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副教授在「美国大选与民主政制」研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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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对阵希拉里已经不是简单的美国国内普通性的选战，而是两个美国的选战：特朗普代表了本土优先的、民族化甚至民粹化的美国，是反联邦党人传统的美国，而希拉里代表的是基于美国民主的帝国化的美国，是联邦党人的、世界主义的美国。这里显示出帝国权力与民主责任在选战时刻的错位与张力。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讨论的性质，不是特别正式的学术研讨发言，所以可以相对宽松一些地想象和发挥。今天这样一个主题，就是美国大选与民主政制，我们为什么关心这样一个议题？实际上这涉及到我们对民主制度的基本信心，亦即民主在任何国家包括英国都可以失败，但在美国不可以失败，否则就是民主偶像的绝对黄昏了。美国精英社会也有超党派的共和与行动来共同围剿特朗普，捍卫自由民主的政治正确性。中国人的关注则不仅仅在于隔岸观火，更在于自身的政治体制与民主的显著差异而造成的政治文明冲突博弈走向。我昨天在中关村图书大厦浏览新书的时候，翻到了最近贝淡宁教授出版的一本书《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中译本封面上悍然印有“The China Model”字样，这一下子爆破了左右思想争执的最大兴奋点。他在书的前言中回应西方学界的各种激烈批判，在最后一段畅想一百年之后，随着这种学习型的政治尚贤制的理性化，中国的精英政治在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中表现越来越好，随着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扎实，比如菲律宾已经倒戈，而另一边随着美国民主的骄傲以及民主本身内涵的帝国主义性格和美国所塑造的帝国权力与美国的民主责任或者是民主范围抑或民主自我保守性格之间的冲突日益严峻，有可能造成美帝国无法逆转的衰落——届时人们又当如何评判尚贤与民主。贝淡宁教授有一个未必充分自觉的隐性期待：他是否充当了1835年托克维尔发现美国民主时的那种角色，在当代以一个加拿大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的政治尚贤制是一切奇迹与成就的奥秘。关于帝国和民主的冲突，因为纳税人交税给美国支持的公权力所服务的不仅仅是美国人民，而是全世界人民，这种世界警察所提供的制度公共品及其执行体系，包括美国建立的环球盟友体系，全球的价值观，以及这种民主制度优越性的总担保和民主全球化的发展援助责任，实际上都在透支美国国力，尽管美国也在从中获取软硬实力带来的超额红利。特朗普追求一种权力与民主范围相适应的、普通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反对帝国权力的加强及其国家性资源的过度外部透支而挤压国内福利空间。特朗普的言行中透露着浓浓的本土乡愁和对希拉里式帝国权力论者的道德批判。可是，美国若后退为普通共和国，其民主模式与中国威权模式（或贝氏所谓尚贤制）相比就难以保持目前的相对优先地位了，这才是要命的地方。
所以贝淡宁教授大胆展望，100年之后人们是否还会以今天这样一个民主的语法谈论中美政治，谈论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是否会出现一种民主声望下降，威权声望上升，整个世界对于民主的信仰不会完全消失但是会陷入低潮的前景？我觉得他隐含的含义就是中美这样一个政治模式的竞争，实际上对人类未来的走向是有典范性意义的。所以此次美国大选，如果是特朗普胜的话，我相信包括美国人民在内，全世界对于民主的信心就会受到很严重的打击。我待会儿会讲，选举到底选希拉里还是特朗普，并不完全是在选人，而是在选两个美国模式。这两个美国模式我简单勾勒一下，一个我称为是世界主义或帝国主义的美国，另外一个是本土主义或乡土主义的美国。
