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讨论创新研讨会”第六单元
时间：2014年5月6日下午 地点：耿丹学院
主题：演化经济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
主讲：黄凯南
主持：卢锋
评议：刘业进
讨论： 黄有光、沈华嵩、陈平、盛洪、吴思、史正富
正文内容如下：
卢锋：
各位，下午好！刚才毅夫教授成功掀起了到目前为止最热烈的一场讨论，没法打住，另外我也觉得毅夫的视角跟前面几位的视角还是有些不一样，前面更多的是对新古典的假设框架提出置疑，毅夫说不需要置疑根本的方法仍然可以做很多的创新，下面这一场演讲实际上是上午曾经讨论过的题目，演化经济学，陈平教授讲是最合适的。主讲人是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的教授黄凯南，他的题目是《演化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
黄凯南：
感谢！我补充一点，我觉得林毅夫老师创建的新结构经济学十分关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边界。在他的理论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最终落在有效率或有竞争力的产业政策中。而有效率的产业政策则是“最大化实现它的潜在比较优势”，因此, 这里便存在最优的边界。同时，由于要素禀赋是内生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政府与市场的有效边界也是动态变化。这是我对林老师理论逻辑的一个理解，我在这里做个补充。
我今天汇报的题目非常大——“演化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主要是向大家汇报一下过去几年我做的主要工作。首先，先谈谈我个人理论思考的起点。我是从对均衡的思考才走向演化的。当我在受新古典均衡分析训练时，我始终有一个疑问很难解开，即均衡怎么产生，以及均衡如何内生演变，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指引下，我开始思考经济学的个体微观假设。我们知道，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个体被视为同质，运用代表性的个体描述其它个体的行为。例如，代表性的消费者和代表性厂商。当新古典经济学从一般均衡理论发展到博弈论时，经济模型中的个体假设也从代表性的个体转向有差异的个体。博弈论中的参与者们在“策略集”、“信息集”、“行动次序”、“报酬集”等都可能存在差异。尽管博弈论允许参与者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博弈论依旧假定参与者是理性，并且参与者的理性以及博弈规则是共同知识，这意味着参与者之间运用相同的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或认知模式去解读他们所在的博弈场景，亦即参与者们在认知模式是同质的。尽管经典博弈论宣称是研究多人策略互动问题，但是，从本质上讲，由于参与者之间共享一个心智模型或认知模式，它实际上是一个人心智的博弈。因此，由于预设了参与者之间在认知模式上的同质性，博弈论实际上不探讨参与者的认知问题，或者说本质上不探讨知识增长问题，它仅仅关注激励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弱化博弈论有关认知模式同质性的假设，认为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模式的不一样的，即认知模式存在异质性，经济学的研究将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走向跨学科的研究。一旦参与者的game model不一样，或者假设参与者在互动中首先是依据其主观博弈模型（subjective game model）行事，博弈规则或共同知识外生给定的假设将挖掘，参与者之间如何形成共同知识或博弈规则亦即如何形成有关博弈如何进行的共同信念将是十分重要。这意味着，参与者存在两个层面的学习，即学习博弈规则（learning games）和学习如何博弈(learning how to play in games)。这样一来，均衡的形式可能就不再由完全理性的参与者瞬时实现，而是要经过上述两个层面的学习过程来获得，亦即均衡是演化出来的。由于强调参与者认知模式的异质性，很多封闭的模型很难接受，这时更多运用多主体模型来建模，以及仿真模拟来描述。
我认为，演化经济学理论存在如下几个问题：（1）在理论分析框架方面，缺少一个较为统一的分析框架是制约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原因；（2）在微观行为假设上，同样缺少较为成熟和统一的行为分析逻辑，因而也很难构建基准的行为模型；（3）在模型构建方面，尽管越来越多的模型被贴上流行的“演化标签”，但是，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还存在很大的争议；（4）演化分析与均衡分析的比较、融合与发展还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5）制度演化分析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还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6）从技术变迁的视角研究经济演化增长较多，但是从需求和制度的视角研究经济演化增长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的研究。（7）在实证研究方法上，有关计量、行为实验和仿真模拟等方法的综合运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针对流行的仿真模拟分析存在的局限，如何运用历史分析、行为实验和计量分析来确定和校准各种参数和初始条件等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应用。
我从方法论、微观、中观和宏观等方面阐释我在这些领域的理解、研究和一些创新。
