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向大家汇报一下近几年来关于政治儒学的争论，可能有些地方不全面，还可以继续讲。首先看争论的来历，最直接就是今年1月份澎湃新闻发表了对台湾学者李明辉教授的一个访谈，就是“我不认为大陆有新儒家”这样的标题。谈到对大陆儒学新走向的批评，澎湃新闻接着采访大陆学者，，这个事情在公共领域逐渐发酵，到3月28日，台湾中研院组织了一场活动，叫做李明辉澎湃新闻专访座谈会，主题是儒学与政治现代化。台湾几乎所有做儒学的最好学者几乎都到了，而且每个人都提供了非常正式的论文。大陆这边就是接受的采访，每个人讲的很短，可以看到他们是很认真对待这个事情，4月7日新浪历史频道发布了蒋庆先生的专访，事情还在后续发酵，台湾中研院会议主要成果发表在台湾的《思想》杂志上。钱雨祥（音）对台湾学者对大学新儒学的回应有一个批评，他说你们根本没法回应大陆新儒家提出的问题，列了四个问题你们都没有回答。最近大陆天涯杂志准备一组关于这方面的讨论。
争论的内容很多，就讲一些重点。李明辉的演讲里关于政治儒学主要矛头针对蒋庆，主要是讲儒学应该和自由主义联盟，认为儒家在现代社会应该且能够成为自由民主制度的维护者和坚持者。中研院的会议主题是儒学与政治现代化，李明辉的观点来自于他老师牟宗三，牟宗三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时他就提出儒学怎么跟民主和科学适应。牟宗三讲自由主义是到了港台以后，他在大陆的时候，在经济上还是认可社会主义理想，这个社会主义不是后来共产党讲的，20年代新儒家跟共产党有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当时共产党的学者把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儒家作为最核心对手来看。牟宗三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开始成了国民党预备党员，但是很快退出，1934年加入中国国家社会党，1945年国家社会党改组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他退出觉得要做学术，可以看出这个过程是张君劢的自由主义思路。
李明辉非常明确的继承了他老师的看法，他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是现代的核心价值，同时他也对自由主义理论提出两个重要的批评，其中一个批评就是来自西方的共同体主义或者社群主义的批评，认为一般自由主义者是以原子式个人主义为前提，形成一个公共社群的时候会有明显弊端。他说儒家思想在这点上与社群主义有契合之处，可以对峙自由主义的弊端。第二点，他说包括台湾在内的华人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潮都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他认为儒家跟自由主义联盟有助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固有文化要以现代基本的价值有一个互相调试过程把儒家和自由主义做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某种意义上不是内在的，是一个结合，一方面承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对自由主义做一些补充和调整，因为自由主义有它的缺陷，他是这样的思路。
到台湾新儒家这个概念，我觉得牟宗三他们那一代不能叫台湾新儒家，因为他们考虑的问题是大陆，他们生活的根也是大陆，倒是现在在台湾和香港的牟门弟子，站在台湾或者香港本土的意识来谈问题，可以叫港台新儒家。3月28号中研院会议呈现的非常清楚，他们一个最大的关心是中国崛起有可能变成霸权，中国要变成霸权，与新儒家的霸权联合，会不会对台湾造成什么影响。核心概念是大国沙文主义，担心中国沙文主义，这真正叫做台湾新儒家，他有台湾的本土意识，跟大陆的新儒家问题意识非常不一样。
最后一点，李明辉批评蒋庆，蒋庆最早澄清理论的是1989年发表在鹅湖杂志的文章，他对中国1949年以后有非常激烈的批评，只能在台湾发表。李明辉一直知道蒋庆的立场，同时知道蒋庆跟牟宗三的思路不一样，为什么过去一直没有公开批评，其实中国的崛起已经对台湾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过去知道蒋庆对中国1949年以后有很激烈的批评，所以他不批评。更有趣的是蒋庆的文章发表以后，很多左翼学者觉得挺好，这是非常奇怪的结构。
