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完全同意李炜光的宪政社会学，只有以后多读一些相关文献。布坎南的东西还是读过一些。我觉得在中国是不是再补充一下。一个是大财政概念。因为刚才讲税收和税收如何征收和如何支出的问题，但是在中国政府支配资源远远超出税收，包括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也包括国有企业，这块非常大，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我们最近有研究，60%是给公务员的，剩下40% 里面有30% 是这些公务员利用公权力攫取很多，所以我估计有90%都是给公务员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这是制度化的，因为在1998年我国实行住宅商品化以后，1999年他们搞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说在北京的中直机关的人可以买经济适用房，这是1998、1999年。然后全国各地上行下效，各省都发了类似文件。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经济适用房，我们按照一个估计，大概有四万多亿转移到了公务员手中，就是他们不该得的是四万多亿，这个数字非常了不得的。这是大财政概念。
和这有关的就是财政支出的公正性问题。不仅你不要个人贪污，实际上现在比个人贪污更严重的是公正性问题。所有公正性问题就是这些行政部门通过他们的行政文件，将财政支出倾向于他们，刚才讲过了，像经济适用房，这个数极为经典，我们最近会有报告。最明显就是医疗。大家可能知道财政对不同人的医疗保险的补贴不同，但是最严重的还是公费医疗，公费医疗是把财政的钱给公务员，这个规定完全是公务员群体自己规定的，很简单。还有所谓各个医院的高干病房，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确实很麻痹，这种事在其他国家怎么能允许存在。根据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财政即使有倾斜也应倾斜最穷的人，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还有学校财政支出是倾向于行政中心的，还有退休金，我看大午他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企业退休金是工人和企业扣28%，公务员是不扣的，但是公务员的替代率是90%。一般企业职工是43%。这个在我们财政社会学应该囊括进来，这比9000万相比都是多少万亿的事情。
蓝蔚青：
我补充一个案例，刚才讲的人大对财政的控制其实有这样的探索。我们浙江的温岭至少在乡一级人大，一个是预算细化，有一个什么制度呢？先讨论修正案，如果人大代表觉得这项税收不应该进去的话，就提出修正案拿掉这一项，如果通过的话这项就没有了。现在结果是乡镇长办事情前都把预算拿来看看，没有这个钱想干也不能干。预算起作用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碰到一个困惑，我们去年搞了权力清单，省一级的、杭州市的都搞了，就是第三方评估。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很多权力我们觉得应该能去掉的，但是不能去掉，为什么呢？用钱我要管，如果把这个钱拿掉，这事让我管也不管。而专家学者提的政策建议都是成立领导小组和设立专项经费。所以我的问题是一般预算和专项预算到底怎么分比较合理？
[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评议演讲（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载或引用请注明 ]
2015-8-22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