在方法论层面。通过对“综合达尔文主义”的深入研究和发展，尝试构建一般性的演化分析方法。 将“普适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选择和遗传”转述为“创新、选择和扩散”，其中，“创新机制”对应于“变异机制”，“扩散机制”对应于“遗传机制”。相应地，一个简单的演化分析可以建立在“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三段论的描述上。例如，考察某种新技术是如何产生的（创新过程），并且在竞争中是如何具有优势从而脱颖而出（选择过程），以及技术是如何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扩散过程）。但是，如果考虑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必须拓展传统三段论的机械描述，还必须考察这三种机制的互动关系（例如，“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各自如何相互影响），从而考察三者的内生关系，构成一种相互反馈的环状解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这三种机制应用到解释社会经济系统多层级和多个互动者（例如，个体、企业、产业和国家）的演化分析上，并考虑各个层级的演化机制相互嵌套和互为因果关系，便能够构建多层级和多主体的共同演化分析。因此，“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的相互作用及其在多层级和多主体（即互动者）间的互动机制构成了社会经济系统的一般性演化分析方法。根据问题的复杂程度，研究者可以选择社会经济系统的层级数目和主体数目进行研究。在此视角下，深入研究这些演化机制的互动机制以及多层级和多主体共同演化的机制。在解决这一理论难题的基础上，将此演化分析逻辑进一步运用到解释个体与制度的关系上。在阐释“个体主义方法论”和“集体主义方法论”两份法的局限和困境后，从学理上论证个体与制度的共生关系，研究个体如何影响制度生成和演变、制度如何影响个体认知、偏好、激励和行为，以及个体与制度相互影响的机制等。对演化经济学数学模型的研究，基于演化经济学基本共识，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考察演化模型。其一，根据是否将创新内生化，将模型分为完整演化分析模型和局部演化分析模型；其二，根据参与者理性的程度强弱，将演化模型区分为无意识演化模型、弱意识演化模型和强意识演化模型；其三，根据模型中是否考虑参与者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的差异，将演化模型区分为个体演化模型和群体演化模型。
在个体行为演化方面主要基于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神经元经济学、脑科学和生物学等跨学科研究视角下尝试构建个体行为演化研究框架、模型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个体偏好不仅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享乐主义效用，还包括各种由基因遗传的本能、个体心理倾向、内化的社会道德、价值和习惯等。可以不严格地用以下四个维度来阐释偏好的内涵：生物演化的维度、基因与文化协同演化的维度、社会文化制度维度和个体认知心理维度。这四种维度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共同作用于个体，塑造了个体的具体偏好。存在四种类型的偏好演化动力机制：物质收益变化驱动、信念变化驱动、价值变化驱动和心智模型变化驱动等。在这四种动力机制中，前三种实际都是由收益（包括外在物质收益和内在价值收益）变化驱动的偏好演化，后一种则涉及到学习规则的变化。对于个体理性假设，我提出了“认知理性”的概念，即拥有完整生物神经结构（neurobiological structures）的个体（即正常人）通过生物调节过程（bioregulatory processes）、个体学习过程和社会学习过程等各种层次的认知过程，建立应对外界环境刺激的稳定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能够促使个体有效地处理各种有关内部机能和外部环境的能量、信息和知识，提高个体在各种演化环境中的适应性。我认为，这是一个更为一般性的理性概念，它涵盖了当前各种理性研究的主要特征，充分体现了当前经济学理论与认知科学结合的趋势，它也能够调和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的冲突。在认知理性的视角下可以归纳一些个体的学习模式：（1） 无意识学习（non-conscious learning），强化学习模型（Bush和Mosteller，1955）、参数化的自动学习模型（parameterised learning automaton）（Arthur，1991）；（2） 较弱意识基于惯例的学习（routine-based learning）。这是一种较弱意识的认知行为，包括满意模型（Simon，1957，1987）、模仿模型（Bandura 1977；Rumiati & Bekkering，2003）和 VID 模型（Brenner，1999）等；（3）较强意识的个体学习模型。 随机信念学习（Stochastic belief learning）（Brenner，2004）、规则学习（rule learning）（Kandel & Schwartz，1982）、贝叶斯理性学习（Jordan，1995）、虚拟行动（弗登伯格和莱文，2004）、遗传编程（genetic programming）（Back，1996）、神经网络（Heinemann，2000）和经历加权吸引模型（Camerer&Ho，1999; Brenner，2006）等。
面谈谈对制度演化的理解和研究。从“个体与制度的关系”这一视角来梳理当前制度经济学研究存在的局限和困境。无论是仅仅从个体的视角研究制度，将制度视为个体选择的结果，还是仅仅从制度考察个体，将个体视为制度的产物，都不能准确解释个体与制度的关系。前者在方法论上容易陷入还原主义的窠臼，后者容易被贴上集体主义方法论的标签，进而被视为制度或文化决定论。这里遵循“个体与制度互动主义方法论”，从共同演化的视角来阐释两者的互动关系，将偏好和制度都纳入内生解释中，这必将推动制度演化理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偏好和制度的内涵与外延，深入研究偏好演化机制和制度演化机制，考察制度和偏好如何相互影响，进一步构建两者的共同演化机制。集中考察两种类型的共同演化机制，即由参与者收益变化驱动的共同演化以及由学习规则变化驱动的共同演化，建立相应的共同演化模型，对其进行仿真模拟实验，考察不同类型的学习规则对制度演变速度的影响。针对当前流行的制度博弈分析（经典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存在的局限，系统探讨演化经济学与博弈论之间的学理关系，指出主观博弈论是沟通演化与博弈的重要工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演化分析”与“均衡分析”的冲突，并为构建一个包含制度生成和制度内生演变的理论分析框架提供良好的分析工具。