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黄凯南兄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化经济学报告。至少最近四五年来，大家谈演化的非常多，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经济学的演化范式正在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不过刚才凯南兄谈演化经济学的时候，我相信并没有多少人完全熟悉演化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和分析范式。演化经济学的兴起，我觉得它首先构成对新古典正统理论某些预设的挑战，虽然谈到对整个新古典大厦挑战或许为时过早。新古典正统因为其静态均衡分析以及最大化假设等屡遭批评：新古典正统提到完全竞争其实却没有真实的竞争；谈市场却不见企业家；谈企业但视企业为一个生产函数和一个黑箱；基于偏好稳定、技术和资源禀赋给定的均衡分析容纳不了真正的创新，也不能对为以少生多的增长现象提供内在机制解释；凸性假设容纳不了基于主体互动和结构化产生的涌现现象，而动摇凸性假设就动摇了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分析的根本，等等。首先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发现，我们需要关注市场过程。于是这指向对交易和交易秩序（catalaxy）的关注和理解，布坎南和哈耶克等甚至认为经济学就是关于交易的科学，即Catalatics，而不仅仅是从手段到目的进行优化配置给定资源的科学。于是相应的研究重心转向实现和促进交易的规则约束，其规范含义也不再是评价交易格局的结果（没有这样的超级评价主体），而是交易障碍的排除和降低交易成本。J.M.布坎南等的工作终止于这里。然而，交易范式可能是一个过渡范式，有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甚至其他领域里学者，逐渐发现有必要更加往前迈一步进入一个所谓的“演化范式”，也就是大家现在谈论的演化经济学。刚才凯南讲了他的设想中的演化范式分析框架。要构建一个一般的演化范式并不容易，他的合作导师霍奇逊(Hodgson)最近出了一本探索性的专著《一般达尔文主义》，本书寻求在构建一个达尔文主义启示下关于社会和经济演化的一般演化范式，成功与否还有待观察。经济演化是社会演化的一个子集，而社会演化和生物演化则是一般演化下的不同应用领域。如此看来，这个宇宙中不死的是演化，秩序是永恒的。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存在只不过展现了演化所呈现秩序的一个片段，一个环节；正如生物个体生命的存在，只不过在一段时期（生命周期内，准确说是生育期内）搭载了基因，基因是持续存在的、极少变化的，而一代一代的基因组合则通过有性繁殖不断进行，婚姻和性欲只不过为基因重组提供了一个生物个体可感知的促进机制。虽然我们感知到的是真实的婚姻、恋爱、意义，那种意义依然是数百万年（约700万年）的演化造成的一种假象，我们人类保持了强大的意义幻觉。
凯南试图构建一个一般演化范式，这是一个宏大的理想。对此，凯南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精彩的展示。在这个范式中，涉及经济系统演化，中观的产业层面的演化，企业层面的演化，制度演化、个体偏好的演化。相关主题，凯南最近在国外权威期刊上也有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我觉得凯南今天做了一个关于一般演化范式非常精彩的综合汇报，激动人心，其中几乎每一个主题都非常有趣。
接下来我想谈几点凯南兄可能因为时间有限没有讲到的，或者说可能忽略到的地方。第一、如何用演化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增长做应用分析。我感觉是用一个新范式的经济学的框架和概念体系，来做了一个实际上是传统的经济增长解释。经济增长研究一般都会用到GDP数据，而GDP的统计方法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我们把GDP数据拿做分析，分解其贡献因素，当出现不能解释的所谓“剩余”时，我们重新定义或增加某些解释变量，这是传统经济增长研究的套路。从演化经济学出发，我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本身是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的主题都需要置疑；此外，即使值得关注，GDP的统计体系本身也值得质疑。不考虑结构和时间维度的简单加总得出的GDP数据，不符合演化思路。系统演化呈现秩序，需要测度的是秩序的有序度，或者“有效复杂性”。这种有序度如何去测量？至少涉及能量因素和信息因素，这两个因素完全不体现有GDP的统计框架内。如果我们不置疑这个GDP概念本身，简单地如正统理论做法，基于现有概念的GDP数据，反复精炼增长方程，通过回归方程分解和检验增长的贡献因素，引入一些演化概念的解释，就难免有“新酒装旧酒”之嫌。要研究演化范式下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要完全地转化成话语体系，重新构造文明究竟要测度的东西是什么——不是传统的GDP。传统宏观经济学的GDP至多只是秩序的有效复杂性的一个非常不完美的测度。例如，美国的GDP和中国的GDP，通过汇率换算以后，两个数据就有简单的可比性了吗？。基于演化范式，需要构建一个经济作为复杂系统的有序度，虽然现在还没有人创造出这样的可计量的指标，也有一些尝试，比如说桑塔菲的盖尔曼曾经提出构建一个系统测试复杂系统的有效复杂性，如算法信息量（AIC）,当然还停留在概念阶段。也有人基于传统统计方案提出绿色GDP；幸福GDP；提高高技术产品权重修正以后的GDP等。
