还是欧洲的价值外交、实利外交之于中国的移民走向、贮蓄投资币种选择抑或国民旅游线路的挑选，均为其例。就法律领域而言，无论是《国际海洋法共约》还是《南海各方行动宣言》以及可能产生的“南海行为准则”，绝对影响甚至决定了特定内政选项，堪为其例。对此，中国并不陌生，同样需要慎于应对，本为国家理性，也是公民理性，更是政治理性！
第三，一个老生常谈问题，也是纠结万端的事情，就是人道主义干涉与国家主权问题。有关于此，论述甚众，就学思取向的最终政治态度选择来看，中国基本上是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实质则是霸权国家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借口；第二种观点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确有必要性，不仅因为人权高于主权，而且在于面对高风险社会生态，失败国家、流氓国家的内政治理需要国际性力量介入，以确保其不至殃及池鱼；第三种观点主张，需要作具体分析，看情形而定，以免霸权国家为了实现全球布局，而借机兜售私货。汉语世界的种种议论，我阅读了一些材料以后，结合一些其他的国际法的著述来看。在当今世界由于195个自治体，这样无政府状态依然在持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既然条约体系和霸权体系的结合是这个世界保有和平的没有办法的，但的确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体系的话，则人道主义干涉无论是在国际法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正义的意义上，还是在现实中间全球治理意义上，我认为都有他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像南苏丹这样的地方，前南斯拉夫，东帝汶，这里面当然牵涉到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地区性的冲突造成的族群残杀，有些时候很难讲是非。但是，总得要有一个全球体系的维护者和世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作为一个力量出来，来终结这种残杀。这个时候人道主义干涉的道义性不言而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道主义干涉肯定意味着对于威斯特法尼亚式主权的突破。现在的问题不过是，如果承认人道主义干涉的必要性，那么，其由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强权国家组织，有时候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我们要问，一旦超级大国如此作为之际，其应受到何种限制？还有，如果超级大国国内也发生了这种侵犯人权的人道主义灾难，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有没有力量和资格来对他进行干涉？大家知道，在有没有力量这个问题上，这是不言自明的，没有这个力量。但是，由于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因此在道义立场上来讲，同样也是不言自明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对他进行谴责，有权要求他公布真相，包括向全世界做出事实和法律的说明。
美国弗格森小镇事件之后，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埃及、土耳其、中国官媒或者官方发表言论，要求他说明，也有谴责。同时我注意到，英国、欧洲也有很多媒体，我们很难说是官方的，有很多自由媒体,都表达了关切、反思和批判，并非跟着老美一边倒。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现在每年的国际世界社会论坛都会有一种模拟法庭，这几年世界社会论坛的模拟法庭之一就是拿出最有代表性的侵犯人权的案例，以模拟法庭方式进行审判，做出判决。其中有一年大家知道是把中国西藏问题作为一个案例来搞了一次模拟法庭，要求中国政府如何如何。将来，比如说，像这种模拟法庭随着整个世界东西方参与力量的均衡性进一步拓展，有没有可能出现像美国的一些侵犯人权案件也会成为模拟法庭的案件的素材。其实，这个论坛主要就是对于欧美的现有体制进行反思批判，常常是一种全球性反资本主义、反霸权体系的思潮和伦理的嘉年华式展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能这是一种道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和我们讲的世界公民理性其实是一体两面。
