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结果为何，无论谁赢了，从整体和长远看，一定是公正赢了，公众赢了，政府赢了，……
三色事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家长们集体报警，显然是一件影响公众安全的事件。在普通法体系下，公共部门就会介入，例如由检察院对三色幼儿园提起公诉。在这时公安部门是检察院的助手，他们的任务是发现该幼儿园侵害孩子的罪证，而不能决定幼儿园是有罪还是无罪。而三色幼儿园有权利聘请一家律师事务所，他们的任务是为该幼儿园辩护，以洗清罪名，因此他们会尽量寻找有利于该幼儿园的证据。
这一涉及刑法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要由陪审团来判断有罪无罪。在开庭以后，控辨双方都可以提出证人，列举证据。在本案中，显然，控方证人首先是受侵害孩子的家长与他们的孩子们（这要看具体的法律规定），以及进行罪证侦查的公安部门人员。而辨方证人则可能是幼儿园的负责人或员工。现在警方提出，存储录相记录的硬盘因为多次强制断电而损坏了，那个直接操作此事的员工也应该是双方都需要的证人。当然还可以请一些专家证人，如硬盘专家，以证明那个被损坏的硬盘是否确实无法修复。
很显然，在陪审团面前，说硬盘坏了不能证明幼儿园的员工没有侵犯孩子，反而会让人更加怀疑，这正是幼儿园方面为了逃避罪责而故意弄坏，情节会更为恶劣。如果在技术上硬盘可以修复，则一切问题都可弄清楚；如果不能修复，焦点可能就在那个据称是弄坏硬盘的员工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关键证人。控辨双方可以通过询问该证人来让陪审团判断事实真相，或这个证人是否说谎了。如果这个员工说这完全是她自己干的，与幼儿园领导没有什么任何关系，而且她的证词被认为是诚实的表达，没有半点谎言；并且如果硬盘专家认为硬盘真的无法恢复；那么只能使陪审团得到这样的印象，应该中立地想象硬盘损坏部分的录相记录。
然而如果那个员工说，这是幼儿园领导让她干的，或者她作证时自相矛盾、错误百出，让人怀疑她在说谎，那么陪审团就会更加怀疑被损坏硬盘中包含了伤害孩子的录相，与家长的证言一起，会使陪审团倾向于幼儿园有罪的结论。在陪审团制度下，我们不要以为没有完全证据就不能判断。实际上，任何司法审判都不能在有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作出。当初辛普森案，辨方抓住警方在搜集证据时的不规范作法，就完全否定了控方提出的其它证据。陪审团的决定要由十二个人一致同意。除了控辨双方证人提供的证言和实物证据，他们还会用常识、经验和逻辑一致性来弥补信息的不足，当十二个人一致同意一个结论时，尽管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正确，失误的情况会比其它方式的审判要低。
我国虽然不是普通法国家，但我们的法律制度与普通法体系有类似之处。我国虽然没有陪审团制度，但是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中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中规定，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可“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其中人民陪审员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与已经建立的公诉制度和法庭审判程序等制度相配套，可以用于这次事件。所以我建议，对于三色事件，可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也可由受害儿童家长集体起诉，启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组成合议庭，控辨双方对簿公堂，审判公开举行。无论结果为何，无论谁赢了，从整体和长远看，一定是公正赢了，公众赢了，政府赢了，家长和孩子赢了，幼儿园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