我在核心的问题上可以认同李明辉的讲法，但是谈到对儒家意义的理解，我提出两点批评他。第一，李明辉观点来自于牟宗三、来自于梁启超，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我觉得他们受限于新文化运动的框架。新文化运动形成非常激进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陈独秀为代表的还是胡适为代表，他们相信依靠民主科学可以建立一个好的治理秩序，我叫做启蒙的乌托邦，新文化运动形成一个启蒙的乌托邦，对左派和右派一样，左派只是说右派的不够，要继续推进，站在儒家角度来看，就是没有意识到教化的传统在现代国家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以科学名义那些东西都是迷信、都要退潮、都要消失等等。所以启蒙的乌托邦导致了一个思路，就是把科学民主接纳就可以了，儒家作为哲学就可以，不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过去儒家有很多制度落实，现在就在大学里教教哲学就可以了，我认为这是非常成问题的。如果不能对新文化运动这样一个基本的框架有彻底的反思，教化在一个现代国家里面的意义没法呈现出来。第二，从儒家内部、传统来说，都觉得儒家讲道德，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儒家的道德不是一个抽象，不是一个虚的，它是要落到人伦，就是过去讲的五伦。比如家庭观念，儒家非常注重家庭观念，但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新儒家里，因为受限于当时的处境，他们对人伦的价值基本上忽略。对儒家来说，家国都要重构，变成单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不重视家庭的价值，不重视家庭的政治意义，是有问题的。
李明辉主要是针对蒋庆。蒋庆先生的观点在座的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一些，大家很容易被他的反现代立场激怒，觉得他有大问题。我是觉得以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批评他，反而会错失他思想中重要的东西。我从儒家内部的角度来理解一下蒋庆先生，对他有一些理解和肯定，同时也提出一些批评。蒋庆先生在儒学内部有什么根据呢？他自己讲就是公羊学，但是他说我其实并不完全是过去公羊学的拷贝。公羊学的确在历史上汉代政教制度建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成为儒家制度建立的大宗。蒋庆把这个传统重新谈出来贡献非常大，因为儒学内部非常复杂，有很多面向。我对他做一个简单的概括，至少从四个方面他提出了真实的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无论是作为儒家还是作为现代中国人。这四个方面，第一就是历史层面，对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更深层次的反思能否达到这样，既在理论上摧毁启蒙的乌托邦，从而彻底清除启蒙的神话。第二，在国家建构层次，思考现在中国政治问题时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特别是秦汉以来形成的政教制度，儒家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怎么放？。第三是文明理想层面，既然儒家文明在古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得到公认的。在构想一个具有文明担当的现代中国时，儒家传统应该被置于什么地位。第四，既然儒家是一种教化传统，这也是大多数的共识，对于教化传统的复兴而言，一个教化传统在现代社会应该或者能够采取什么制度落实方式？一个著名看法说儒家现在是一个幽魂。儒家要发挥更大作用，当然不能停留于幽魂用，如果这是一个真的问题、真的处境，就应该考虑以什么样的制度落实。蒋庆的观点可能很多人都不能同意，但是我认为他在这些方面提出了挑战，提出了真实的问题。
这样一场争论不是突然发生的，如果回溯更远一点，可以发现现在大陆儒学发展的确是非常的快，而且非常多面向，中间有一个特别值得留意的，也是别人注意到的，好象越来越重视康有为，在座的像曾亦教授，还有我自己也写过康有为的专著。蒋庆也好，包括康晓光、陈明这些人虽然没有直接援引康有为，但是谈到思路和康有为的问题意识很像。康有为是最近大陆新儒家崛起过程中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人，当然也越来越受到批评和非议。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李明辉所坚持的港台新儒家的思路，在大陆也有支持者，儒学内部也有很多。所谓台湾新儒学和大陆新儒学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大陆社会内部或者学界内部的争论。对于康有为越来越受重视这一点我做一个简单的评论，第一就是刚才曾亦在开头的时候讲，大陆儒学现在越来越发现只是讨论心性问题还是不够的，儒学过去是有制度上的考虑，因为对制度的关切，所以才出现了大陆新儒家在问题意识上和港台新儒家非常不一样，蒋庆讲了很多次，他开始是先接受了心性儒学，我认为应该把心性儒学和制度儒学两方面结合起来，心性儒学不能丢。