世界主义的美国，我认为其在精神上的奠基是1787年费城制宪，具体表现是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中讲的人类政治史正面临一个严峻的焦点议题，这样一个焦点议题就是人类是否能够通过深思熟虑、自由选择来建构优良政府，还是注定要靠强力和机遇来决定他们的政治宪法（political constitution）。这就是所谓的“联邦党人问题”。美国要典范地探索这个问题，为世界人民做垂范，认为尽管美国的文明基础是欧洲史，但是欧洲史中共和国政治、君主政治并没有探索一个优良政体或者优良政治，美国要从此开始加以超越。所以联邦党人内涵了一个为世界做政治典范的野心或者雄心。野心和雄心后来通过所谓的门罗主义、林肯主义、威尔逊主义、罗斯福主义、小布什主义渐次扩展为一种罗马帝国式的世界主义。其实这向外传递着一种既有美国民主的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治理范式，一种全球永久和平的方案，这是一个世界主义的美国。世界主义的美国我们可以在希拉里重返亚太以及主张美国继续引领全球道路和继续支撑全球民主转型的取向中看出来，这样外向型的一些政策以及在美国宪法中的精神性存在我们都可以了解到。
另外一个是乡土主义的美国。乡土主义的美国是更加传统而古老的美国，存在于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英国殖民地时期。在长达100多年的殖民自治过程中，北美人民享受了13个殖民地的高度自治和自由，在英王以及英国议会之下，长期以来承担的是非常轻的负担。它享受着大英帝国带来的贸易便利而发展繁荣起来。后来即便经过英法七年战争之后，英国加税，其实具体税负也是非常轻的。不过正因为他们对自由的高度敏感和决绝捍卫，导致即便非常轻的印花税、糖税、茶税，都激起了北美的持续抵抗。1776年独立宣言和独立战争之后，13个州联合起来，美国人民在政治上并未充分自觉，他们对13个州加在一起到底等于什么，实际上是存在非常模糊想象的。当时他们所能想的主要的境界就是1781年的邦联条款。邦联条款实际上建立的是邦联制，并没有建立主权性国家，而是建立了13个主权州的松散联合体，在里面规定各州平等的原则。这一制宪选择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在各州之上形成更强的国家权力，以便继续延续他们在殖民地自治时期以及反抗英国议会的独立战争中誓死捍卫的自治和自由。反联邦党人的这样一个理想在费城制宪当中虽然失败，但是以非常强的历史传统的对抗力量在美国宪法体系中存续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1791年权利法案，1794年民主共和党，以及1828年杰克逊民主革命，我们说是大众民主的进步，还有后来整个南方分离主义，卡尔霍恩，南北内战，美国内部一直存在阻止和抑制更强的联邦权力的国家主义化或者帝国主义化的传统。这一传统的基因原动力就来自于殖民地时期的自治和自由。它的内涵实际上是一种严格的小共和国理想，拒绝为这个共和国范围之外更广大的世界以及不相干的人民承担道义和政治责任，而主张将资源和政治主要覆盖于用选票相联系的民主共同体。这样向内走的，有孤僻性格的，有明确领土和地理边界的美国，也是非常真实的美国，也在美国宪法和民主政治当中有非常高的正当性。它与世界主义-帝国主义的美国属于美国政治肉身当中活跃的两大主要政治因素。所以这次特朗普和希拉里角逐，特朗普主张美国要抛弃盟友，撤回美国，专注于美国自身福利和发展，闭关自守，不愿意美国承担全球公共品的单方面供给责任和民主全球化的援助责任。这就要求从20世纪的威尔逊世界主义撤退，回到门罗区域主义甚至联邦党人之初的国家主义，回到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美国。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两种美国历史上生发出来的传统，在进行非常强的当代选战博弈。