进一步系统演化主观博弈论，在主观博弈论的视角下探讨两种类型的制度，即作为共同主观博弈模型的制度和作为有关博弈如何进行的共同信念的制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多群体、不对称、连续策略空间的解释制度生成和演变的主观博弈模型，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运用Swarm平台进行仿真模拟实验，考察参与者主观认知的差异程度以及不同类型学习规则对制度生成和演变的影响。在此理论基础上，选取城镇小区住宅共有资源的治理制度转型为例，使用微观田野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制度可以被定义为参与者之间互动形成的规则系统，而这种规则系统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协调、组织和约束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从而降低互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作为互动规则系统的制度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规则：其一是行为层面上的规则，即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它刻画了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均衡，是可以观察的层面；其二是信念层面上的规则，即共享信念（shared belief）（例如，Aoki，2001），它描述了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状态不确定性的共享信念。当存在多种可能的互动结果时，它描述了参与者之间有关达至某一具体结果的共同信念，刻画了参与者之间的信念均衡；其三是价值层面上的规则，即参与者之间拥有的共享价值观，描述了参与者之间对行动意义和重要性拥有共同的评判标准，它通常塑造了参与者的行为动机；其四是认知结构层面上的规则，即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共同认知模式或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例如，；North，2005）。它是指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信息拥有共同的信息加工和处理模式（即共同的信息结构），包括共同的信息编码规则、抽象规则和解码规则（例如，布瓦索，2003），刻画了参与者之间认知模式的均衡。它使得参与者之间能够运用相同的心智模型来感知和解释其所处的互动场景。在这四种规则中，除了行为规则，其它层面的规则都是很难被直接观察，但是，其它层面的规则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在行为规则上，并且会影响行为规则的稳定性。上述四种类型的规则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包含行动规则、共享信念、共享价值和共享心智模型等在内的规则系统。这种规则系统会影响和塑造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互动过程以及互动结果。在这意义上讲，制度实际上很难被明确地区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任何制度都是包含所谓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规则系统。
最后谈谈演化宏观问题。对于经济演化增长过程的理论描述是基于种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假设整个经济系统由多个不同的产业（种群）组成，每个产业由多个不同的参与者主体（包括企业、消费者和各种组织等）组成。因此，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是由各个产业的演化及其互动构成的，而各个产业的演化则是由各自产业内部的参与者主体的互动演化构成的。经济演化过程伴随着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演化，是一个多层级的复杂系统演化。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伴随着经济演化增长，而且是推动演化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因此，经济增长涵盖以下一些演化过程：一是企业的演化。这主要表现为企业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提升自身的生产率；二是产业内部的演化。产业内部存在多个参与主体的互动（例如，企业间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等），这种互动伴随着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而后者又影响企业的生产率和效益，促使高效益企业的扩张和低效益企业的收缩，也伴随着新企业的进入和落后企业的淘汰。在这一过程中，各个企业的增长率是不同的，产业增长率可以通过产业内部企业的平均增长率来描述。同样，伴随着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产业增长率也发生变化，产业可能经历“成长、发展、成熟和衰落”等不同阶段。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整个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制度结构和偏好结构都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在产业的成长和发展期，创新频繁发生，在共同演化的作用下，技术空间、制度空间和偏好空间都得到扩展，产业内部存在多种技术的竞争，制度和消费也呈现多样性。当产业发展到成熟期时，创新减少，在竞争的作用下，多样性减弱，产业可能会出现较为流行和标准的技术、制度和偏好；三是产业间的演化。各个产业间的互动会进一步推动产业间的竞争和演化，这种演化伴随着优势产业的扩张、劣势产业的收缩，以及新产业的兴起和落后产业的淘汰等；四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化。产业间存在不同的增长率，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率则是由产业群体的平均增长率来描述。由于无论是产业内部还是产业间的增长率都存在差异，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结构性的演变。