第四，最后一点，我想指出这一事实，以为本次演讲的收尾。我想说的是，主权原则、及其条约体系和霸权体系相结合，早已是事实。既然此刻这个世界尚未产生一种足以取代的新型秩序，因而，我们只能认同这一现实，而锱铢累积，逐步改善之。中国文明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无所作为，由此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最近几年中国学术界重谈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天下体系”。我想，用“天下体系”钩沉，难免华夷之辨的质疑，实际上，如前所述，传统中华世界和世界治理的关系，远较此复杂。在此，若果重起“家国天下”这一修辞，对此古典义理结构、精神韵致，细予钩沉，，予以现代性的创造性阐释，弘扬展现其精华，如价值上无等级，内外无分别性，而所有人类四海一体，天下为一家，世界为一人，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不可以在提供至少是康德式的全体人类和平共处这个意向上，康德意义上的制衡力量，从而逐步修正现有的条约体系和霸权体系相结合的世界治理方式。
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家国天下所拢括的身心、家、族、国、全人类，各以自己为中心，人人为中心，家家为中心，国国为中心，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这样一种修辞，这样一种理念，它本身就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的内政不能够被放在普世人类和全球正义这样一个天平下加以衡量，一定能够在此衡量，一定能够在普世人类和全球正义的维度上加以审视。超级大国因其内政的示范性、全球影响力以及帝国负担，使得它所要受到的质疑、拷问和追究，乃至于某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可能性应该更大才对。换言之，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它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并且应该受到世界体系和全球秩序的质问、追寻与抗衡。否则，庞然大物矗立，大家都战战兢兢，还怎么过日子。
这就是我打算讲的主要的内容，核心就这么多，请各位指教。
四．对于几个问题的回应和反思
刚才听了各位的高见，非常受教益。其间，既有儒家的立场，也有经济学视角，更多的是据国际政治路径加以评判，很多东西都是在下未知的。比如说，李教授谈到，美国是“内政决定外交”，俄罗斯更多地是“外交决定内政”，它们是这样一种国家，这是以前我没有听说过的，我想是很有道理的。据此而言，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呢？是内政决定外交，还是外交决定内政？也是可以思考的。
刚才盛洪兄讲得非常好，这还是一个纲要性的东西，尚需细致论述。其实，这是拙文“两年来的中国法治”第二部分的第八点，当时写了几百字，张曙光先生让我来做双周讲座，遂据此发挥，作为一个专门课题深入展开。
粗略综合一下，大概有八个问题需要做出回应、解释和讨教。
第一，问题意识与研究径路。
本文的问题意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过去的革命话语和第三世界反抗者的角色，迄而至今，其传统尚未完全转型，导致其话语今天还在使用。过去这种革命话语不仅表现为内政建制上以共和国、以共和主义反对帝制，取代朝代国家、王朝政治，同时讲反帝、反殖和解放全人类。当其时，中国作为弱势国家对抗西方强权，这套话语在我们心里的烙印，特别是其间的“1840情结”，造成中国今天虽说是国际体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与过去的受害者和挑战者角色如何区划，仿佛难舍难分。这些问题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没有厘清。它们不仅是理论上的，可能更多地反应到我们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特别是在出现了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南海问题、中美博弈这样一些应急性问题之际，每到此时，百多年来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所造成的话语体系，不期然之间就会爆发出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甚至现在是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大国，却动不动以国家内政不得干涉作为搪塞一切、作为应对外部一切关系的借口，实在是非常缺乏政治智慧的，甚至从技术上讲，连外交辞令都不会，这是非常糟糕的，这不是一个成熟国族和具有政治担当意识的大国应有之举。
