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对张维迎教授的了解是通过他写的书，这次听了他的演讲以后，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张维迎教授，我不知道是他原来的观点没有写出来，还是他现在表述有了新的变化。讲到权利和正义，已经涉及到经济哲学或者政治理念的范畴，现在的问题是，它能不能作为经济学的概念做规范化的分析？我认为是可以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来定义这个权利(rights)。它在历史上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们争取得来的。英国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主要内容就是增加选举权的范围，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后，工业资产者的实力大增，他们获得了足够的议价资本迫使贵族阶层做出让步，进而获得了选举资格。即使是经历了这次改革，英国也只有16%的成年男子拥有选举权。从1840年开始，英国劳工阶层发起“宪章运动”，目标也是争取普选权，当时在《人民宪章》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达到300万，占当时英国成年男子的一半，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这并不是“天赋权力”被剥夺，而是当时英国劳工市场仍然是买方市场，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工人没有足够的议价资本。
当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劳动开始变得稀缺，工人的议价资本上升，到1918年，英国才公布了历史上第一个成文的议会选举法——《人民代表法》，进一步降低了选举人的财产限制，有条件地确认妇女的选举权。1928年又通过了一项新的《人民代表法》，确认妇女享有平等选举权，第一次实现成年公民的普选权利。我们看到，权利的实现，与一个我定义的“议价资本”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工业资本阶层在1832年取得选举权，是因为工业革命后实力大增，有了议价资本；在刘易斯拐点没有出现之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工人没有议价权，300万人签字照样没用，为什么？你罢工我可以有别人顶替你。所以对不起，我不尊重你的意愿。为什么1918年英国妇女有了投票权？一次世界大战，大量的士兵奔赴战场，许多男人死在战场，妇女不得不大量出来工作，你有议价资本了，所以你可以争取到你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历史发展的过程，现在看那些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的国家，搞民主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因为民众没有议价资本，这意味着民众不具备以和平、合法的方式迫使对方妥协的手段，任何一派掌权都意味着另一方的利益受损，因此双方互不相让，选举的结果也不承认，埃及两派争来争去，相持不下，最后还要军政府出来收拾局面。权利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没有议价资本就争取不到权利。
第二，权利的边界在什么地方？首先，权利是有边界的，并不是越多越好。这个边界就是你的义务，是和你的义务相对应的；另外,权力（power）并不全是负面作用，并不是只能带来腐败和丑恶，权力对应的是责任，只有超越了这个边界的时候，才是不合理的。公平是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平衡。
2014年5月7日
[ 陶永谊 下过乡、当过兵、经过商也做过学者，现为独立学者、执牌证券分析师、中天经济研究中心独立投资人。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2014年6月20日
中评网首发
演�g���x� ���，我们又在快速低改造着我们生存的环境，因此经济和社会演化与环境相互激荡，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在一个真正彻底的演化范式下，人类及其文明现象是一个高度有序的秩序呈现，但也只不过表达了演化呈现秩序的一个片段，如果将来这个文明现象消失也正常。演化和秩序永恒，人类及其文明只是一个偶然现象，放弃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我们会得出这个结论。
第三、时间尺度自觉和群体选择。我们人对世界的观察和感知只是我们在进化中造成我们一种感知能够适应环境就可以了，并不是世界真的唯一地是这个样子，首先我们的时间感知是眼睛所及的范围，我们有日常工具，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我们这种感知的限制，其实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演化时空尺度的感知，有的时候它几百年的时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才能看得出差异化生存，比如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病毒的进化之间的军备竞赛，细菌和制药工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军备竞赛。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人滥用抗生素很厉害，免疫系统在进化，病毒也在进化，我们的抗生制药工业技术进步的速度赶不上病毒进化的速度。病毒的进化有的是几分钟、几小时就产生新的变异。理解演化需要有时间尺度的自觉。一度被看好的演化博弈论，不要局限在我们的意识可以感知的时空尺度。M.史密斯就是引入生物演化来研究演化博弈。与此紧密相关的，也是演化理论反复谈到的，“群体选择”问题。我们的意识没有或很少参与其中，哈耶克因此说规则选择我们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一些群体适用某些规则使得群体繁荣，选择发生在超过个体生命限制的更大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这种选择发生过程，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参与到这个过程中。一些类型的演化要放在大尺度上分析才有意义。
第四、最后谈一点斯密所谓的“大自然的深谋远虑”与新古典正统理论的行为假设。人类演化了6~700万年，这个演化进程造就我们一揽子适应机制，不仅仅是理性。本能、情感、广义人工制品构成的传统、理性都是演化选择出来的适应机制，这些适应机制揭示了一个基本现象：人类靠联合而生存，为了有效联合必须发展出复杂的促进和维系联合的适应机制。如此观之，人类的同情、害羞、内疚、公正感等道德情感都有进化含义。对此生物学家研究生物和文化协同演化，发展出相当精致一个进化适应解释。这些为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设（甚至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在哪里）提供了新的视角，大大拓展新古典正统的最大化效用假设，或者，告知新古典正统理论的行为假设可能面临重大修改。
第五、经济学家需要严肃地思考经济学对其他学科的排斥。比如埃德尔曼（Edleman）神经元群的达尔文选择思想研究意识，《第二天性》；波普尔利用批判理性主义研究知识的进化，奥菲克利用演化思想和考古证据研究人类早期的交换及其进化含义，他们对演化的理解非常深刻，而经济学迟迟没有吸收他们的成果，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刚刚有点接触。经济学家需要敞开胸怀，快速接纳其他学科对演化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演化生物学在分子生物学诞生以后，对各个层级上的进化机制的细致研究，以及对秩序的理解，已经达到了实验研究和计量检验的科学阶段。
[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标题为编者所加 ]
201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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