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赵农：大家好！今天是天则所第478次双周讨论会，我们有幸请到了雷颐教授。雷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他今天讲的主题是《从伦理到契约：两种国家观念》。按照惯例，我们先请雷教授讲一个到一个半小时，然后请我们的几位评议人来一起讨论。好，先请雷教授来讲。
雷颐：感谢天则所的邀请，我今天要梳理一下国家观念变化的脉络。
首先第一点，我先讲一下两种国家观念。
所谓国家观念，实际上就是关于国家的权力来源，即国家权力"合法性"的问题。但是我在写文章投稿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关于合法性敏感的问题，后来有的人译作正当性、正确性，我认为还是合法性更恰当一些。政治学中国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并非指符合法律条文，所以如果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人容易把它理解成法律的条文。它实际上不在于统治者自己宣称统治的合法性，而是指一整套全社会，包括统治者和绝大多数被统治者认同的道理、规则和行为标准体系。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这个观点的大概就是马克斯•韦伯。他认为，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支配有暴力、经济等因素，但是"除了这些以外，通常还需要一个更深层的要素——对正当性的信仰。"就是说，我被你统治，我相信我应该被你统治，被你统治是合理的、应该的，不仅仅是说你制定了法条，我不服从你就镇压。其中一点就是说，通过一套理论、一套说教，我觉得你统治我是应该的，我应该服从你的统治，从内心里就服从。所以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每个权力体系"都会试图建立并培育人们对其正当性的信仰"。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同的国家观念，到现在为止，最重要的是两种国家观念。一是传统的以伦理为基础的国家观，由皇权神授推衍出"朕即国家"，而国家（统治者）是家长，被统治者是子民，"家长"对"子民"在理论上具有无限的管理权与责任，你要照顾好你的统治者，同时你没有权力处理他。二是以现代契约论为基础的国家观，认为国家、社会主要是以自然法为理论基础的人民联合起来订立一种契约（当然这里面分歧也很多，但基本上是订立契约），出让部分个人权利成立国家，以保护人的自然权利。这种在人民全体一致同意基础上签订契约成立的国家，是国家生成和存在的合法性来源。
中国传统的国家观主要是家国同构，就是用国家来翻译英文中的"state","state"尽管经常被翻译成政权，但往往还是用国家。在这样一个结构中，任何个人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存在，而是存在于严密的三纲五常之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种国家观基础上，君主就相当于一个父亲，也可以说是天子，既是天子，又是一个慈父。他是一位父亲，按照理论上来说也应该是一位慈父，不应该是一位很暴虐的父亲，但毕竟而言，他是一个父亲。中国这种传统的伦理型国家观，理想的国家正像儒家的一个经典——《礼记•礼运》所说"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这就是说，圣人把整个天下看成是一个家，把整个国家当成是一个家庭，这并不是他们凭主观妄为的，而是能深入地剖析其中的义理，明白其中的厉害关系，能够处理里面产生的种种问题，最理想的状态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毕竟以家来喻国。比如《尚书》中还有"天惟时求民主"，"简代夏作民主"，意思是说统治者要为民做主，从道理上说应该是一种良性的、父母和子女一样的伦理关系。
其中有重要一句话大家都说过，就是说"以元后作民父母"。所谓"元后"就是君主，天子做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君主对人民应该是褒若赤子，应该把人民看作婴儿一般，你要很好地照顾他。这就是伦理型的。所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郊义》就说过"天子父母是天，而子孙畜万民"。总之，上天把民赋给了天子，要天子照顾好自己的幼儿一样，照顾好自己统治的臣民。