而这一结构性演变的过程伴随着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演化增长具有如下一些不同的显著特征：一是，在经济系统中，不同要素、单元、部门或产业并非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具有相同不变的增长率，相反，它们具有不同的增长率，即增长率是异质的。例如，在一个多部门的经济体中，每一部门并非沿着一个加总或平均增长率发展，而是每个部门拥有不同的增长率。因此，作为刻画整个经济系统增长的加总增长率或平均增长率更多是一个统计意义的概念，它表示各种差异增长率的均值。因此，演化增长分析并非直接从加总生产函数或加总增长率出发，而是基于各种差异化的经济活动及其差异化的增长率。而这种差异化的增长率是促使经济系统发生结构性变迁的重要驱动力（例如，Metcalfe 和Foster，2009）；二是，经济增长并非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所描述的动态一般均衡的过程（例如，平衡增长路径），相反，由于诸如技术、组织和制度等各种创新的涌现，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非均衡的过程。当然，在经济演化增长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均衡 ，但它仅仅是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驻点，而不能成为演化增长的终点，更不是演化增长的起点。正如Foster（2011）强调的，演化增长过程首先是一个非均衡的动态过程，其次才是在此非均衡路径上可能产生均衡的动态过程；三是，在演化增长过程中，由于各种经济活动主体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演化增长本质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在此过程中存在诸如正反馈效应、路劲依赖、锁定和结构不可逆性等复杂系统的特征；四是，演化增长更为强调经济系统的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不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副产品，它是演化增长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内生于演化过程中，并且是促使演化增长的根本原因。从这角度上讲，演化增长不同于新古典的“狭隘”增长观 ，它更接近于经济发展的概念，这也是演化增长理论向古典经济学宏大分析视角的回归（例如，Dopfer和Potts，2008）。我构建了一个多层级、多主体的演化增长模型，由于时间原因，模型的具体细节不再讲，讲一个最近我们做的一个研究结论：（1）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可以被分解为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经济增长率受到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等因素的影响；（2）从1990至2011年，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1991年到2011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均值为10.54%，其中，由各行业自身增长效应均值为9.39%，结构变迁效应均值为1.15%，结构变迁效应占增长率比重为14.95%。除了1997年到2001期间以及2007年个别年份结构变迁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其它年份结构变迁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总体上讲，过去20多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主要还是由各行业自身技术进步引致的，但就业结构的变化也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3）中国经济增长平均68.5%左右由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积累驱动，31.5%左右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驱动，其中劳动生产率增长平均7.14%源于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重新配置的结构变迁。尽管资本积累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是资本增长的2倍多；（4）以2001年为分界点，劳动增长率的贡献在此之前呈现上升趋势，之后则呈现下降趋势，后10年劳动增长率的平均贡献仅仅是前10年的一半左右，但是，结构变迁效应的平均贡献则是前10年的5倍左右。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下降，但是就业的“结构红利”总体上正在处于上升趋势。
实际上，我赞同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我更认为大量的投资应该投到促进结构升级的领域中，从而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结构红利”。
简单归纳一下：我研究的整个方法论是基于个体与制度的互动主义，研究个体时，我强调制度对偏好的塑造，即制度不仅仅具有激励功能，还具有塑造认知的功能。从这个角度上将，我们每个人的偏好都很难说是独立的，只要你承认个体偏好受社会制度的影响，个体偏好就带有一定的社会性，因此，我们或多或少都拥有社会性偏好，很难绝对区分利己和利他偏好。在制度演化分析中，我也秉承这个方法论，研究拥有不同主观博弈模型的个体之间如何通过学习形成有关博弈场景的共同知识以及有关博弈如何进行的共享信念。我尝试从主观博弈的视角来描述这个问题，秉承着这个方法论。在宏观研究中，我尝试基于偏好、制度与技术共同演化的视角构建多层级和多主体的演化增长模型，也是基于此方法论。我想说明一点，我过去研究的逻辑是相对一致的，我愿意将我的研究框架拿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卢锋：
非常感谢黄凯南教授，他的演讲系统地梳理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的内容，以及他们研究组的一些研究的成果，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创造了10分钟的时间的冗余。请刘业进教授来做一个10分钟的评论。
刘业进：
