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后，曾被迫目击了宋军在崖山海面上的全面溃败，后又被押往元大都。那里的土牢门低屋窄，鼠毁尸腐，水污气秽。如此两年多，他竟“无恙”。惊讶于孟子所说“浩然之气”还能维系自己的肉体生命，遂又浮想联翩，想此“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超越于个体生命；自己虽将不久于人世，这正气将在他身后流传，支撑起中华文明的后人。于是提笔写下了千古名诗《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
这股正气并不是飘在空中的，而是内化于这一文明人群的精神之中，践履于他们的行动之上。自夏商周以后，多少英雄以自己的壮举和生命延续着这股正气。此时此刻，却不容文天祥做太详细的回顾和挑选，浮现在他的脑海里的，是直接从历史中跃了出来的人与事。他将其中十二个人写入了《正气歌》。排在最前面的两个就是：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这都是春秋时的事情。“在齐太史简”是说，齐国大夫崔杼把
“在晋董狐笔”是说，赵盾怕晋灵公迫害他，要逃出晋国，当听说晋灵公已被赵穿所杀，就回来继续执政。史官董狐就在史书中写上了 “赵盾弑其君”。赵盾说，灵公不是我杀的呀；董狐说，你是晋国的执政大臣，出逃还没有出国境，回来后也不去讨伐弑君之贼, 杀灵公的不是你是谁?
齐国太史和晋国董狐不惜杀身去捍卫的那个“正气”是什么？就是“直书历史”。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历史”有什么价值，值得“直书”？“直书”有什么价值，值得以身相拼？人们所结成的社会是一个复杂体系，不要说在上古时期，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有把握参透。但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记录历史。看看什么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以总结经验，指导以后的行动。这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尤其重要。因为他们的决策和行动，不仅会影响他们自己，更会影响全社会民众的福祉。
既然要记录历史，就要记录真实的历史。假的“历史”不仅不能给人们真的知识，还会误导后人。尤其是有关社会和政治重大事件的记录更是如此。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一面镜子被灰尘遮蔽，就不可以正衣冠；如果历史被扭曲，也无法知道什么是兴衰更替的真正原因。孔子说，“不二过。”如果一个人不仅文过饰非，还真心相信自己没有犯过错误，就会不断地犯错误；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正确记录已发生的灾难，就不能避免同样的灾难再次发生。如此看来，“直书历史”难道不值得以命相拼吗？
反过来，当人们不断地直书历史，就会从历史中提炼和总结出行为规范和道德价值，文明从此开始。文明就是从“直书”的历史中来。一个例子是《希伯来圣经》（《旧约》）。何以见得这是一部“直书历史”呢？是因为它不仅记载了辉煌，而且记载了灾难；不仅记载了功绩，而且记载了错误和罪恶。犹太人经常会因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遭到惩罚；此类记载在《旧约》中竟有五十多次。因而由《摩西五经》而《希伯来圣经》而《新约》，开出了一条希伯来-基督教文明之路。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尚书》和《春秋》都是“直书历史”。何以见得？因为《尚书》所记载的时代还是巫史时代，以巫祝记史，他们比后来的史官更独立于政治权力。春秋时史官称“祝史”，记史仍有向神汇报的成分。《春秋》乃私人记史，官史尚且有齐太史和晋董狐的秉笔直书，何况私史了。由《尚书》、《春秋》及其“三传”，《易经》、《礼记》、《论语》和《孟子》等，开出了中华文明之路。
这些文明规则反过来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人们遵循文明规则上，而且体现在对违反文明规则的畏惧上。畏惧什么？人们不仅担心自己的身后名，而且在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中国，他们还担心对后代的影响。中国有古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记得何怀宏梳理过样的故事，春秋时有人因他的祖辈做了坏事被记录了下来，到他自己时仍觉得羞愧。因而，历史记录能使人们产生畏惧之心，从而约束人们的行为。
这种约束力量不仅作用于一般人，更重要的是作用于最高政治领导人，强者如唐宗宋祖也不例外。唐太宗李世民因有玄武门之变的污点，一直忐忑于史书如何记载，就想看一下。但据《贞观政要》，他被史官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拒绝了。唐太宗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回答说，“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后来在房玄龄任史官时，因与他是姻亲，唐太宗终于看到了一部分被删简的历史记录，其中关于玄武门之变写得颇为隐晦，但还表态说要 “直书其事”。