本文问题意识的另外一点就是，晚近30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联盟，所谓的欧美集团，其在应对外部挑战时出现了自我放弃道德制高点，内在心气不足乃至文明腐朽等问题。比如，当美国人于1872年GDP超过英国之后，我觉得，还是有一股理想主义的，似乎有一种全球使命感的弥塞亚精神，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后来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以欧洲拯救者的角色投入，以胜利者结束，使得此种弥塞亚精神复濡上霸主气质。这时候欧美文明尚具昂扬上进的精神。但是福利国家的民事安排，长久和平造成的惰怠，导致欧美文明出现了“文明的腐朽”现象，表现为极端自利，美国的资本专制问题越来越凸现，造成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自我中心化，自我利益例外论，使得其于诸多场合甚至出现了流氓化心态问题。比如，内部黑白矛盾甚剧，这样一个经过19世纪南北战争到现在还没解决的内政问题，牵涉到普世人权，虽为美国内政，同样难以回避普世追问，却以“内政”来搪塞，实在不合美国身份。
所以，一个成长中的大国面对自家欠缺政治智慧这一窘迫，同时面对曾经作为道义楷模、治理标兵，却已然出现了文明腐朽现象的欧美文明，乃至于某种政治和文明衰像的欧美文明，面对这两个方面，使得今天中国场域下的思想者必须提出或者重申“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这一问题。而这个问题向中小国家提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中小国家不能引领世界体系，在国际秩序的建构方面亦无重大担当，只有少数几个大国，尤其是欧美作为一个联合体、中国作为一个复兴中的大型文明，而且可能是复兴中的一种“异质文明”，这一话题才有意义。所以，对中美（欧）这两个国家喊话，或者向这两个国家的统治精英喊话，遂成问题意识所在。就此而言，它不是或者不只是一个国际政治研究，毋宁，是一个政治哲学研究，是文化政治学的研究，也就因此，对于一些术语的运用和采纳的视角，可能不同于一般国际关系这种专业性研究。
第二，在什么背景下展开研究？是的，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和研究径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铺展思旅呢？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果说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其本质在于“确立主权，分清敌我，划分公私，提供和平，进行决断”这五项的话，那么，“确立主权，分清敌我”是重中之重。过去卡尔•施密特说政治的本质在于“区分敌我”，从而进行“政治决断”，这一高明之见到今天并没有过时。问题在于，一旦把敌我概念引入到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则这个国家必然要进行阶级斗争，而后患无穷矣！据此，我反对纯以“分清敌我”立论，而倡言“一个立宪民主的共和国之内只有违法犯罪者，而没有敌人”的原因所在。也就因此，如在今日的中国重提“敌我”之论，绝对有弊无利，千万不能盲目倡言。另一方面，如果说国际社会依然是无政府状态的自助体，因此敌我划分还有意义的话，我同意。因为面对这样的自助体，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以此作为国际秩序预设，则敌我划分有其现实必要性，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旦进行敌我划分，那就必须考虑到内政措置之于对方的道义感受心里感受问题，反之亦然。既然你我是敌对国家，则对你的任何一项举措均不可能认同。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体諒，谈不上在道义和价值上进行沟通的可能性。
所以，此时此刻，除开国际政治秩序的敌我之分预设，还需要增补两个角度，或者，两个预设。一个角度是，当今世界，全球范围，是一个世界内政问题。如果我们不认同这是一个世界内政的话，一切都无法谈。刚才李教授讲到全球化时代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是造成这样一个世界内政的重要的时代背景。成教授也讲到，地理上的相连性，利益诉求，包括领土扩张、市场扩张、力量辐射、技术进步和观念变革等等，造成了内政的国际化，都是造成这种世界内政的基本因素。这个因素其实从地中海文明时代即已开始了，到大西洋文明，到太平洋文明，到可能出现的“世界政治的欧亚时刻”，其势能会越来越强化，其特征会越来越明显。也就因此，其紧张度会越来越强烈，对世界内政的强调可能会越来越迫切，而有未雨绸缪之必要。
