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制度红利积累，使得中国人成了他国民众眼中热衷旅游扫货的大款。这是一件好事，而且值得自豪，贫穷在任何角度看都不值得鼓励。
不只普通人变富了，政府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府，不仅掌握着百万亿计的国内资产，还手握3.5万亿美元外汇资产，恐怕也早已成为了他国政府眼中的“大款”。这当然也是一件好事。可如果他国政府在外交上给与的支持和礼遇，主要是以“傍大款”为前提，恐怕就不是一件完全值得自豪的事情了。
中国大陆在1971年能顺利取代台湾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靠的是“穷大方外交”的低阶手段，从那时转变到如今的“大款外交”，中国在非洲的朋友更多了吗？恐怕没有。这里所谓的朋友，不只是政府之间的友谊，更重要的是与他国民众之间的互相认同。
而“大款外交”的一个特征，便是主要注重政府之间的利益计算，却忽略了他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诉求可能不同。一个国家的利益和一个国家的政府的利益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在一个时点影响一个小国的政府，靠经济或商业手腕也许就起作用了，而要真正赢得一国的尊重，影响周边诸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就无法绕过价值观念的作用了，因为在那个情境下所需要的是赢得人心。
假设花钱可以解决一切，中国开发非洲便也不会出现诸多紧张和局限。这种紧张和局限不是因为非洲政府不欢迎中国投资，而来源于当地社会对环境保护以及公民权利的质疑。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紧张感和局限性，中国与法国、南非的外交关系才上升到了新高度。非洲54个国家中有20个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有27个是在南非的招募下进入了金砖伙伴关系。法国和南非的政府在价值观念上更靠近美国标准，却能解决中国的资本输出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说，经济利益并不一定能带来价值认同。人们可能会对一个大款充满羡慕，仰仗他以获得好处或资源，有时也会对他万分感激，但人们是不是真心尊重他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一个大国之所以名副其实，不仅要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包括安全在内的有形的国际公共物品，还要提供能够人人都能尊重的价值观念，并以此为准则行事，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才有可能游刃有余。
这样看，“大款外交”就与真正的大国形象、大国心态产生了某种分裂，因为它实质上只谈利益，却不谈观念，甚至避免谈观念。“大款外交”的局限性也正是如此。如果中国打算在未来的时代里提供与本身的经济地位匹配的国际公共物品，反倒不如少花点钱，去多谈谈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保护了当地的环境，如何提高了当地的公民权利以及经济状况。
“大款外交”的局限性还表现在，经济利益不仅不能在所有人当中均等分配，还往往是“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通过经济往来和商业利益发展伙伴关系，会使得这种关系随着利益的不稳定而不稳定。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外汇储备的减少，以及改革所必须的国退民进，政府可以运用的资金总是下降的趋势，完全依靠花钱支撑外交也就并不可持续了。
更为严重的是，最容易被“中国强大了”的这种情感所感动的那部分中国人，偏偏是对“大款外交”最不满的那部分中国人。“祖国很强大”会让人不同寻常的感动，振奋和自豪，来自于多年的屈辱教育和敌对教育，“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当人民面临外敌所带来的危机感，便会乐于支持一个强大政府的强硬外交。
可是，这样便让人们对结交那些被视为敌人的资本主义国家感到愤愤不平，对于开给“敌人”的大额订单就更是怀有芥蒂了。怀有这样不满的人们并不只是普通民众，不少基层公务人员和官员都抱有这样的想法。当人民日报发出与美国示好的文章时，很多乐见中国强硬的基层官员认为“中国又开始变软了”。
“大款外交”的姿态和中国南海的强硬姿态所显示的信号是互相冲突的，这种冲突各自削弱了对方所能带来的好处：“大款外交”本可以结交一些朋友，强硬的姿态却增加了摩擦和冲突；强硬的姿态本可以增强国内的团结，“大款外交”却又大大减弱了其效果。
即便退一步讲，外交本身就是只讲利益而不言其他，那么对当下中国而言，观念的被认同恐怕是最大的利益，无论对外交还是对内政皆是如此。对国外的大额订单为他国的经济增长做了贡献，对国外的资本输出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这些带给国际社会的好处却由于价值观念上的冲突不被强调，而对国外的资源整合利用更是被冠以“新殖民主义”的恶名。
以上后果，或多或少都与“大款外交”的避谈理念有关系，它显示出了一种不自信的对抗态度。而且，未来的中国不是需要一种仅够为自己开脱的说辞，而是需要一种能够包容、甚至超越西方价值观的理念，所谓的“中国特色”理应如此，它本应是一种对世界的贡献，而不是一种敷衍。
[ 张林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2015-11-3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