我认为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过，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三纲六纪》里面的"三纲"，陈先生认为它是对中华文化的一个定义，就是说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从男女有别生出夫妇有异，夫妇有异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由父慈子孝推演出君礼臣忠，从家庭伦理关系逐渐推出一种国家的政治原则，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就像家庭关系一样，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伦理关系。所以有天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具有国家家族化的特点。这样，对家族的尽孝和对国家的尽忠便一以贯之，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这是我们常说的。在这种家国一体的体系中，所有人都被纳入父子、君臣、夫妻这三纲之中。
当然，契约型的国家观来源很久，在座的也都很熟悉，我就不多讲了，更主要的是讲近代以来产生的，也有从西方源远流长的过程，这里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比较熟悉，我就不多讲了，主要就是近代从霍布斯、洛克引入，基本上就是说，去掉了国家神圣性，因为西方也有上帝，也就是国家神圣，国家是上帝造的，上帝赋予的，那么契约论就是说，用启蒙的话说，叫做"怯魅"，就是说国家也并不是一种神圣性的东西，只是人民定的契约。霍布斯讲得很清楚了，他假设在最早的时候大家都很乱，彼此征战打仗，需要让渡一部分权力，到洛克这儿发展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讲了。这是西方的契约伦理观。
第二，我讲一下中国近代怎样逐渐理解的。鸦片战争以后，伦理型国家观逐渐地被契约论国家观所取代。所以我讲第二部分，最开始他们理解西方契约型的国家观政治体制的一个表现就是它的三权分立、议会、国会。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这些，还不能完全理解背后更深刻的意思，只是觉得这个挺好，甚至从中国传统的"通上下"来理解现代西方议会的。我认为这里面有两本最早的书，实际上是一本，就是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开始介绍了美国，他从传教士那儿听说了西方的一些政治制度，美国、英国的，他介绍了。魏源的书——《海国图志》成书在他之前，前面的版本没有对政治制度做介绍，后来《瀛环志略》出来以后，《海国图志》又不断地修订，还是吸取了《瀛环志略》中关于西方政治制度的描述。所以说到底，最早介绍的，或者说有一定影响的，应该是徐继畲的《瀛环志略》。
徐继畲就是福建巡抚，经过鸦片战争，他对英、法、美、瑞士的议会制、选举制、君主立宪制甚至议会的组成，在这本书中都做了一定程度的介绍。他介绍法国，分别由贵族组成的五爵公所和由绅士，就是一般的平民或者第三产业是组成的工群，他说召开议会决定国家大事，像刑罚、是否打仗，都是由五爵公所决定的，而关于要不要征税，他说"相则无权，相传王命而已"。这时候他了解得很有限，因为是辗转听说的，所以不是很完整。但是他对法国的介绍少，对英国的介绍就比较多一点。他介绍说，英国首都设有公会所，就是国会，分别有爵房（他始终用爵士的爵来形容贵族、上院）和乡绅房，这是下院。他对上下院议员的当选具备的条件、两院的功能都有一些介绍，他认为和法国一样，所谓的国家大政，就是刑、赏、征、伐都由贵族来决定，而税收是由下院——乡绅房来决定的。他对瑞士也做了一些介绍，尤其对美国介绍的更多了一点。他特别赞赏华盛顿这个总统制，这段话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但是他后面强调，"不僭号位,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他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的三代，实际上他认为议会也就是中国传统的采风、纳检，跟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知道，徐继畲这本书，包括《海国图志》长期是被冷落的，他们本人因此而命运也很不好。冷落了二十年之后，人们才重新提起西方的政治。
到十九世纪60年代初期，被称为洋务运动最著名的理论家，也是最早的理论家的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中国四不如夷"，其中一点是君民不隔不如夷，什么物尽其用不如夷，但他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君民不隔不如夷。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在通上下方面不如夷，要改变这个最基本的办法是为皇上纪纲，还是通过中国传统的亲政、廉政等，皇上振作起来，只要通上下就可以了。
从十九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少数官员被派出洋，对外国议会略有介绍，影响也不大。
