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刚刚介绍非常好，补了我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西方宪政主义的来源比较多，当然介绍《大宪章》可能会更强调它。我注意刚才韦森谈到他有一篇关于英美宪政主义的超验之维，跟我有一篇文章非常类似。我发现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就是所谓“王在法下”这个概念最早还是基督教的，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就强调所谓世俗的王国不可能完善，有一个上帝之城，正义在那可以找到。其实基督教存在本身就有这种含义或者暗示，就是凡人就是不完善的，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有缺陷的，所以要受到约束。我觉得这样一个资源其实可能补充一下更好，而且讲到美国也是一样，美国不仅受到《大宪章》影响，不仅受到《政府论》的影响，他们都是清教徒，这个很重要，有一本书讲到过美国宪政主义的超验之源。
另一方面，我挺赞成你刚开始引的那句话，就是《大宪章》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是什么，而是它创造了什么。问题是他怎么创造了什么？这个很重要。这样一个合约，将近800多年以前，其实就是一张纸，而且签了以后经常被翻悔，而且被很多年不被人意识到。核心在哪？核心在于有一群人，这群人没有放弃这一点，作为自己的经验，作为自己的精神遗产不断去说。
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给我们的启示不是说如果没有《大宪章》，世界就没有《大宪章》的思想，而是我们如果发现这样一个可贵的遗产，我们就要珍惜它的。这恰恰是中国的问题，“王在法下”的表述非常多，包括这次会议的纪念书签里面我们引了荀子的话，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天之立王，是为民也。”肯定“天在王之上”。这个传统早就有，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强调它，这个很重要。很多人说中国过去有这个观点但没有实现，所以这个观点就不重要。英国人在《大宪章》沉沦的时候也可以说这样的话，但是他们为什么又把它拣起来，我们其实觉得我们要反省这件事情。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评议演讲（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载或引用请注明 ]
201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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