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5日在《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上的评论
开幕主持：我们这个会议叫“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这个会与我们在前年召开的有关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研讨会，去年召开的政治学与法学理论创新研讨会，是一个系列。召开这个会的目的是要把研究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研究历史学的学者聚在一起互相讨论。既然是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社会是一个比个人更大的单位，寿命更长，是一个跨越世代的生命体，对于社会的判断，对于社会制度的研究，要依赖于对历史的观察和理解，因为制度的变化、制度优劣的验证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有的是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所以历史学和制度研究，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应该说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历史学研究取得了非常引人瞩目的成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我们原来不知道的有关历史的一些考察和资料，对于我们研究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提供了很多新的启发和材料。反过来讲，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理论又会对历史学研究提供某些理论框架，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不同的人文学科的传统，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的观察，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所以，这两个学科是互动的。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的学者召集在一起，期待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这是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一个初衷。下面首先请天则所的荣誉理事长茅于轼先生致辞。
评论一：感谢张鸣教授的发言和龙老师的批评，我和他们俩不太一样。这使我想起历史学的一个方法问题。张鸣教授提了很多例子，最后得出一个一般结论。我觉得可能这种方法需要商榷。因为历史非常复杂，我们可以提出一些例子来说明问题，但是说明的时候可能要特别谨慎，你可以说这方面的例子，但是龙老师可以说相反的例子。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结论作为一个特殊的结论。如“历史上没有儒家宪政”的说法，就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有很多相反的例子，包括《礼记》里讲的天子跟诸侯借车，这都是非礼，越过了基本的征税范围。比如在汉代的时候，皇亲国戚是强买良田都是要治罪的。
反过来西方也是如此，刚才张教授讲到《大宪章》。我们现在强调的《大宪章》只是在13世纪的一组条款中的其中两条，但是这个《大宪章》在签订以后就没有被执行，甚至反复好几次，甚至在几百年时间内是被忘掉的。英国的侵犯产权现象是非常之多，包括后来英国王室没收教会财产，这在各个地方都出现过。所以我们研究的历史可能有些例子可以讲，但是我们在得出结论的时候要谨慎，最好不要得出一个全称判断的结论，这是我的想法。
评论二：我也加入到对“官家主义”的某种批评中。虽然批评很多，我还是要进一步讨论。这个概念很新，但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好概念。因为似乎，我觉得它把皇帝这样一个暴力政治集团和官僚集团混为一谈。实际上历史中，如果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没法去分析，因为皇帝
的长远利益还是要约束官僚集团，不要去侵害民众。官僚集团的士大夫它也有一个使命，它要约束皇帝。所以历史上要研究的话，这两个集团的互动很重要。如果全归为官家，“官家”可以，“官家主义”就不太好。
还有这一概念无法区分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尤其是把历史上的那些王朝跟现在的体制，全说成官家主义，其实忽略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分野。一个最重要的分野就是官僚集团到底多大，其实在传统中国的官僚集团是相当小的。现在官僚集团都下了县，到了乡到了村，原来是没有的，那么你要是讲官家主义的话，那你就想象现代跟过去一样。过去县以下是自治的，其实民间有很大空间。
还有就是刚才张鸣的一个争论，我觉得我们区别在于，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侵犯产权的事情，而是说我们认为后来的宪政主义是从古代、从历史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你不能在历史中找到一个纯而又纯的东西。我刚才举的是英国的例子，它剥夺别人的财产是非常多的，包括剥夺教产，在欧洲是大规模的。英国的土地制度，在1925年《财产法》颁布之前一直名义上都是土地封建制度，没有独立的产权。科斯讲过，工业革命之前没有很明确的产权概念。工业革命之后就形成了。
所以我强调的就是，儒家宪政是我们要珍视在历史中曾经出现这样一些思想资源，这种思想资源在历史中曾经实践过，就是我说的这种谏议监察制度。你可以说它有很多不足，但它确实也有很多地方发挥作用，比如在明代，这些谏官就是在直接批评皇帝，购买很奢侈的东西，甚至增加赋税都会批评，这都是有历史记载的。你可以引证一些个例，我也可引用另外一些个例，但是如果我们只用个例推广出一般结论就很有问题，我们应该很谨慎的说，历史上曾经有这个现象。但是，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珍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我们现在可以引证为宪政主义的思想资源。
其实我们天天讲《大宪章》，《大宪章》就是因为后来英国知识分子不断去援引，它才成为一个著名的宪政主义资源，不然的话它什么都不是。谢谢。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2016年6月25日在《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的评论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20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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