1876年，清政府派郭嵩焘出使英国，本来去道歉，顺便作为中国第一位出使大臣，他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做了深入的观察，他的言论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说到底，他也是认为英国的官民相与讲求国政，大兵大役，就是国家要打仗、宣战，由百姓任之，取材于议政院，认为富强的根本在于本末兼顾，君民上下同心。他认为议会的作用就是起到君民上下同心的作用。我们知道郭主张学习西方，介绍西方，包括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他都有所介绍。他受到了迫害,他出使的时候湖南省就说要开除他的省籍。我前一段发了一个小文章，就是说湖南人要开除郭松涛的省籍，他当了出使大臣，湖南人集体开会，说要开除他的湖南省籍，并且后来他被冷落，本来还要判他刑。虽然也没罪名，但是就是要判他，李鸿章他们救了他，没有判刑就把他罢官回家，在长沙过得很冷落，在门上经常有人贴的攻击他的东西。他也是从通上下的角度来介绍议会。
还有一位读书人，还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叫王韬，他就因为曾经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了，流亡香港，后来到英国。他专门到议会参观了，他称之为集议院，国家重要的事情都是由议会决定的，也是通上下。其中他进了一步，其中的概括我觉得大体准确，他开始把整个西方的政体形式做了分类，以后基本上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基本上就按照他的分类来分析，他说"太夕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处之国"分这三种形式。他分析了这三种政体形式的利弊，认为君主之国除非保证一个尧舜能当君主，否则不可能长治久安。他认为民为主，则有太多的纷争，用今天的话说简直没法做事，太乱，涣散，流弊也很多。他认为只有君民共治，就是像英国这种，他认为是最好的。他说这种制度就是上下相通，民意得以上达，而君惠也可以传达到下面，就是君主对老百姓有什么恩惠，不像之前君主之国通过很多官吏就把君主明明想做好事，达不到老百姓那儿，通过议会，君主的恩惠也能达到老百姓。他认为英国的这种君民共治，通上下，这是最好的。其他的几本书都是介绍，郭松涛等人都没敢说中国应该这样。王涛因为毕竟没有身份或者没有官职，他是个被通缉的罪犯，长期在香港、在上海租界，所以他就明确说中国应该这样，像英国那样实行君民共治。他认为西方的各种自然条件都不如中国，但现在强于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政于上，而百姓不得参政于下，他认为中国也实行西方这种通上下的政治制度就能够实现国家强大，人民幸福。他论证这些很长，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国欲谋富强，故不必别求他术也"，就是不必想其它办法，只要能通上下就可以了，通上下实际上就是要有议会。
几乎与王韬同时，生于广东香山，也是没有科举，后来经商的那位郑观应，他在1888年出版了他的《易言》这本书，书中有一篇不到500字的重要文章，叫《论议政》，也是对西方议会制度做了介绍，认为实际上也是与中国三代相通的，也就是三代之遗风，他认为这是救国之良方。所以他在中法战争期间还通过关系把这个中国要开议院、通上下给清政府递了一个条陈，要求开议院，但清政府认为狂妄，就给他驳回来了。
还有一位洋务运动的薛福成，在1890年到欧洲对议会制度也有比较深的介绍。他的进步在哪儿呢？我觉得他又进了一步，他说"立国的规模以议院为最好，"对选举的要求、财产的要求都做了介绍。他按照王韬的说法，承认说环球到现在，全世界就这三种——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处之国。他也认为君民共处是最佳的一种治国模式。中国古代的三代，就是君民共处的典范，所以这与英国，与其他国家，与中国传统并不矛盾。
所以同时代的马建中、陈虬、陈炽都做了这种介绍，使国人开始对议会有所接受了。如果概括一下，他们都是从通上下这个角度对西方的议会制度做的介绍，并且还从这种制度能使国家强大的角度来提出，没有介绍那种契约制，要限制君主的权力，君主权力容易做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介绍的，而是觉得通上下能使国家强大这个角度。比较值得注意的是，1880年的时候，郑观应写了一个500字的关于议会的介绍。但是1894年，就是甲午战争之前，实际上郑观应对西方了解很多，他又重新写了个，叫《论议政》。他认为从前的《论议政》太简单，有明显的不足，他专门写了一个《议院》这篇文章，表明十几年之后，他对西方制度的认识更加完整、更加成熟，我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候，就是1894年国人对议院认识的最高水平。他对几个重要的西方议院国家的组织结构、上下院不同的作用、议院的选举方法，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并且他也再次强调，中国应该设议院，选举议员，其中也谈到对权力的限制。虽然他还是从通上下这个角度，当然他基本的立足点还是通上下，可以说随着时间的变化，实际上在甲午战争前已经开始触及到议会制度或者是国会分权更根本的一种东西了。如果说历史往往要分期、分界才能更好地理解，因为郑观应写的那篇文章就是在1894年发表，甲午战争还没有爆发。