所以选特朗普还是选希拉里，不是简单的优质民主还是民粹民主的区分，这个在公知以及媒体报道中被滥用了。我觉得选特朗普还是选希拉里本质上是美国人民对美国民主功能和属性的一次重新反思和定位，就是美国民主到底是为了世界人民的民主还是为了美国人民的民主。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能够突破共和党——按理说共和党是保守的，但是这种保守包含了非常强烈的自然正义、自然正当的帝国主义倾向——初选程序中精英层的层层围剿以及在选举过程中党内大老不断造反的情况下依然能在选情上撑到今天。除了他心理素质强大，以及习惯性地不太在乎别人批评之外，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种基本的信心，就是美国社会目前的基本的矛盾，阶层的矛盾，经济的乏力，还有整个美国民主制度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可预期的自由和繁荣，而更多地对外承担与美国人民福利不直接相关的责任，帝国主义的责任，这些会自然引起国内民主政治的反弹。特朗普就是看准和利用了这种政治反弹力。所以这样一种民主的反思会反作用于美国选举周期当中，就产生了有利于特朗普的吸票效应。所以11月8号，我认为是历史中两个美国的对决。特朗普跟希拉里谁胜选，会有一系列不同的政策后果，包括TPP的问题，包括美国全球治理霸权基础的巩固问题，还有软实力、道德正当性问题，一系列的问题。就是美国撤，不仅是经济上撤，而是全面的撤。美国所留下的世界秩序的真空，谁来填充？如何重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全球治理挑战。
选谁的话，当然我倾向于希拉里能胜，因为这样全球秩序、民主的信心以及美国的软实力还能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尽管美国的衰落似乎也已在可观察的范围内，但如果是特朗普上的话，其实会加快美国成为一个普通民主国家的衰退进程，加快美国像英帝国那样帝国式撤退的历史步伐。这样一来，在世界民主格局或者是民主化、民主政治尚未在结构上成熟的前提下，美国过早地放弃其全球治理责任，有可能带来秩序和价值的双重灾难。这是从美国历史本身出发以及美国的帝国与共和国双重性格冲突里面来解析这样一场大选的意义。所以选谁上台已经是具有非常强烈的世界历史象征意义的事件了。
第二个方面，我从这次大选里面看到了传统政党政治的衰退和跨党派政治价值观的成形。大家都觉得看着没劲，一个69岁，一个70岁，一个老太婆，一个老头，一个满身都是套路和全部细节的精细雕琢，一个有明显暴力倾向，充满政治不正确。特朗普就像从某个乡下过来的暴发户一样，要问鼎白宫，要沾染美国纯洁的民主政治的殿堂。希拉里则是八面玲珑的，到处欺骗，充满虚伪嘴脸，是精心雕琢的政客，所以大家都不喜欢。这里面包括特朗普和共和党之间的冲突，我感觉政党政治在美国似乎也有衰落之势。政党政治衰落背后是精英政治与责任伦理的衰落。第一个是通过政党的初选，本党已经没有能力让一个真正符合本党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人出现，而让特朗普这样的人出现。严格按照共和党的保守精英政治的理想和取向，也不是特朗普出现，而是其他人出现。为什么其他人出不来？我觉得是政治精英衰败或者是精英政治衰退的表现。精英政治已经很难起到在大众和政治候选人之间通过价值观进行过滤的作用，而纯粹成了选举式的工具。这种工具可能因为野心家的操作以及民粹式的表演，而突破政党政治理性化把关的过程，绑架整个政党为其进一步的政治权力的问鼎背书。特朗普就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我们要适当分离候选人本身与他所在政党之间的政治传统，而看到政党政治的衰落所形成的表演型的领袖与大众直接的连接对民主政治的实质性破坏。这是一个政党政治衰落的视角。
第三个方面，我试图观察或者去判断，特朗普跟希拉里，如果两个人都有胜选几率的话，他们对美国本身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如果希拉里上台的话，美国会沿着目前的这种态势缓慢地衰落，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的多元强权形成一个均衡化的态势，以一种分享式治理方式来重构世界格局。因为确实是随着二战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国霸权化，美元霸权化，但并没有经由1989年苏东剧变而一统天下，而是不断遭遇挑战，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挑战对于美国民主输出是非常负面的教训或者评价。因为美国从这样一些地区基本上属于撤出的态势，它撤出后被另外两个国家填充，一个是奉行沙皇主义的俄罗斯，另外一个就是奉行国家主义与发展主义的中国。恐怖主义以及衍生性的难民危机，本身就是对美国民主化之全球治理的批判或者是负面评价。