刚才黄凯南兄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化经济学报告。至少最近四五年来，大家谈演化的非常多，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经济学的演化范式正在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不过刚才凯南兄谈演化经济学的时候，我相信并没有多少人完全熟悉演化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和分析范式。演化经济学的兴起，我觉得它首先构成对新古典正统理论某些预设的挑战，虽然谈到对整个新古典大厦挑战或许为时过早。新古典正统因为其静态均衡分析以及最大化假设等屡遭批评：新古典正统提到完全竞争其实却没有真实的竞争；谈市场却不见企业家；谈企业但视企业为一个生产函数和一个黑箱；基于偏好稳定、技术和资源禀赋给定的均衡分析容纳不了真正的创新，也不能对为以少生多的增长现象提供内在机制解释；凸性假设容纳不了基于主体互动和结构化产生的涌现现象，而动摇凸性假设就动摇了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分析的根本，等等。首先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发现，我们需要关注市场过程。于是这指向对交易和交易秩序（catalaxy）的关注和理解，布坎南和哈耶克等甚至认为经济学就是关于交易的科学，即Catalatics，而不仅仅是从手段到目的进行优化配置给定资源的科学。于是相应的研究重心转向实现和促进交易的规则约束，其规范含义也不再是评价交易格局的结果（没有这样的超级评价主体），而是交易障碍的排除和降低交易成本。J.M.布坎南等的工作终止于这里。然而，交易范式可能是一个过渡范式，有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甚至其他领域里学者，逐渐发现有必要更加往前迈一步进入一个所谓的“演化范式”，也就是大家现在谈论的演化经济学。刚才凯南讲了他的设想中的演化范式分析框架。要构建一个一般的演化范式并不容易，他的合作导师霍奇逊(Hodgson)最近出了一本探索性的专著《一般达尔文主义》，本书寻求在构建一个达尔文主义启示下关于社会和经济演化的一般演化范式，成功与否还有待观察。经济演化是社会演化的一个子集，而社会演化和生物演化则是一般演化下的不同应用领域。如此看来，这个宇宙中不死的是演化，秩序是永恒的。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存在只不过展现了演化所呈现秩序的一个片段，一个环节；正如生物个体生命的存在，只不过在一段时期（生命周期内，准确说是生育期内）搭载了基因，基因是持续存在的、极少变化的，而一代一代的基因组合则通过有性繁殖不断进行，婚姻和性欲只不过为基因重组提供了一个生物个体可感知的促进机制。虽然我们感知到的是真实的婚姻、恋爱、意义，那种意义依然是数百万年（约700万年）的演化造成的一种假象，我们人类保持了强大的意义幻觉。
凯南试图构建一个一般演化范式，这是一个宏大的理想。对此，凯南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精彩的展示。在这个范式中，涉及经济系统演化，中观的产业层面的演化，企业层面的演化，制度演化、个体偏好的演化。相关主题，凯南最近在国外权威期刊上也有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我觉得凯南今天做了一个关于一般演化范式非常精彩的综合汇报，激动人心，其中几乎每一个主题都非常有趣。
接下来我想谈几点凯南兄可能因为时间有限没有讲到的，或者说可能忽略到的地方。第一、如何用演化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增长做应用分析。我感觉是用一个新范式的经济学的框架和概念体系，来做了一个实际上是传统的经济增长解释。经济增长研究一般都会用到GDP数据，而GDP的统计方法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我们把GDP数据拿做分析，分解其贡献因素，当出现不能解释的所谓“剩余”时，我们重新定义或增加某些解释变量，这是传统经济增长研究的套路。从演化经济学出发，我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本身是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的主题都需要置疑；此外，即使值得关注，GDP的统计体系本身也值得质疑。不考虑结构和时间维度的简单加总得出的GDP数据，不符合演化思路。系统演化呈现秩序，需要测度的是秩序的有序度，或者“有效复杂性”。这种有序度如何去测量？至少涉及能量因素和信息因素，这两个因素完全不体现有GDP的统计框架内。如果我们不置疑这个GDP概念本身，简单地如正统理论做法，基于现有概念的GDP数据，反复精炼增长方程，通过回归方程分解和检验增长的贡献因素，引入一些演化概念的解释，就难免有“新酒装旧酒”之嫌。要研究演化范式下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要完全地转化成话语体系，重新构造文明究竟要测度的东西是什么——不是传统的GDP。传统宏观经济学的GDP至多只是秩序的有效复杂性的一个非常不完美的测度。例如，美国的GDP和中国的GDP，通过汇率换算以后，两个数据就有简单的可比性了吗？。基于演化范式，需要构建一个经济作为复杂系统的有序度，虽然现在还没有人创造出这样的可计量的指标，也有一些尝试，比如说桑塔菲的盖尔曼曾经提出构建一个系统测试复杂系统的有效复杂性，如算法信息量（AIC）,当然还停留在概念阶段。也有人基于传统统计方案提出绿色GDP；幸福GDP；提高高技术产品权重修正以后的GDP等。
第二、演化范式下，秩序测度不是看经济增长率而是看适应度。适应度是相对环境变化的一个秩序测量指标。环境牵引着演化方向。市场繁荣以来，技术进步（更一般地，文化演化）速度加快，我们又在快速低改造着我们生存的环境，因此经济和社会演化与环境相互激荡，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在一个真正彻底的演化范式下，人类及其文明现象是一个高度有序的秩序呈现，但也只不过表达了演化呈现秩序的一个片段，如果将来这个文明现象消失也正常。演化和秩序永恒，人类及其文明只是一个偶然现象，放弃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我们会得出这个结论。