实际上大规模的现代契约观是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期间，所以我就把维新期间作为一个分界，因为更大规模的是维新，所以第三点我就讲权力观念的引入。因为当时他们介绍议会，除了郑观应最后触及到了，多数都是从通上下的角度，而没有从权力观，而我觉得从伦理型国家观到契约型国家观这关键的一步是在戊戌维新时期引入现代权力观念跨出来的。
我们知道，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向来以中国为师的小国——日本，这给中国以莫大的刺激，那么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是促使中国思想界在国家观念上跨出了本已到边缘的最后一步。我认为郑观应实际上已经到边缘了，如果没有这次战争，他个人是能跨出，但作为一个整体，还是这次战争刺激了本已到边缘的最后一步。恰恰就是康梁维新，主要我介绍梁启超。
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文，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梁启超说，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政体以后，"法禁日密,政教日夷,君权日尊,而个人无权"，这已经谈得很激烈了。他说举国无权，还是从强国的角度来论证，但结果就是国威日损，国家就要弱，就要被侵略，而西方之所以民富国强，其关键在兴民权，他明确提出来要兴民权，开议院，把民权和议院联系起来。他说"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就是一件事情，要兴民权，他说国之强弱全部都在民主。民主的意义是什么？君主是私，他已经谈到这一点了，君主是私，民主是和，西方说人人有自主之权，而何为自主之权？就是说使"仁之者有权，而受之者无权，人人自主之权而归一人，故曰私"。他认为人人都把自己的权力给了皇帝、给了君主，所以就是私。"一个能任天下之士，这一个就独享天下之利，君子不以为泰"，特别强调，"地者，集人而成；国者，集权而成"。他已经从国家是人民的权力让渡、公民把自己的权力让渡才能成国，这就是契约制国家观重要的一点了。他谈到全权之国，就是要让人民让出自己的权力，人人有自主之权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他说，"国者，积权而立"。所以他在湖南实务学堂的学生试卷批语中就明确就君、臣、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新见解，说君、臣都是为民办事的，君主好比店铺总管，丞相则是店铺的掌柜，人民则是股东。他没敢写出文章来，后来在学生读书笔记中做的批示，批示传出去了，传出去了湖南的保守势力就借此说他宣传异端邪说，所以就准备整顿他们。这是在维新期间，实际上他私下的观点已经达到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水平。
谭嗣同虽然文章不多，因为他死得早，但是他那几篇文章大家都知道，影响很大，他说"生民之初"，就指原始社会，"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民不能相治"，就是谁也不服谁，所以就互相打，于是共举一民为君。他说，不是"君择民"，不是皇帝选择人民，而是人民选择君。他说，既然是共举之，就可以共废之。他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是助民办事者也"，也就是说皇帝是人民选出来，为民办事的；大臣只是帮助皇帝为民办事的。他明确谈到，税赋都取之于民，作为为民办事之资，所以他取了赋税而不办事，这怎么能行？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还在宣扬的这种观念。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他说君主将国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国与民一分为二，我不知道除民之外，国果何有？就是说，我不知道除了民之外，哪里还有国？于是，他说我知道君主视天下为自己的私产，而把人民看作犬马，他认为这就是私天下，必须为民所共有，他说民不应该是一私的财。
在这方面，严复也做了一些介绍，他写过《原强》。因为他留学过，他说西方的富强有很多很多的道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利民，但是怎样才能利民？他说，应该允许人民自治，成立各种组织，有自己的自由，于是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且自己的财产不会随便就被君主、被国家掠夺走。所以他认为中国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改进：一是鼓民力，二是开民智，三是兴民德，实际上就与维新以后的"五四"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了。他说鼓民力、开民智就是启蒙，兴民德就是说人民要认识到自己的权力，他认为兴民德是与自己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把现代权力观念引入到中国，这确实是一个大的变化。
