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听到的儒家的声音，我发现现在是儒家的春天，一个学术研讨会如果没有儒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做学术研讨。这个题目能够进入我们法学政治学视野也是正常的，因为现在儒家也进入了政治儒学，他也进入了政治学、法学视野。唐文明教授在新儒家里面，我比较敬佩他，因为他比较客观，而且提出的看法也比较温和，而且对对手也有同情心和理解。他针对李明辉，但是他前面说了一句，他说李明辉教授很多看法他都是赞同的，然后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商量。这点都是我非常欣赏的。
我主要不是针对唐文明今天的一些看法，我想就儒家一个大的背景谈点我自己的理解，然后谈谈对刚才他说的康有为一些自己的想法。如果不做太细的划分，所谓新儒家，我说的新儒家当然指的不是传统儒家，就是近代以后的儒家，在这个意义上的新儒家，大概粗一点说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民国和民国的延长线，就是港台的那批儒家。当然有两代人，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唐文明已经说了，他们基本上是一个五四的产儿，就是你说的新文化的产儿，所以他们认可自由主义一致的地方，就是认可在政治层面自由民主那些基本价值，这是最基本的点。他们和自由主义一样，他们面对的主要是两个敌人，一个是老的专制，一个是所谓现代的集权，这是他们和自由主义共同面对的敌人。只是他们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无法解决心性的问题，而在这方面儒家尤其擅长。所以港台的儒家、民国儒家主要是心性儒学。
但是从蒋庆以后，中国这一二十年，在大陆所出现的儒家却发生一个很大的转向，这个转向就是认为儒学，如果未来有新生命，不仅应该在心性层面，同时也应该在政治层面，就是在制度建构上也应该有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政治儒学的出现。而这个政治儒学的出现反思的对象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今年新文化运动百年，这是他们最反思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自由主义觉得好的很，他们觉得糟的很。因为出来两个妖孽，一个叫启蒙，另外一个叫革命。这两个妖孽都是他们要反思、要批评的，甚至认为这两个是同构的，启蒙和革命是同构的，而且都是西方来的。但是中国往何处去呢？政治儒学以蒋庆为代表，认为要回到中国儒家这套政教体系里，当然说回去也不能完全回去，康有为为什么重新出来？他们有一个所谓道统，从公羊说，一直到康有为，到现在的蒋庆。蒋庆被秋风誉为中国五四以后唯一思想家。
现在大陆哪怕是政治儒家，我们不要把儒家想象成铁板一块，我自己一个基本看法是大概在十年以前是各派的分裂，自由派、左派和儒家，三派分裂，差不多这四五年来，各家之间已经基本上不打仗了，分裂了，很难坐到一起，所以今天有几位来还是很不容易。这几年来主要是各派内部分裂，包括儒家，李明辉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是大陆儒家自己内部的问题。儒家现在也很复杂，我听说现在有康党，还有秋风自称为钱党，他相信钱穆，还有一个叫梁党，梁党至少有两个理解，一种是梁启超式的，比较自由主义底色的，还有一种大概是梁漱溟意义上的，就是注重社会伦理、社会重建，至少有这么四党。所以看到一个儒家要问清你是什么党，你才知道他到底持什么主张。我一直跟秋风说你们不要以为自由主义都是反儒家、反传统的，错了。现在反传统、反儒家的自由主义倒是在自由主义中比较边缘，对儒家都有同情的理解。只是要什么样的儒家，在什么意义上要儒家，是这样两个问题。所以，这个基本的脉络要梳理清楚。
我自己观察，儒家内部如果不分什么党，可能分两种，我自己分叫做刚性的和柔性的。所谓柔性的还是承认现代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价值。比如说自由、民主、法治以及和这些价值相关的基本的制度架构。如果基本承认这个，但是说儒家可以补充不足，甚至可以完善，这个我把他理解为一个柔性的政治儒家。但是还有一种叫刚性的政治儒家，制度建构上是以儒家为主体，以儒家这套王道作为主体，重构中国未来政治，至于其他的，对不起，我来选你们，你有什么好的，选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刚性的。蒋庆当然是一个天才，有很多原创性的想法，制度的想象能力极强，但是基本上是一个刚性的儒家系统，因为他有一套对未来中国政治一套架构的设想。
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谈谈我的看法，就是针对这样一个政治儒家，首先一个问题，唐文明有一个看法我有点清楚了，他认为实际上过去有一句话就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唐文明教授刚才抓住这句话，他认为五四在某种意义上是错的，倒是应该回到晚清。我的问题是说今天的中国究竟在五四的延长线上还是在晚清的延长线上？这100年，中国无论是制度还是一套价值已经变了，中国人已经不是五四前的中国人了，而是五四后的中国人，包括我们今天用的语言都不是康有为晚清的语言。你要用的话，都回不去。这个趋势就像儒家要回到三代，但是儒家从来没有回到三代，因为这是回不去的问题。三代作为一个理想，怎么修补不足。