第三、时间尺度自觉和群体选择。我们人对世界的观察和感知只是我们在进化中造成我们一种感知能够适应环境就可以了，并不是世界真的唯一地是这个样子，首先我们的时间感知是眼睛所及的范围，我们有日常工具，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我们这种感知的限制，其实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演化时空尺度的感知，有的时候它几百年的时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才能看得出差异化生存，比如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病毒的进化之间的军备竞赛，细菌和制药工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军备竞赛。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人滥用抗生素很厉害，免疫系统在进化，病毒也在进化，我们的抗生制药工业技术进步的速度赶不上病毒进化的速度。病毒的进化有的是几分钟、几小时就产生新的变异。理解演化需要有时间尺度的自觉。一度被看好的演化博弈论，不要局限在我们的意识可以感知的时空尺度。M.史密斯就是引入生物演化来研究演化博弈。与此紧密相关的，也是演化理论反复谈到的，“群体选择”问题。我们的意识没有或很少参与其中，哈耶克因此说规则选择我们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一些群体适用某些规则使得群体繁荣，选择发生在超过个体生命限制的更大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这种选择发生过程，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参与到这个过程中。一些类型的演化要放在大尺度上分析才有意义。
第四、最后谈一点斯密所谓的“大自然的深谋远虑”与新古典正统理论的行为假设。人类演化了6~700万年，这个演化进程造就我们一揽子适应机制，不仅仅是理性。本能、情感、广义人工制品构成的传统、理性都是演化选择出来的适应机制，这些适应机制揭示了一个基本现象：人类靠联合而生存，为了有效联合必须发展出复杂的促进和维系联合的适应机制。如此观之，人类的同情、害羞、内疚、公正感等道德情感都有进化含义。对此生物学家研究生物和文化协同演化，发展出相当精致一个进化适应解释。这些为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设（甚至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在哪里）提供了新的视角，大大拓展新古典正统的最大化效用假设，或者，告知新古典正统理论的行为假设可能面临重大修改。
第五、经济学家需要严肃地思考经济学对其他学科的排斥。比如埃德尔曼（Edleman）神经元群的达尔文选择思想研究意识，《第二天性》；波普尔利用批判理性主义研究知识的进化，奥菲克利用演化思想和考古证据研究人类早期的交换及其进化含义，他们对演化的理解非常深刻，而经济学迟迟没有吸收他们的成果，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刚刚有点接触。经济学家需要敞开胸怀，快速接纳其他学科对演化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演化生物学在分子生物学诞生以后，对各个层级上的进化机制的细致研究，以及对秩序的理解，已经达到了实验研究和计量检验的科学阶段。
卢锋：
谢谢刘教授，下面是自由提问的时间。
黄有光：
我针对刚才评论人提的两点，第一点是他讲的黄凯南教授没有讲到GDP，也是用传统的GDP，没有改进，大家对传统的也是谈了很久，1985年就谈到绿色GDP的概念，改善现在GDP不足的缺点，我本身也谈到环保政策的快乐国家指数，至少补充GDP不足，这是有的。另外你刚才讲到，我们不要人类主义，即使我们人没有了，将来演化还是会存在的，也不要紧，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例如我们世界不能生存，高等生物都死了，低等收入在受苦等等，演化依然进行，但是快乐没有了，苦难在增加，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事！至少不要有人类主义，至少要有快乐主义，快乐是要维持的，谢谢！
沈华嵩：
我觉得黄凯南教授的发言非常中肯地指出现在演化经济学存在的根本的弊病，就是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技术和统一的框架，根本原因在哪儿？就是因为演化经济学还没有一个恰当的微观基础，但是新古典主义的最大化的微观基础到理性预期已经建立了一套非常完整的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体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演化经济学要取代新古典主义还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总是要发生的，因为经济学可以一百年不变，但是不能一千年不变。我觉得陈平先生今天的发言非常好，如果这个复杂演化统一范式建立起来的话，应该是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我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只能建立在人类的交换行为、交易行为的层次，就是人类的随机的交易行为，微观基础不能再往下突破了，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基础还原为孤立的商品或者经济人，我们都会遇到麻烦。如果把它还原到商品的话，古典经济学的说法，那么他就必须在经济交易之前假定价值的存在，古典经济学早已经发现这一点了，在交易发生之前孤立地论证价值或者商品的二重性，这是一个悖论。如果说你把它还原为经济人的话，必须认定它是理性的，否则不能建立一个全同体系。所以我感觉如果演化经济学要建立自己的微观基础的话，只能建立在一个随机的交易行为的基础上，所以我想到我们希望这一步能够更快地到来。道理很简单，我想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热力学，必须把它还原为分子的层次，如果它再细分到底下，到原子、量子的话，搞出来的就是原子弹，而不是锅炉了，但是经济学应该是在相当于热力学的层面，因为它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你如果把它还原成孤立的商品或者孤立的人，那么我们的微观基础可能就会遇到麻烦。
当然，把交易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基础，这并不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创造，其实布坎南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经济学将会吸收后普里高津时代自组织系统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发展最能够适应的就是交易，而非最大化。我觉得布坎南这个看法非常有远见，如果把交易作为演化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话可能会是比较恰当的。