这是有关国家和人民关系的话语以现代权力观念来划分君、国、民彼此的关系，这是维新派思想家最重要的贡献。我觉得也是中国国家观念一种实质性的突破。当然，你引入权力观念必须解决人人有自主之权这个权力的来源问题，谭嗣同、梁启超从历史中寻找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我刚才说过了，谭嗣同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但是大家平等谁也没有权力，大家互相打，互相打就觉得要选举一个人当国王，当皇帝建立国家。我觉得这与霍布斯的理论太像了，但是我现在反复找，没有找到谭嗣同读过霍布斯的资料，或者霍布斯最早什么时候介绍到中国，我查到的最早的是在谭嗣同之后，那么或许是谭嗣同自己想出来的，或许是他辗转听说过，因为当时他接触一些传教士是不是说过这些。总之，我认为不管怎么样，与霍布斯的理论很像。
梁启超也是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论述人民权力的起源，他认为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时候，梁启超在论证人民权力的起源的时候，他还是从中国古代公羊的"三世说"来论证。他把三世说和他刚刚通过严复知道的进化论结合起来，认为人类制度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多君为政之世经一君为世之世再进化到以民为政之世，与之相应的是公羊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这个角度，就根据康有为的理论了。其中，他认为，他转述了严复对民主的介绍，当时他并没有把这翻译成民主，他是音译，德莫格拉斯，又名公产、合众。这反映出当时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认为就是公产，就是合众。他又从自然科学，又从地质、地层的演化引起火山的爆发来说民主制度这种契约论国家观，他反对民主制西方有胚胎，而东西无起点的观点。他说，有没有这个都无所谓，都能实现。西方有胚胎，东方没这个胚胎，东方就没有了吗？他就以日本为例，他说日本也没有这种胚胎，没有民主制、没有君主立宪制的胚胎，日本就能实行了，这就证明了，你现在不用强调是东方还是西方，不必一定要从中国传统中找，有更好，没有也无所谓，日本就没有。所以他认为现代民主宪政并非是西方专有的一种特例，他认为这是一种具有普适价值的，他说，"概地球之运，将入太平，故非泰西之所得专，"就是不是西方所专有的，"也非震旦之所得辟"就是中国你也不能避开，也避开不了，"无之，不及百年"，他说，我认为不到百年以后，中国也要实行这种制度，这是一种必然。他反复论证民主宪政，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民族，不管现在多么落后，将来都要实行这种制度，这不是西方"所得专"的。所以关于这一点，中国人已经从特殊性，我好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把一种特殊性知识，地方性知识现在把它变为一种普适性的知识。
最开始中国人谈西学，包括这些最主要的就是声、光、电话、物理，都认为是西学，那么声、光、电话、物理都属于西方的一些地方性知识，逐渐逐渐不用西学了，用通译之学来取代声、光、电话，那就认为那种东西起码不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一种普适性的知识，用通译之学，到后来采用了日本的自然科学来代替。所谓的自然科学知识，中国人也开始认为它就是西学，就是地方性的，不是中国的，慢慢就变成普适性的知识。那么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实际上梁启超也提出来了，他也认为这不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是一种普适性的知识。刚刚《求是》杂志还是《人民日报》登了复旦大学一位教授的文章，他认为应该把民主、宪政从普适性知识降格为地方性知识，我觉得恰恰又把中国这几十年退回去了。将近一百年，中国人把这种地方性知识变成了普适性知识，现在他突然又提出来要把民主、宪政从普适性知识降为地方性知识，它只适合西方。所以我们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面临着声、光、电话这些自然科学知识究竟是地方性知识还是普适性知识的激烈争论，现在又针对民权、民族、宪政，这究竟是普适性知识还是地方性知识的激烈争论，就是到戊戌维新的时候。当时顽固派是坚决反对的，认为这根本不适合中国。这种争论当然比自然科学的争论更激烈，因为我这次主要讲观念的变化，就是往契约论方面的变化，并没有讲反对者的意见。当时顽固派怎样反驳的，我没有引用，所以我觉得维新派已经在个人的思想中完成了这种转变。这种转变实际上面临着怎样划分公权与私权。
