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业进:刚才听了几位老师的发言感觉到很精彩。我想说我个人理解的关于社会科学里面的归因我们要很谨慎,从A到B这个因果关系是很难有单因单果的这种物理学的隔离实验。所以这种简单的归因要非常的谨慎,至于说组织的忠诚度怎么样怎么,是源于什么什么,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说去验证。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听到三位老师的发言。我认为税收是一种交换,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怎么去发现它是很难的,怎么去发现税收的价格,科学告诉我们竞争是唯一的发现程序,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发展价格。现在的民主选举就是一种特许权竞争对公共产品的一个发现过程。仅有民主选举还不足以发现真实的税价,因为候选人轮番讨好老百姓,比如欧洲的高福利,这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群体竞争,就是你的国家如果整体被别人征服了,你这个公共产品提供的太多了也是不行的,所以一个真实的公共产品价格,有适应性相对的公共产品价格,也就是税收到底收多少,必须在一国之内,在多当之间竞争来发现税价,同时在群体之间,在国家之外有群体竞争,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这个时候你还胜出,这个时候在双重层次上展开竞争,我们才能够发现所谓的最优的税价,所以税价,公共产品的价格,税收永远是一个通过竞争来发现的过程,而不是经济学设计出来的,也不是说高福利就好,你从侧面去观察,在两个层次上竞争的就是真正的公共产品的价格。
主持人 龙登高:谢谢刘先生简短的评论,最后请茅老说两句。
茅于轼:非常抱歉,我耳朵不好,大家的发言大部分都听不见,我看幻灯片才知道大家讲了什么。一天的发言总结起来看就是我们的学者对于当前的政治环境,从历史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并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或多或少,或者直截了当的,或者比较拐弯的希望有一个改变。像这个会我就回想到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大家知道我是当过右派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当右派呢?我们没有像今天这样希望有所改变,我们是真心诚意帮助党整风,不是改变党,只是毛主席号召大家帮助整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右派了,右派变了以后马上就是降职降薪,发配到现场去劳动。要像今天我讲这些老早就变成右派了,老早就发配了。
我看到1957年到现在这么大的进步,我们在改革以前毛泽东时代,杀了几百万的政治犯,改革以后一个政治犯没杀过,只不过关了一些政治犯。现在我们说什么不会要你的命,顶多把你抓了,而这个概率也不大,因为我看我们现在关的政治犯也没有统计,我估计也就千把人。所以我们现在比过去要安全多了。我想说什么?就是在这样一个高度集权,言论空间非常小的一个环境下,这个改变怎么取得的?也是可以得到很明显的进步,这个经验值不值得我们仔细的想想?今天这些发言中间没有讲到这个问题,而对于今后我们的方向,我们努力的目标,具体的途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我在想但是我也没有得出结论来,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在座的各位从历史学和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该做一些什么事来促进中国的进步?这就是我很简单的发言,谢谢大家!
主持人 龙登高:谢谢茅老,非常感谢大家参会。
[ 本文为刘业进、茅于轼两位学者2016年6月25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腾讯思享会与《东方历史评论》协办的「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评议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201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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