第二个预设，是在康德式人类永久和平憧憬立论。若无这样一点理想主义，奉行彻底纯粹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讲威慑，讲霸权，讲恐怖的相互平衡，则我们与一般政客无异，和基辛格这样的人物没有区别，要我们做什么。其为智库研究，不是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在人类立场，作为世界人类共同命运体来思考、来出发，与我们的定位不符。不是我们不懂进攻性现实主义或者防卫性现实主义，而是这个世界还需要与它们不一样的永久和平主义。所以一个是世界内政的预设，一个是全体人类的永远和平憧憬，从这两点提出来这个命题，必然结论就是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
第三，由此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也是刚才大家也讲到的，就是说，你说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那么，中小国家、若果穷国难道就有纯粹内政吗？我觉得，这一提问似是而非，盖因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我们强调领导干部不能搞法外特权，大人物不能动不动就耍特权，那么，是不是你可以据此反问：难道小人物就能搞特权吗？这一问，初听似乎有理，但其实话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因为小人物本身就没有特权，他想搞也搞不了，只有大人物才有这个势能，才有这个可能。而且，因为大人物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掌握较大份额利益和权力的政治存在，因此他的一举一动具有道义示范性，所谓大家看领导干部嘛，因而，强调大人物、领导干部不能耍法外特权，遂具公共意义。还比如说，公众人物对全社会有影响，他所负担的责任，尤其道义责任更大，因此公众人物需要注意形象，严于律已，乃至于对他提出高于一般民众的道德标准，是合情合理的。农民工卖淫嫖娼不是一个事，为什么？这是他作为生活的一个自然本能需求，可以放宽。但是大人物，尤其是公众人物如果这样干，就背离了公众人物道德示范性和社会对他的期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超级大国因有全球影响力，其内政治理具有全球示范性，所以需要特别提出来。而恰恰是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间，超级大国可能利用内政外溢性影响其他国家，从而影响全球利益分配、影响全球人类利益，因此,需要特别指出来其无纯粹内政，它的一举一动，我们不仅享有批判权，而且可以动用跨国家体系进行阻遏甚至对抗，需要为中小国族保留这样一种权利。总之，这一命题需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而不能说中小国家、穷弱之国不是也没有纯粹内政吗？至于中小国家、穷弱之国的内政举措严重侵犯人权，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第四，需要补充的一点，就是成教授讲到的，关于“主权”这个概念。在类型学意义上，将主权划分为上述四种类型，不仅是因为政治哲学研究径路使然，更是因为既然是在世界内政、人类的永久和平这一人道立场立论，则强调超级大国的国家主权同样是有限的，一如人类理性之有限，而超级大国的主权甚至尤其有限，则保留对于它的批评空间，甚至动用跨国体系，如果有可能的话，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抗或者阻遏，不仅必需，亦且正当。而且，除开国家主权，在全球体系和国际大家庭立论，所有的国家行为体均具有一种立基国族本位和特有的文明传统之上的道德主权与历史文化主权。在世界内政视角，它们仿佛蔚为一种人类道统和世界文教体系，有了这样的道统和文教体系，就足以对抗作为实际权力巅峰的超级大国的国家主权，同样类似于内政意义上的“以德抗位”、“以理抗势”。
基此立论，则对于超级大国的批评和抵抗，不仅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过招形式，同时也是一个道德角力。我作为一个人，享有理性，具有判断力，拥有对于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因此，我保有基于我的是非对错观念而主张是非，从而行善避恶甚至惩恶扬善的道德权能。因此，承认此道德权能，就是对于人类和作为人类联合体的各个国族，其受这种文明理念和普世价值的滋养，而保有其道德能力的肯认，由此肯认而进一步削弱国家主权飞扬跋扈可能性，也就对于现有全球体系下导致各种紧张因素之釜底抽薪。尤有甚者，此刻基于威斯特法尼亚体系的超级大国的国家主权，若以主权不能干涉为凭，以此说辞作为逃避道义是非检验的最后堡垒的话，等于是在豢养一匹恶狼，失去羁绊的恶狼随时可能啃噬人类。——毕竟，狼有狼的需求，也就是说，它同样是一个自利自助的个别性。如果说按照某种讲法，“民族主义是恶棍的最后庇护所”的话，不妨说，国家主权荫庇下的内政之不可侵犯性，也可能成为超级大国耍赖耍横的庇护所。有鉴于此，强调道德主权，在政治意义上，并不意味着削弱国家主权作为国际自助体系中的主体位格的唯一性，但是有助于削弱这样一个唯一性政治为超级大国所用，而成为其恶行的道义屏障。