而关于赵匡胤，则有“宋太祖怕史官”的故事流传。据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一天宋太祖在后花园玩兴正浓，突然被大臣的公务求见打断了，一怒之下将大臣的牙打掉了。大臣将掉牙揣在怀里。宋太祖说，你难道还要告我不成？大臣回答，我无需告你，自有史官记录。宋太祖听了以后，“既惧又说，赐金帛慰劳之。”
一般人往往不解，皇帝处九五之尊怎么还能怕史官？其实还有比他更厉害的，那就是天道。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当爱德华.柯克对詹姆斯一世说“王在法下”时，人们很是钦佩他的勇气。不过也有人说英王因此大怒，而柯克跪地求饶。其实这句话的真正力量，并不能用当时的暴力对比所衡量。柯克所说之“法”是自然法，如福蒂斯丘所说，英格兰起源于上古的习惯法是如此之好，以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尽管手握暴力，也不能更改它。反过来说，如果掌权者以为自己有暴力优势就可以违背自然法，如以公权牟私利，结果就会受到自然法的惩罚，走向自己的灭亡。詹姆斯一世的继任者查理一世就是这个下场。所以终究是“王在法下”。
“历史”也有很类似的性质。比照“王在法下”，我们也可以说“人比史短”。也就是说，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即使他生前握有绝对权力，但死后就不能保证别人不记载他的丑事。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从没有听说过，哪一部正史是被记载者自己钦定的历史。中国历来有私人修史的传统，《春秋》其实就是第一部私人修史。被视为“正史”的二十五史中，就有六部是私人所修。其它官史显然主要是后朝修前朝之史，不会有什么偏袒。为了从历史中获得教益，他们更重视历史的真实性。
历史不仅比人的寿命长，而且具有自然法的性质。一个人越是想用政治权力去压倒历史，就越可能失去这个权力。因为他会因崇拜暴力和不知兴替之原因，而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他会因掩盖错误而继续犯错误。更何况，杀史官之事本身就是一个更大的污点。举目望去，中国几千年中除了崔杼杀史官以外，就是“魏太武诛史官”了。魏太武帝拓跋焘，因崔浩主持修北魏《国书》直书了鲜卑贵族早年的丑事，一怒之下杀了崔浩等128人。这显然是一个反面典型，以致北齐文宣帝高洋曾说：“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这句话为他赢得了赞誉。
其实，除了畏惧历史外，许多政治领导人尊重历史是因为热爱历史。历史告诉人们什么是错的，还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一个政治领导人，与其做了错事不让记载，不如让历史约束不做错事，而做正确的事情。这不仅会赢得身后清名，而且会获得当下执政的红利。更重要的是，当他们感受到真实的历史为他们带来的智慧时，他们也想用真实的历史作为回报。如果他们想给后人留下假的历史（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怎么能相信他们之前的历史是真的呢？
这种考虑使传统中国形成了成熟的史官制度。周代就有太史，小史，左史，右史，内史，外史，女史，御史，……，等史官职位；到了宋代，史官制度达到了顶峰，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完备的制度体系。相应的机构包括，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史院，会要所，玉牒所，书局等。这些机构的设置反映了一个完整的修史过程。据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这一程序如下：
这套制度虽然在元以后打了折扣，但大部分还是保存了下来。如《康熙起居注》就是一个典型。这部《起居注》记录了康熙皇帝每天的一言一行。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由中华书局出版，有三册2500页之多。据说康熙有一天在紫禁城中闲逛，突然发现有一处所人影晃动，于是进去问这是什么地方。里面的人回答说，这是记录您的地方。康熙马上说，我走错地方了。
文天祥的“正气”显然传到了现代。例如毛泽东就很佩服文天祥。他曾问晚辈王海蓉“被敌人捉了去怎么办”。王用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做答。毛很满意。可惜，毛只学到了文天祥视死如归的气概，却忽略了文天祥所谓“汗青”乃“直书”而成。当他的错误决策导致了数千万人饿死时，他就不能面对历史了。他在卢山会议上严厉打击了彭德怀的批评后，就对历史记录特别敏感，以致视京剧《海瑞罢官》为“影射”他罢彭德怀的官。
当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与毛谈到三年饥荒时说，这是“要上书的”，即要记录于史书之中的，这时“直书历史”或许还残存在他的下意识中。毛同样认为“上书”是很严重的事情，但他的应对方法是扭曲历史、掩盖错误，这也许就是他发动“文革”的直接冲动。然而，“人比史短”。“文革”不仅没有掩盖住毛的历史错误，而且使他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更难掩盖。当毛离世后，“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既批评了毛推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又批评了他打击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更严厉地批评了他发动“文革”的错误。