另外我再讲一点，有一个误解，认为用复杂系统研究经济学问题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恰恰相反，今天上午陈平先生也讲到了，我们说的复杂系统，是从复杂系统里面找出很多的规律性，因为有了这样的规律性，我们可以把复杂系统简单化和结构化，有利于我们去更简化地应对这些复杂系统，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周期模型是很复杂麻烦的，例如汉森-萨繆尔逊乘数加速数周期模型。但是，如果说用化学动力学方法的话，就会变成非常简单的问题，而且把非理性繁荣、泡沫经济甚至暴涨暴跌，当然也把均衡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里面。
陈平：
今天非常高兴看到黄凯南发起和林毅夫对话，今天虽然大家背景非常广，真正有范式的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的交锋，问题黄凯南已经讲了，我讲一个制度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黄凯南和林毅夫共同的。
刚才黄凯南讲制度的形成，是个体和制度相互作用，我认为不完全对。最典型的例子是商鞅变法奠定秦国之制，秦统一变为中国两千年的基本制度。秦制来源不是个人与制度的相互作用，而是战国竞争规模经济的结果。
林毅夫真正贡献在什么地方呢？是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引到国际市场机制上去，然后讨论政府的行为，从理性人拓展为远见人的假设。所以实际上你是拓宽了新古典的框架，已经站到演化经济学的立场上，就是我说的承认政府行为是开放竞争系统的产物。新古典的理性人是孤立人，没有竞争者的优化决策。如何理解林毅夫的发展策略呢？发展的概念新古典是没有的，因为要从低级到高级。
你已经承认结构是有差序的，利润率是不同的，不然的话就根本取消了发展。反过来说，美国现在同样面临发展问题。奥巴马讲美国有7万座桥没有钱修，但是几万亿的钱搞金融游戏，美国市场进行了资源的优化分配吗？没有所以美国的结构问题也非常严重，承认结构就已经承认了演化经济学。
第二，演化经济学有方向性，林毅夫的发展战略也有非常强烈的方向性。林毅夫讲的第一次发展结构论，是受苏联成功的影响，不是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现在第二次新结构论来自中国发展的经验，实际上和第一次新结构论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早上辩论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这个误区是新古典经济学造成的，好象政府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只是体育裁判。市场就是竞技台。就像奥林匹克运动流行的game，有一个裁判，两家上台比赛，两家是公平的竞争。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民族国家的竞争史。从荷兰到西班牙到英国此起彼伏，没有什么建好制度就能保证永久的赢家。真正的现代经济史，不是个人的自由竞争史，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制度演化的过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的效果，远远超过个人内部和制度之间的互动。这和生物学研究的演化机制相似。所谓基因是一个种群的概念，不是个体的竞争的概念，在这一点上我们做的复杂演化经济学要比奥林匹克运动模式的市场经济幻想现实得多。只不过我们没有正名。
我对林毅夫的批评，接近我对张五常的批评。张五常和林毅夫在观察中国经济上都做了突破性的贡献，而且找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可惜的是他们自己不理解自己的贡献，把自己的革命性的贡献淹没了。
张五常悟出了投资和消费的不对称。演化就是对称破缺，今天林毅夫讲发展，发展就是时间不对称。林毅夫已经突破了新古典的框架，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林毅夫的很多政策的结论我都是支持的，包括当年他和杨小凯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辩论，我同情林毅夫的成分更大。杨小凯、于大海是同情英美模式。杨小凯的个人道德很高尚，但是研究分工和发展，走的是维护新古典主流的路线，林毅夫是革新主流。林毅夫和杨小凯对世界大局的观察是不同的。
今天不少人对林毅夫的批评，我认为是定位错误，源于林毅夫自己的定位错误。林毅夫的定位不是在讨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而是讨论开放竞争的国际环境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怎么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林毅夫强调中国劳力的比较优势，只说对一半。有劳动密集型的国家多着呢，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国家怎么会有比较优势呢？我的观察是，中国造原子弹就是有比较优势，为什么？有大国的领导优势和科学的人才优势。原子弹小国是造不成的。所以，林毅夫的内生禀赋理论对小国更有用，对中国、俄国、美国这样的大国是不适用的。大国就有三个世界，省和省之间的竞争就相当于欧洲小国之间的竞争。所以把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用到前期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战略也是合适的。后三十年发展的一大创新是经济特区。也可以把中国的两弹一星看成一个经济特区。在高度非均衡的条件下，创造局部的先进科学，先进工业，再往落后地区扩张。发展战略可以用非均衡的办法，集中利用中国已有的资源。中国五十年代的比较优势就是中国有一批在海外有成就的科学家爱国。这不是波兰人能够有的，也不是印度人能够有的，他们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建国家基本科学的竞争力。所以中国是战后唯一一个能够发展核武器，能够发射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和美国对抗取得自己话语权。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能把中国看成一个中小国家，实际上中国的规模相当于欧盟和美国各州的联邦，是相当于多个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和美国欧洲竞争。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对亚非拉国家是一个福音，对欧洲小国也是一个福音，但是对美国霸权是一个灾难。