今天这个问题也是这样，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套观念，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变化，从过去的农工社会变为今天这样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在多少意义上你可以回到所谓的晚清，这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当然，如果你只是把这个讲法作为一个乌托邦来批评现实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设计一个整体的克己复礼的方案，是否回得去？这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儒家肉身何在？唐文明教授讲的我很有同感，他特别强调教化功能和政治远一点。强调教化功能，我非常赞成，我认为儒家真正肉身是在社会，因为最早的原儒，孔子、孟子也是从社会开始建起，相对独立于政治，然后建立一套儒家的教化系统，所以这个恐怕是儒家真正的肉身所在。但是今天的儒家，这一点我跟唐文明有共同看法，要警惕儒家的官家化，昨天吴思说资本官家主义，现在可能就是儒家官家主义。我发现有一个趋势，有一个可能，我很担心，前几年左派向右转，成为国家主义，今天我很担心儒家内部是否也有可能右转，成为国家主义的儒家。前不久读到一篇陈明的对话，我看了吓了一跳，因为他说超左右、通三统、兴党国、中国梦的儒家解读。超左右，左就是革命，右就是启蒙，都要超越。通三统就是把晚清和民国统一起来，兴党国我就不解释了。向右转，这个风气很明显。儒家在历史上有一个问题，他守不住民间，他总是要发展到官家，才能实施教化。而儒家真正的希望不是通过官家教化，而是发展出民间的公民宗教，不是和政府对抗，而是有相对独立性的教化系统，这是儒家真正的希望所在。
最后一句话，我同意儒家对中国未来政治制度也可以有它的贡献，但是这个贡献是否以排斥现代的自由、民主、法治一些基本制度为前提？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讨论部分
曾亦：
非常谢谢许纪霖教授，听了许老师的话，我发现许老师对儒家太了解了，对儒家里面最核心问题的把握可能比很多号称在儒门中人都把握的更清楚。另一方面，也为儒家提出一些比较善意的劝解，尤其是最后一点，因为从余英时开始就认为儒家跟政府的接近是死亡之吻。但是，政府要接近儒家，儒家也不能完全拒绝这个。
下面还有一点时间。
蓝蔚青：
听了许老师发言我很有一种冲动，特别是他讲的儒家存在社会，因为刚才讲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关系，我还想讲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我是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我讲儒家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点是社会本位。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也研究康有为，我觉得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社会本位，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国家本位，也不是家族本位、家庭本位，是社会本位。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想法，或者正宗的想法，防止国家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最高成果。我觉得尽管后来实践中间有很多变异，但是实际上从本来意义上讲，马克思一个本原的思想，他也是强调社会本位的。这点我觉得应该有正确的理解。
范伯乃：
我是第一次发言，也是最后一次发言，为什么呢？我是搞管理科学的，在座很多老师都是法学的、政治学的，有的是经济学的，我在管理科学里面发言非常活跃，但是到这里面我发现很难发言，因为不同学科采取的研究方法差距太大。管理科学，主要采取实证研究方法，先提出问题、提出假设、然后才去取样，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这个假设或者否定这个假设，再构造一套理论。但是，我听了9个报告以后，很多老师都是提出一个问题，采用的普遍是规范性的研究方法，你说社会结构，你说社会制度，你说法律体系，你说运行制度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怎么判断这个问题？我发现管理科学研究刚好提出问题，需要后面用大量的时间研究。既然这次是法学、政治学理论创新，我感觉到理论创新很重要的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马克思的一句话，一门学科只有精确的利用数学，成功的利用数学的时候，这门科学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我们说法学、政治学的理论创新要发展，很重要的就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所以，我建议以后法学、政治学也要采用定量化的、精细化的、操作化的方法研究问题，这样我们研究的结论更加具有精确性，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否则不同的观点肯定得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评议演讲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未经本人修订，标题为编者所加，转载或引用请注明 ]
2015-9-20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