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问题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是一个伦理或者道德问题，甚至将来也会上升到一个法律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谈，第一个方面，我是偏乐观的；然后我再说一个悲观的角度，这实际上是不矛盾的。可以说对人工智能有爱有忧。
就专制与技术的关系角度来谈，我认为我们应该乐观。实际上大家看到，监控手段确实加强了，不管是通过互联网的摄像头、不管是其他的软件跟踪，政府的监控能力确实加强了。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传播手段手段也提高了，现在可以说人人都是一个新华社了。不像以前那样，大家只听一个广播、看一个电视台，只能通过新闻联播获得新闻。现在每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建一个群，甚至建立公众号，就可以发布消息。如果你人脉广的话不止几千个受众对象，微博的话甚至更多，会达到几十万个、上百万个、上千万个粉丝。个人的影响力，现在甚至可能要大于很多地方电视台。据说有的地方电视台收视率几乎是零，几乎没人看了，我们要看到技术革新、技术的变化。
首先我认为这种变化还是公民个人主导的，对公民自由的影响更大。一般情况下，统治者利用了这个技术的发展，但我认为这往往要比民间的应用落后一点，要晚一些。虽然有的时候政府可能故意领导或者组织开发一种控制程序，这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包括区块链技术，网络很多的发展实际上都是为了逃避监管，区块链也是多中心去中心化。实际上这反映了大家努力从技术上逃避管制。因此，监控手段与传播手段相比，传播手段技术一般情况下会略快于监控手段。
第二个问题涉及特权者和非特权者。就是说在一个社会里，尤其在一个专制社会里，什么人是特权者是比较明显、比较固化，比如红一代、红二代甚至红三代，但是这样的社会以哈耶克的自发自序理论来解释的话，从长远来看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不管是内部分化还是外部的冲击，总之从长远来看它是要分裂、分化的。从上述专制技术的角度来看，专制者早晚是要失败的。
这里还涉及价值观和人工智能价值观的问题。首先从人类这个群体来说，有两大比较独立的价值观，那就是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两者到现在实际上还在斗争，仍然没结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从表面来看仍然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从安•兰德哲学的观点两看，这是原始部落时代的痕迹，此部落以彼部落灭亡为代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你好我就不好，我好你就不好，忽略了共同合作的可能，这是原始社会的思维痕迹在今天的表现。
但是个体主义的道德观和集体主义的道德观的斗争过程是个曲折的过程，虽然说最终这种个体主义的价值观会战胜集体主义价值观，就是因为个体主义价值观会创造更有活力的社会，社会的各种能力更强的一个社会，但是这个历史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就像当年纳粹德国也曾经非常强大一样，加上它的这种国家控制，加上一些人的思维上的懒惰，他们愿意相信一个领袖，愿意跟着走，比如纳粹德国最后在苏联攻入柏林以后，成人战死差不多了，最后一刻了实际上还有很多妇女、儿童还是继续在为纳粹德国战斗。如果德国官方不宣布投降的话，可能这个民族会有更多的牺牲。最终，自由的社会因为在活力方面会最终胜出。
在上述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可以是乐观的。
在人工智能的道德风险问题的上，我持悲观的观点，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我认为，在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方面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更随意的、更不自律也不他律的那个社会，可能就会产生出这样一个超能力的、超级人工智能。这种情况下，它相比其他的比它低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广义人工智能甚至狭义的人工智能甚至人类，会具有这种更高的能力，这对我们人类来说确实是一种很大的风险。
实际上不光是人工智能存在这个问题，基因工程、生物医学也有这个问题。实际还有一个领域，就是那些污染更强的技术，包括核工业、核能力、核武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凡是这样专门去强力发展这种核能的、能量大的社会，如果这种社会没有一定的自律或者他律的规则的话，这个风险也是很大的。包括马克思、米塞斯这些思想家都说过，在一定程度上，资本家具有毁灭资本主义的倾向。因为有时候他是短视的，只看自己眼前的利益，以邻为壑不讲规则，不一定看到长远的利益。
[ 蒋豪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天则所法律及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作者2018-7-11在「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云豹沙龙的演讲，转载请注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