戊戌维新被镇压之后，康梁逃到海外，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在日本的留学生了解的知识对现在的国家理论就有了更多的了解。梁启超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到日本这短短的半年时间，我的脑质为之一变，觉得他整个思想就发生了一个变化，我觉得从他写文章用词就开始变了。他在维新前已经谈得很到位了，但是他在论述合法性时候还是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公羊三世说来论证，到日本之后，他马上变了，再也不提这些了，他是从新的角度，从现代的国家理论角度来论述国家观念了。他认为，人类所有的文明在原始阶段都有自主性。他说，原始的自主性是没有约束的，不受制裁的自主性，因此他认为这是野蛮之自由，凡人群之进化阶段，都由野蛮之自由阶段，进入到了贵族地证时代，从贵族地证时代再进入君权极盛就是君主专制时代，从君主专制时代进入民主的、文明自由时代。他认为，这几个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他是这样解释的，所以他说"吾以为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凡公理所在，不必以古人曾行与否轻重也"，这是公理，你不必以中国是否有过。他说得很明确了，这是1901年，明确提出，"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也"。
梁启超这时候就开始更多地谈到个人的权利、个人的独立，所以他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就是《独立论》。他说"人而不能独立，实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明确提出公民的概念。他在到日本的短短时间内，对国家知识或者是对《民法》、公民等等都有非常大的进步。他说奴隶《民法》上不认为是公民，公民概念的提出，表明对权利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准确，他认为古希腊、古罗马已有公民，但是现代意义的公民却是伴随着现代的民主宪政的诞生而出现的，认为公民就是具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公民才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他在戊戌维新前都是谈民，这时候明确谈公民，公民是社会、国家的主体。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在这种结构中是一种依附关系，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没有独立性，所以总是期望君主的庇护。所以他用一句话形容中国民的地位，他说"洋人之庇者，真奴隶也"，他说不尽叹息痛恨于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感叹中国四万万人，一级一级的皆有其所养者也，就是说这一级官员要靠上一级官员，上一级官员又靠更上一级官员来保护，最高一级就是要靠皇帝。实际上他谈中国的奴隶性就是要谈这个，与五四都很相近。所以我认为五四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梁启超、严复他们这时候已经开始了，尤其这话他说到后面，"而近吾中国近四万万皆洋庇之他人之人，自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都是奴隶，都谈不上人。"以全国之大，而至于无一人，天下可痛之事，孰过此也？"，认为这是天下可痛之，不过此也。凡人所以为人者，他认为有两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实乃非人"。他认为中国人只有生命，没有权利，所以"中国四万万人无一可称为完人者"，这是深谋远虑提出来的。
写了《独立论》之后，梁启超又写了《爱国论》，更明确地谈公权和私权的关系了。他把爱国和私权紧密地联系起来，还是根据前面的观点，他说，中国虽有四万万人，但对国家均无权利，因为没有议会、没有选举，这个国家是皇帝的，所以这个国其实是属于一家之人的，只是庶人之国，而这个国本不属于民众，民众也就无所谓爱国。他明确了这句话——"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就是说老百姓或者说公民你自己的权利你不要求，你不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自己把自己身体放弃了。他认为，"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起"，人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对于当时，他也可能出于一种激愤，也可能因为戊戌维新的时候没有多少老百姓支持他们，六君子被杀的时候，很多人还在旁边看，有些人在看笑话，所以他写过《呵旁观者》。后面有几句话，我觉得是专门对此而写，"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身其权，亦民之罪也。西儒之言曰：侵犯人自由之权利者，为万恶之最；而自弃其自由权利者，恶亦如自，盖其相害天赋者一也"。就是说，国家侵犯个人的权利，是罪过。个人不维护自己的权利也是罪过，他这里也谈到了天赋人权，这是天赋人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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