谢谢。
盛洪：
经济体是一个复杂系统，复杂系统要有复杂的理论表达，但是问题是，人是理性有限的动物，过于复杂是人们不能驾驭的。所以发展各种理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简单和易于理解，所以至今为止，我听了很多关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其实我一直没掌握，包括凯南的，这是因为我认为它太复杂，不易于掌握。所以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这么顽固？是因为它简单，所以也不能简单否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要特别去考虑，我私下里跟凯南说，用简单的方法，人类社会就是要不断找到简单的理论去解释和理解复杂问题的这样的解决过程，而不是简单的问题你没法解释，复杂的解释得了。所以现在演化经济学最大的毛病就在这儿。
其实我觉得演化经济学完全可以不必打倒新古典，而是跟新古典互补，所谓“演化”就是两个均衡之间的变化过程。我听了毅夫讲新结构主义，我觉得就是在讲两个均衡之间的变化过程。有这样两个均衡之间的变化过程，其实就把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结合起来了，这种假定虽然也是简化了，但是它便于我们的理解和分析。
我再接着刚才沈老师提的概念，经济学要以交易为基本单位。其实这是非常古老的提法，应该说是康芒斯提的，而不是布坎南，康芒斯早就讲了，制度经济学要以交易为基本单位。科斯说 “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也就是说他并不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把其中的一些初始概念，一些假设变一下，比如“交易费用为零”变为“交易费用为正”，比如“交易”的概念，“交易费用”的概念，把它们整合到新古典经济学中去，然后就能拿来解释制度，解释制度就能解释制度变迁，所以这是诺思做的贡献。他创建了新经济史理论。诺思的表达比简直斯更为通俗易懂。，而诺思做的工作就是描述制度的演化。这个贡献我觉得比较有利于接受，我愿意接受科斯的，我也愿意接受诺思的。其实很多人接触新制度经济学是从读诺思开始的。用简单方法解释复杂系统的演化可能是更有效的一个路径。
吴思：
我对演化经济学外行，但是我刚才听大家说用交易、费用等等作为演化的基本单位，这一点我有点不同的看法，我们做历史理论，也会想到吸收进化论，那时候我找到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生态行为学之中的生存策略，任何一个物种，所有的物种，物种才是进化的基本单位，而每一个物种，比如说屎壳郎，它就是一种生存策略的载体，就是吃屎，它的全部的进化都适合完成这个东西。比如说狼，它的进化的全部的生理特征都适合于奔跑狩猎，吃羊，羊适合于吃草。生存策略才是进化的最核心的单位，我建议搞演化经济学的人向我们搞历史的人学一学，把基本单位放在生存策略上，经商、务农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策略，这样分工进化一下就变得非常简单。
史正富：
交易费用我同意刚才讲的，深层次的，你到企业去，每一家都讲发展战略，他不讲生存战略，发展战略好听一点，在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可能是新古典时代的纯市场信号引导出来的产业，历史上伊拉克的例子在那儿摆着的，不是比经济的，是比政治经济综合题的，所以国家得有战略，企业得有战略，个体也得有战略，谢谢。（未经本人修订）
黄凯南：
首先我一直强调我没有否定新古典，相反，我一直强调演化分析与均衡分析的对话、交融和互馈。我再强调一下，我的思考是从均衡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内生演变。首先，我回答一下盛洪老师的问题。当前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理论对制度研究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它们主要关注激励问题。我不是认为激励不重要，激励当然很重要。但我更关心认知问题，我认为对于制度转型认知也很重要，而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我集中精力从演化的视角来研究参与者认知差异对制度生成和演变的影响。关于陈平老师的问题，我从方法论上谈个体与制度的互动主义，这个方法可以运用到多层级中，正如我在演化宏观中所谈的，企业、产业和经济体等层面。业进谈到的GDP问题，其实，我整个方法和传统的增长理论是不同的，我不是从加总的生产函数出发去构造计量模型，经济体的增长率是由产业增长率的加权得出的。而对于演化博弈运用的时间长度我有不同看法，由于假设博弈框架是给定的，对于生物演化系统，环境的变化可能较为缓慢，博弈框架可以视为给定，演化博弈可以被运用于解释漫长的生物演化，但是，对社会经济系统而言，尤其是转型经济而言，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博弈框架很难给定，演化博弈很难解释，或者演化博弈只能被用以解释相对短期的演化现象。我和毅夫老师之间没有本质的冲突。我对他的理解时，在发展经济学中，对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分析新古典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产业升级蓝图。我认为，林老师的贡献是将结构变迁纳入新古典分析中，从而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但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创新更为重要，充满不确定性，新古典分析就很难刻画这种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而演化可能更具有解释力。谢谢大家。
卢锋：
这一讲的内容同样丰富和精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贡献就是节省了10多分钟的时间，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和主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