与此相关的第二种挑战就是来自于中俄重新国际强权化的挑战。中国这样一个挑战不能纯粹理解成儒家式精英政治的挑战。贝淡宁的解读相对遮蔽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党国体制属性或者是党国治理的核心内涵与根本法，而援引儒家式的精英治理或者是贤能治理的概念，并没有击中中国政治体制真正的要害。如果真正是儒家式治理的话，中国不大可能有当今的世界地位和发展。中国这样一个党国治理，实际上还是在吸收和发挥着在西方政治传统、政治组织体系里的威权主义的因素，是来自于西方体系内的威权的因素及其组织化，完成了所谓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主义的发展成就，而并不是儒家式的伦理、原理、美德在支撑着中国的发展。当然，未来的儒家角色当可更有建设性地对既有发展及模式加以矫正、补充和丰富发展。
这样的话，其实真正对美国构成挑战的还是西方内部不同传统之间的挑战，无论是沙皇主义的挑战，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是国家主义的挑战，都是西方传统内部的挑战。这表明福山所说的自由民主的历史终结其实并未完成，西方内部的路线斗争、传统斗争、政治模式的斗争，通过不同代理人、不同的国家间的关系，重新以新型大国关系方式在呈现。所以如果希拉里获胜的话，她就没办法突破他的前任更有作为，去建立一个美国真正笼罩的民主治理的全球体系，而只能是在主要由西方传统开辟的沙皇主义的、国家主义的以及自由主义的多元体系里面形成一种均势或者是平衡，通过列强协商，通过列强俱乐部的方式，通过G8及G20的方式实现结构化治理方式，共同应对危机，产生一个协商式的全球治理，而绝对不可能是美国支配式的、一强独大的治理。这还是目前来看对人类的和平发展可接受的进程，同时也是中国寻求进一步现代化，在参与全球治理当中进一步学习以及进一步克服自身政体内部的专政倾向并为世界所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给了中国和平稳健崛起的历史时间，尽管也意味着长期承受挑战和压力，但这恰恰是刺激和焕发政治生命力与创新力的契机和条件。
但是，如果是特朗普胜的话，我觉得美国会过早放弃自己全球民主治理的责任，所留下的权力真空和世界秩序的真空将会过早地被中国和俄罗斯填充。现在俄罗斯正在全力填充中东，中国现在沿“一带一路”快速扩展自己的权力和治理范围。包括菲律宾的转向，我觉得都是美国霸权衰落的一个转折性事件，以及包括李显龙的新加坡，尽管跟美国很铁，但是最近也有发言表示，如果美国不批准TPP的话，新加坡将重新考虑新美关系。因为新加坡指望TPP支撑新加坡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而没有TPP的话，将无法给包括新加坡和日本在内的12个国家带来新的信心，新的维护美国为中心的的民主机制和政治秩序的信心。而美国一旦退回美国，就不是美国了，因为它只是按照这样一种反联邦党人传统而成为普通的民主共和国。就像欧洲今天衰落一样，随着雄心的后退，所寻求的只是本身的福利，而不是对全球的治理。这样的雄心衰退，对盟友的放弃和对政治势力的放弃，固然有民粹甚至民主的国内政治理由，但是因为把帝国的权力和责任过早得放弃，也会导致美国在国内政治上的紊乱以及美国信心受创所带来的对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走向的影响。