第二，涉及到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解，我觉得当下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思想史论述还是以新文化运动作为现代化的起点，有评论左右都是五四下的蛋，我觉得非常到位。有一句话叫做没有晚清就没有五四，康有为的出现就是打破以新文化运动为主导的现代叙事，而把中国现代拉到更早的晚清时期，康有为非常有现代西方意识，对经学、哲学、礼学把握的更深，比康有为好的有很多，但是为什么康有为出来了？因为他了解西方，当时江南制造局第一批印了一万册关于西方的书籍，包括很多日本翻译的，康有为自己就买了三千册，当时他对西方了解最多。旧学的士大夫都批评他太激进，他所有那一套，无论是维护君主制，虚君共和，还是定孔教为国教，都是为共和保驾护航。假如把中国视野放在晚清，而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视角，和过去的思路非常不一样。
还有一个也算是我的一个澄清，很多人批评我们说，康有为是要讲国教、讲君主制、是要复古。其实不是这样，在西方人的经验中也意识到一个现代国家，现代良好治理的制度，宗教信仰或者广义的教化传统起到非常重大作用。比如托克维尔对美国的看法，他认为美国教会是第一个重要的政治组织，而且托克维尔对新教是有批评的，他说美国民主做的不错，但是新教还是太个人化的倾向有问题，所以最好是天主教经过一种现代的转换，更能够维护现代的共和。我在文章中说康有为就特别像中国的托克维尔，他意识到共和会带来很多问题，他首先认可共和的价值，然后意识到共和会带来非常多的问题。怎么办呢？他就想了很多思路，比如说他讲的国教，他的国教其实是以政教分离原则为基础的，比较接近于西方讲的公民宗教。公民宗教的重要性，现在学术上只能通过西方经验来讲，举个例子来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 ，他的社会契约论基本上对应的是日内瓦，那么小的国家都要建立公民宗教，而且明确说没有宗教作为基础，一个国家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这有很多例子，霍布斯等都有这样的思路，他们充分意识到现代国家、现代人民主权国家的建构必须有一个主导的教化，一些文献说卢梭在日内瓦草稿的时候，他开始想的公民宗教是加尔文新教主要针对是天主教，后来变成更抽象，做了一个让步，也就是说这些现代的政治哲学家都充分意识到教化在治理中的重要性。我们五四以来基本上对此忽略。
我最后讲一点，我的基本思路就是最重要的不是考虑政治儒学的问题，而是儒学主要功能，核心功能还是应该放在教化上。所以教化制度的建立非常急迫。同时要以人心的教育作为核心，然后慢慢去依附艺术，然后涉及到制度上的变化。目前我们关于儒学的讨论，我觉得还是太政治化，政治性太强，我宁愿这样的讨论离政治远一点。无论左翼、右翼，现在基本上讲到儒家就希望用儒学论证如左翼理念或者右翼理念，我觉得没有必要，自由价值没有必要一定通过儒学论证。自由派也是这样，自由民主价值不需要通过儒学论证，儒学不需要这么紧的跟政治结合，而要考虑自身教化的产生、对超越性的追求、心灵深度的挖掘、生活方式的追求，这些跟某些政治理论和政治追求有一些外在结合，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更顺当一些。目前政府开始有这样的提倡，非常政治性的儒学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还应该走一个以社会为主的道路，儒学应该承担他的本职工作，就是以教化为核心。但是在政治哲学上，比如政教关系、自由、平等、这些价值我们还是应该认真思考应该是比较外在的联系会比较好。
[ 唐文明 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主题报告演讲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未经本人修订，转载或引用请注明 ]
2015-9-19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