第五，由此引申出一个伟大的古典汉语修辞，“家国天下”。这个概念，也是盛洪兄强调的儒家理念。其之普世情怀与人道意义，非华夷之辩所能解释。即便就华夷之别而言，它不是国家理念，而是文教理论，强调文野之别，既可能以夏变夷，也可能用夷变夏。实际的最后结果是，华夷合流，终成现代中国这一超大规模新型国族。最近我看到两个材料，一个是唐代的，一个是宋代的，讲的不外是中原和少数民族互为边疆。当其时，士大夫认为，中原搞得好就是华，中原搞不好就是夷。就此来看，极端言之，当年日本人认为中国全盘反传统，整个文教沦丧，你成为没有一个文明国家，而我们日本才是小中华，也未必不是一家之言。各位，某种意义上我们门关起来讲，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据说，辨析周作人的心态，其之附敌，一个文化心理因素就是认为中国古典文明沦丧，反不若东瀛保存较多，因而，以文化认同代替国族认同。
不管怎么说，话题收回来，今天起用“家国天下”这一古典修辞，我以为，其核心有两条。一是强调相互性的普遍主义，就是在个体身心、家庭、家族、族群、国族之际，彼此承认，以承认政治构成各为中心-边缘的结构，从而，也就等于否决了以内政不可侵犯作为流氓国家的恶行庇护所的一切可能性。因为，既然以彼此承认这一相互性的普遍主义的承认政治来组构家国天下，而且，所有的内政都有一个外部性要求，如果这个外部性要求在对方那里碰壁，“我不承认你”，那么，你不仅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可能性，而且，还失去了道义性。
“家国天下”的另一核心是，其之浩瀚博大，以人类作为思考单元的理想主义。由此，它是一个充盈人道理想的典范性价值真实。那么，其典范价值真实表现在哪里呢？比如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兄弟，世界为一家，人类如一人，而凡事总要讲理，诸如此类，都可以详予阐发，概予创造性理解。不过，说来说去，归结到核心一条，就是今天这个世界彼此牵连互动，你一举一动影响我，我一举一动影响你，超级大国的影响尤其大，涉及面更广，因此，你不能以内政为说辞，当作逃避质疑和批评的借口。
第六，刚才盛洪兄讲到经济学的外部性，正外部性、负外部性，很有启发性。其中有一条，盛洪讲到，人道主义干预本身不能带来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尤其不能带来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已经解决的问题，一个比如在基本价值冲突，包括赵农教授讲到的多元主义的世界，多元文明、多元价值的世界，我们怎么确定起点和思考出发点，包括全球伦理，包括价值交叠、价值共识，这些讨论是可以提供资源的。但是，你说通过官方确定什么是全球范围共同价值，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分享的，中国人讲的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今天讲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宽容，这些无人能够反对，没有任何反对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基本的价值共识。还有过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订定了非常详细的国际法文件，就是人道主义干涉的条件、程序、诸多的限制，是有这个文件的。比如你刚才讲的不能造成新的冲突，还有联合国授权，还有所在国受害人民的呼吁，诸如此类附加条件，其实是人类已经为此做出的诸多的考虑之一。我觉得当年通过这些个条约的时候，虽说有些国家反对，但是你不能否定，多数国家签字，说明存在着普世分享的人类义理。所以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但是具体应用起来，可能会有其他问题，甚至，会有霸权的问题，等等。
第七，治理模式的道义示范性及其吸引力。刚才最后一个问题讲到，在这种多元价值、多元体系的当今世界中，一种治理体系的示范性及其造成的“怀柔远人”的吸引力，才是最后真正形成世界内政基础上的一个模拟的世界政府，以及超级大国应该可能发挥作用的着眼点。没有这种和平主义条件下的内政治理的示范性来吸引，用赵农教授的话来讲，动刀动枪，终究不是一回事。所以，虽然讲了这么多，但还是强调现有条约体系和霸权体系相结合的世界体系，一时间动不得，在可见的未来恐怕也动不了的原因所在。但是，即便如此，强调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是一个起点，可以制约它，可以消解它，可以以此作为朝向更加合理的人类全球治理迈进的起点。