所以如果美国退回去的话，我有一个概括，就是退回去的美国就不再是美国，而不过是50个州的联合体。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本土的共同福利，而不再关心由门罗主义以及威尔逊主义带来的罗马帝国的问题，或者是世界主义的问题。这样一个美国我觉得就是会加快衰落，而对立面是中俄两强的联合对世界秩序的主导性的重构。中俄联合的话，日本或者欧洲是无法制衡或者是对抗的。这也不能称为新冷战，或者勉强成为新冷战也可以，因为它们的对抗在精神上与政治本质上并不是文明冲突里面的儒家跟西方基督教的对抗，而是西方传统里面的沙皇主义加国有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抗。这样一种西方内部的新冷战，到底会以何种方式为人类的和平与合作治理带来可欲的远景？我是很有担心和怀疑的。所以11月8号可能是世界历史的美国时刻的一个考验点，谁上谁不上，他们个人的能力其实不重要，但是他们在政治历史中的象征意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内外政策连番的调整，有可能使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天则所是探寻元治理规则的，现在这个特别时刻聚焦这样一个问题，就不仅仅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关怀，也是一种和平主义的关怀。
【第二轮回应发言】
刚才盛老师、许老师和蒋豪的发言都很有启发，把这个讨论推向深入。我觉得美国选民讨论美国大选可能不会有这么理论化，这么深入，也不会背负一个世界历史宏大的负担。
刚才许老师的问题，我想简单谈谈。第一，许老师讲大选代表着一个政治回归，包括对脱欧还是从比较正面角度评价。对此我有不同的观察和分析。我觉得这样一种政治的回归恰恰是与帝国衰落或者帝国的强制性撤退相关，就是通过民主政治的拉力，通过民主的福利诉求和精英跨国红利之间的冲突，在民主制度之下偏向于民主或者多数一边的程序的引导下，就会加速帝国的后退或者是撤退。所以，在有限的预算到底用于海外军费还是用于本国民生方面，即便希拉里上台，可能她也得应对特朗普提出来的国内问题。为什么美国充分全球化却给别人做义务，钱花在海外军事上，而本国福利改进却非常有限？这到底是谁的美国？所以这样一个政治回归对应的的过程就是帝国的撤退，所谓民族政治起，帝国政治消。所以无论谁当选，无论谁胜选，特朗普都是刺破政治正确面向、帝国政治面纱的历史提问者。他提出的问题，如果他当选，他会直接回应；如果他不当选的话，他会通过其他形式要求希拉里当局进行严肃回应。这些都会以不同方式和要求强行使美国进行战略收缩，所以总体收缩态势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对于这样一种政治的回归，我还是稍微有点忧虑。我的忧虑就是包括对脱欧公投的理解，我觉得还是存在代表政治、精英政治和大众政治，在传媒化、大众化时代失衡的状况。我们都知道在《联邦党人文集》里面，麦迪逊重构美国民主，他将共和制解释成代表制，他是倾向于代表政治和精英政治的，相信从各州提取过来的、在华盛顿的精英能更好地判断和代表公共利益。所以他也有柏克式的实质代表制的意涵。特朗普上台之后，可能在难以冲破精英政治阻隔而陷入否决政治的前提下，甚至可能进行公投式的尝试。就像我们原来理解英国政治都是代议制，但是为什么这些年公投民主这样一种在英国政治文化里面属于例外性的、属于欧洲大陆产品的东西，却是逐渐较多地用于英国的政治决策呢？比如苏格兰问题，脱欧问题。不排除将来特朗普会挟持这样一个公投利器去对抗宪政法治。在这样新的玩法里面，我觉得将来美国的宪政走向及其结构化理性还得经受考验。
再一个问题，我们总有一个信仰或者信心，就是好象是制度比人强，相信美国这种制度的自我纠错能力，相信它的公共理性和制度理性。但是我始终有一个怀疑，就是希特勒当年是怎么玩儿转的？希特勒所在的魏玛的宪政，我不能讲它有太多缺陷，因为它在选举民主、司法制度尤其是在所谓法治上面也是很健全的。但是为什么后来选举民主，包括它的法治，他的社会公共舆论和公共理性都一一地在威权化的诱惑和技巧操作之下一步步后退，没能抵挡，溃不成军。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个政治家利用政治情绪改变宪政制度的可能性。特朗普在性格与行为表现上是值得怀疑和警惕的：与希拉里相比，特朗普有着太多可能成为独裁者的履历暗示和潜质：其一，政治素人，素无政治经验，难以验证政治才能与操守；其二，暴发户和投机者，缺乏可信赖的行为理性与规则预期；其三，个人领袖欲，其商业地标一律以“特朗普”命名；其四，婚姻多变和歧视妇女，对家庭价值与传统文化有严重蔑视。