当然，这样纠正错误的代价未免太大了，民众和国家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原因在于，在本来就缺乏外在约束的情况下，毛的时代不仅没有制度化的谏议机构，也没有制度化的史官设置，更没有体制之外的历史记录。这在很大范围内不仅掩盖了错误，而且误导了对历史的认识。例如，九十年代末《方法》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风调雨顺的三年”的文章，证明官方一直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没有自然灾害。没想到这竟惊动了当时的政治高层，因为他们也从来不知道三年饥荒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有很多高官，基本上不知道抗日战争的全景历史。
1991年，有一个杂志《炎黄春秋》诞生了。“炎黄”，自是中华之血脉；“春秋”意指《春秋》。它以“秉笔直书”和“以史为鉴”为宗旨，这正是文天祥至死坚信会流传下来的中华正气。在政治结构中没有记录真实历史的制度时，《炎黄春秋》弥补了不足。《炎黄春秋》虽是执政党内一些老党员所创办，但是以民间的身份。所以《炎黄春秋》所记为私史，而不是官史。这避免了政治权力对“直书历史”的干预，也让它自己受约束于各种质疑。《炎黄春秋》不仅刊登普通人的历史回忆，也刊登就历史真相进行的各种争论，还会因为有关的历史文章而遭到诉讼。
二十五年来，《炎黄春秋》在我国的历史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延续了中华文明“直书历史”的精神价值。通过阅读《炎黄春秋》，我们弥补了一度被扭曲的历史知识，使我们有更充分的材料思考怎样才能避免三年饥荒和文化革命再度发生。更重要的是，它帮助了执政党。一方面，《炎黄春秋》的存在使人们相信，执政党再也不会像毛时代那样，不能正视历史，而是愿意纠正这个错误，并能继承中华文明“直书历史”的传统。《炎黄春秋》以民间杂志的形式，经过长期地刊载，逐渐披露出过去看来爆炸性的信息，让舆论从容消化负面因素，起着陆续卸掉执政党历史包袱的作用。
不料，今年七月份以来出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强行侵占《炎黄春秋》办公室，并盗取《炎黄春秋》名义出版刊物的事件。我们看到了《炎黄春秋》同仁们的奋力抗争，却不见这些强占者的“行动宣言”。他们是内心有愧，还是表明在奉旨而行？然而，仔细想想，这一行动似乎在维护执政党，实则在害它。遮蔽铜镜，怎能正衣冠？看不到当代的真实历史，尤其是本党犯错误的历史，怎么能做正确的思考？殷鉴不远，毛鉴在前。如果不真实地还原三年饥荒和文革的历史，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这样的灾难再度发生？如果不能避免，不要说中国社会，执政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答应吗？
或许有人说，《炎黄春秋》刊登了那么多有关执政党历史中的负面信息，会降低执政党的权威，甚至威胁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炎黄春秋》二十五年的历史说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炎黄春秋》诞生那年，邓小平刚刚退休，后又经历了两届政府，中国在这二十多年间高速成长，重现繁华。这恰恰说明，一个言论更为开放，对历史更为忠实的社会，是一个更为稳定的社会。对执政集团行为的真实记录，往往会产生积极的约束作用，使他们更为勤勉地工作和更为严格地自律。因为他们清楚，一个执政集团过去的负面记录只会对权威略有削减，而它的当下行为与成绩才是构成权威的首要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对历史的态度。
当我看到被称为“伪刊”的2016年第8期的《炎黄春秋》时，发现这至少是一个惟妙惟肖的高级仿品。文章标题、行文风格、栏目、封面、封底、排版、字号字体，以至广告，几可乱真。最精彩的是“征稿启事”。第一条赫然写道，“杂志社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办刊宗旨。”这让我们真假难辨。不过，正如我们不会看到青花瓷器底款上写着“康熙年制”就信为真品，我们会根据制度密码来判断历史的真伪。只有在保证《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自由表达”和出版不受权势干扰的制度环境下，才有可能“秉笔直书”。如果一群人用自己的行为违反和破坏《宪法》第三十五条，却说要让作者们“秉笔直书”，有谁能信呢？
我猜想，在文天祥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之所以那样视死如归，是坚信中华正气能够流传下去；也就是坚信，尽管会出现各种曲折，中华一定会有足够优秀的后代出现，他们的智慧足以理解“直书历史”的至关重要，他们也有勇气为捍卫他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正气而义无反顾。
我们有那么优秀吗？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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