最后，第八点，我还想补充说明，刚才也夫先生也提到过，就是中国文明对于现代世界究竟有什么贡献？我们讲的是现代中国文明，不是古典中国文明。不知道我的观点跟你是否一致，记得去年在一个论坛上在下曾经讲过一句话，从文明论来看，现代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微乎其微。之所以说是文明论视角，就是说，不是讲解决了多少多少人脱贫，也不是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更不是讲“两弹一星”。我们讲的是在文明论的意义上，文明论是什么意义呢？诸位，造成400年来现代人类基本生活秩序的那些根本的文明意义，包括其基本理念、价值和政治社会形态，有哪些是我们创造的呢？这样数一数的话，实在是微乎其微，如果不说是无的话。
哪些东西是我们创造的呢？不说别的，引领现代世界潮流的，或者人心所向的自由、平等、博爱、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些东西都没有。晚近世界最为重大的变革之一是民族国家的出现，由此形成一种新的世界体系。就民族国家概念来看，它不一定是最好的或者最为可欲的，但是，却是有限的人类理性治理下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的一种政治安排方式，可惜，它并非中国文明的贡献。凡此种种，从文明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明是交了白卷的。但是，这一波现代文明是近世西方造就的，在此一波文明浪潮中，中国文明落后了，没有贡献什么不奇怪，不要紧，过去就过去了。但是，若果从今往后，未来中国13亿人再没有贡献的话，对未来人类福利发展和道义愿景没有贡献的话，这就不合格，就很糟糕了。所以，今天我们讲“家国天下”也好，提出“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也罢，一点一滴，都是在为此做努力，点点滴滴地积累。我想，好好干，前赴后继再干几代人，不会没有贡献，而首先是中国的执政党和中国政府需要认清这一情势，免得梦中探月。
前几天写了一副对联，搞笑。上联：写小文章谈大道理，纵便非驴非马；下联：与有情人做快乐事，哪管是孽是缘。横披：一带一路。
不伦不类，类如在下今日的演讲，聊供复议尔，多谢。
[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本文为作者2015年7月31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学术论坛的主题演讲修订稿，转载或引用请注明 ]
2015年8月23日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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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辩称：“这纯属内政问题。但当问题和争议出现在这个国家时，我们以公开、诚实的方式处理问题，这点很重要。我们鼓励你（提问记者）提到的这些国家采取相同的作法，尽管我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应当如此，但他们并没有做到。”玛丽•哈夫还表示，美国的情况与其它国家没有可比性。“人们有权说出他们想说的，也有权对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进行讨论，但我也有权不同意他们进行的此类比较。”
还有，当记者问：有很多记者面临同样的威胁，问题是：在这个代表美国的场合，你一直批评其他国家(包括土耳其)逮捕记者，对美国警察对(记者)使用暴力，就否认或保持沉默是不是有点虚伪？
哈夫回答：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和司法部长已就弗格森镇发生的事件表态。司法部长今天就在弗格森镇。尽管让我来就一个国内议题(domestic issue)发表看法不太合适，但我完全不认同你有关虚伪的说法，不存在任何可比性，是不一样的事情。正如我昨天所说的那样，我将公布我们的记录，在美国，当出现问题时，当我们要纠正和改正事情时，我们将采取透明、诚实和公开的方式行事。我将呼吁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所有其它国家采取同样的措施。当它们不这样做时，我们将继续就此发声。
[2]2014年8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美国政府在处理弗格森示威事件时，确保示威者的权利，要求执法者保持克制，遵守相关的美国和国际准则。埃及、伊朗、叙利亚、土耳其、英国、法国和德国、俄罗斯等国家政府、媒体，也纷纷对美政府的处理方式进行批评，呼吁美国尊重民众集会以及和平表达意见的权利。
[3] 朱云汉教授2012年9月28日在台湾大学的讲座，原题为“中国大陆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载见“观察者网”朱云汉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