我还有一个观察，就是在美国宪政体制当中，为什么总统越来越强？大家注意一下，美国宪政历史固然有人偏颇地认为是司法审查保护民权的历史，还有认为是社会运动推动宪法变迁的历史，但另外一种历史，我觉得就是美国总统的威权成长史，尽管我们认为它在宪政民主制度之下严格区别于专制国家威权。但是这样一种威权实际上有可能脱离一般民主监督和司法审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所建立的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决策机制，总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当时是杜鲁门，后来是艾森豪威尔，通过这样一个机制总统与军队以及安全部门就整合为一个国家的特别的决策体制。这样一个决策体制，参众两院的议长，以及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他只是参与的普通成员，最后决策权在总统。包括我们讲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包括反恐，这里面总统有特权，他的国家理性在滋长。这些是必须在我们观察美国宪政运行的视野之内的。否则我们并不能完整平衡地观察。所以我觉得一个好总统甚至一个弱势总统，都可以使宪政得以平顺运行。但如果真的出现一个足够强势的、魅力型的或者足够乖戾的坏的总统，尤其是商人，就可能不那么乐观坦然了。就以特朗普为例。首先他的制度忠诚是可疑的，比如承不承认结果。第二是对政治制度背后凝练的美国的精神和美国价值观是轻蔑的。第三是他的语言和政治操作技巧，就像他在商业帝国里面一样。我有一个对特朗普反感或者不喜欢的地方在于，他一生在商业上转战过很多领域，也破产过，也成功过，但有着在自己商业地标上一律冠以“特朗普”名号的怪癖。就像希拉里攻击的那样：我们不能让这个人像商业上让公司破产一样也让美国破产。但是他的意志极其坚强，他在商业上成功了。作为他成功的商业，小到咖啡馆都命名为特朗普咖啡，还有特朗普棒球馆，特朗普影院，把他的名字写在他成功的商业地标或字号上。这样非常强烈的权利欲和领袖欲，以及对美国宪法制度和政治正确的价值观的蔑视，这样的人格倾向就很难简单地以一般的法治比人治更强、宪政框架能够约束他之类的信仰式的期待或者是善愿去对待，对这个人放心。将来凡是所有能够制约特朗普的机制都有可能被特朗普利用或者反对，或者反制，比如社会运动他也会操作，比如安全的秘密决策，他会充分放大，比如国会政治，还有跟法院之间关系，包括他的外交决策，我觉得所有方面在他的操作下都可能使美国宪法或者宪政体制有所偏移或者偏向。美国历史充分证明在重要的时刻，美国宪法制度的变迁或者阿克曼所说的美国宪法时刻其实就是这种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与理念和旧的体制之间的对话和博弈。我们不能轻视他所带来的宪法偏移或者宪法扭曲的效果。
最后一点简单回应一下许老师讲的美国保持对中国压力，对中国利好。这个我是同意的。
许章润：仅仅是在中国民主政治意义上。
田飞龙：
为什么呢？我期待中的中国的崛起一定是不能绕过美国这样一个环节的。近些年也有人呼吁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但是中国在没有充分学习以及实践美国这样一个基本的治国以及全球治理经验之前，不可能成熟地去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也不可能完成一个内部法政秩序的成熟。所以美国的缓慢衰落是提供了一个中国更长的学习周期，在这个学习周期里面中国会更像一个现代国家的精神面貌和制度体格。如果这个学习周期提前结束的话，中国很可能在它所吸收的西方非主流传统以及自身现在极力表彰自己文明自主性所带来的保守主义/复辟主义的精神夹击之下，对世界和自身的既有成果造成毁灭性对冲。所以为了中国学习周期的延长和学习效果的巩固，我们还是希望希拉里能够胜选。世有强敌，而后有自由、繁荣与文明的中国生机。
[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文为作者2016年11月1日在「美国大选与民主政制」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
201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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