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评论，大多数我都是非常赞成，我简单的顺着这个顺序回应。
许纪霖老师讲的有一点我可能需要澄清，大多数我都同意。我同意你讲我们现在是在五四的延长线上，但是我说要回到晚清，不是说我们现在把五四这段不考虑，而是说假如视野回到晚清，我们有可能重写中国近现代史。比如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近现代史是两个版本，一个是左翼的，就是毛泽东共产主义之下的新民主义论，现在左翼学者基本上是依赖于这个，他们做的还是补充这个，讲国际工业史，增加一些后现代思路，基本上是以毛泽东版本为思路。自由派的版本是李泽厚，救亡和启蒙的双重辩证。这两个都有局限，包括李泽厚。我们如果把视野只放在新文化运动，我们可能得出的结论就只有这两家的可能性。儒家的意义是什么？在这里面是没有的。只有在晚清康有为的视野中，包括盛洪老师讲的教化的意义，在西方基督教存在，在中国是儒家，这个东西才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可能需要晚清新的视野重新写作中国近现代史，这个任务很大。如果我们按照一个文明的高度重新写一个新的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好多问题都能理顺。这是我要澄清的一点。
蓝老师我也基本同意。大家觉得儒家是有很多面向，但是过去在一些讨论中我经常说，我说儒家现在不能够在中国人心和社会扎根的话，有十个习近平也没有用。不是某个领导人提倡就可以提倡起来，不是那么简单，需要真正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人心、在家庭，而且我们也看到发展，民间发展甚至比学术界的思考还要快得多，这是非常重要的。
盛老师对蒋庆先生的评论，我非常同意，但是关于精神基础的问题，我们在论证，在讲一套政治理论当然愿意从儒家角度讲，可能需要一个公共话语来讲，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很对，比如说儒家内部讲蒋庆先生基本上很少去评价他的三院制。表明大家觉得这里面还是有问题，但是又不愿意批评，所以最后就不谈了。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蒋先生很多优点，但是多少有一点太紧。我自己对他还有一个批评，从儒学义林内部，这是从对五四评价有关系的，讲王道政治是有问题，古代儒家是没有人敢讲大同，顶多回到三代小康，讲小康也经常是王莽、王安石，后来还经常批评。也就是说儒家对政治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理解，政治不要搞的理想太高，理想主要是教化。所以王道作为政治，三代以后就结束了。在我理解庶王就是启迪公民，就是以后不可能有特别理想的政治，只能通过教化达到理想，或者预期的理想，政治是很现实的。为什么现代以来王道或者更高的理想政治又来了，是因为科学民主、激进主义，国民党、共产党都要进入大同社会。现在中国思想界最大的问题是反思近现代以来非常激进的乌托邦主义，这是一个最大的麻烦，只要把这个反思掉了，才可能回到比较恰当的平台。
最后一位老师讲到了国教提案，我提供一个细节，国教提案在第一次提案的时候，佛教、道教很多组织都是赞同的，最不同意的是当时一些基督教背景的，特别是在国民党政府内部的一些基督教的学者，他们在基督教的立场上，认为教争是非常大的麻烦，但是儒家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教争。看古代历史儒家，韩愈顶多让佛教还俗，没有杀掉。如果从宗教冲突或者战争示教里看，中国历史上儒家作为国教，或者有国教地位历史中，是非常平和、和谐，非常好的，这和基督教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一个不同对待。另外，袁世凯反对国教，我们一方面要意识到基督教在西方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同时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儒教自身的特点，有些地方要考虑它的同，有些地方考虑它的异。
曾亦：
谢谢唐文明教授。作为主持，我先谈一点我的感想。从昨天听到今天一直没有发言，听到各位谈到的一点，就是中国法治，法治的精神就是要强调王在法下。刚才盛洪老师在讲蒋庆的贡献的时候，他提到一点，就是蒋庆实际上是主张王在天下，因为王在古代是称为天子，所以天作为老子约束儿子很正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法治一个基本的要求，跟儒家自古以来对王权的约束和限制，应该还是有某种共同的诉求。当然蒋庆可能受西方比较多的影响，而且他的阐释可能夸大了天道对王权的制约。但是至少在儒家里面确确实实有这方面强烈的诉求。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这一场就到这里结束。
[ 唐文明 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对评议的回应演讲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未经本人修订，标题为编者所加，转载或引用请注明 ]
2015-9-20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