第二、演化范式下，秩序测度不是看经济增长率而是看适应度。适应度是相对环境变化的一个秩序测量指标。环境牵引着演化方向。市场繁荣以来，技术进步（更一般地，文化演化）速度加快，我们又在快速低改造着我们生存的环境，因此经济和社会演化与环境相互激荡，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在一个真正彻底的演化范式下，人类及其文明现象是一个高度有序的秩序呈现，但也只不过表达了演化呈现秩序的一个片段，如果将来这个文明现象消失也正常。演化和秩序永恒，人类及其文明只是一个偶然现象，放弃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我们会得出这个结论。
第三、时间尺度自觉和群体选择。我们人对世界的观察和感知只是我们在进化中造成我们一种感知能够适应环境就可以了，并不是世界真的唯一地是这个样子，首先我们的时间感知是眼睛所及的范围，我们有日常工具，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我们这种感知的限制，其实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演化时空尺度的感知，有的时候它几百年的时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才能看得出差异化生存，比如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病毒的进化之间的军备竞赛，细菌和制药工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军备竞赛。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人滥用抗生素很厉害，免疫系统在进化，病毒也在进化，我们的抗生制药工业技术进步的速度赶不上病毒进化的速度。病毒的进化有的是几分钟、几小时就产生新的变异。理解演化需要有时间尺度的自觉。一度被看好的演化博弈论，不要局限在我们的意识可以感知的时空尺度。M.史密斯就是引入生物演化来研究演化博弈。与此紧密相关的，也是演化理论反复谈到的，“群体选择”问题。我们的意识没有或很少参与其中，哈耶克因此说规则选择我们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一些群体适用某些规则使得群体繁荣，选择发生在超过个体生命限制的更大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这种选择发生过程，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参与到这个过程中。一些类型的演化要放在大尺度上分析才有意义。
第四、最后谈一点斯密所谓的“大自然的深谋远虑”与新古典正统理论的行为假设。人类演化了6~700万年，这个演化进程造就我们一揽子适应机制，不仅仅是理性。本能、情感、广义人工制品构成的传统、理性都是演化选择出来的适应机制，这些适应机制揭示了一个基本现象：人类靠联合而生存，为了有效联合必须发展出复杂的促进和维系联合的适应机制。如此观之，人类的同情、害羞、内疚、公正感等道德情感都有进化含义。对此生物学家研究生物和文化协同演化，发展出相当精致一个进化适应解释。这些为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设（甚至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在哪里）提供了新的视角，大大拓展新古典正统的最大化效用假设，或者，告知新古典正统理论的行为假设可能面临重大修改。
第五、经济学家需要严肃地思考经济学对其他学科的排斥。比如埃德尔曼（Edleman）神经元群的达尔文选择思想研究意识，《第二天性》；波普尔利用批判理性主义研究知识的进化，奥菲克利用演化思想和考古证据研究人类早期的交换及其进化含义，他们对演化的理解非常深刻，而经济学迟迟没有吸收他们的成果，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刚刚有点接触。经济学家需要敞开胸怀，快速接纳其他学科对演化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演化生物学在分子生物学诞生以后，对各个层级上的进化机制的细致研究，以及对秩序的理解，已经达到了实验研究和计量检验的科学阶段。
[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标题为编者所加 ]
2014年6月20日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