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三星堆青铜器上的财政基因

  • 李炜光
    2016-11-24   累计浏览:

 

 

我先说明一下,我这回提交的是一长一短两篇文章,也就没有做PPT,我认为有论文了,大家对着看就行了,结果没有发纸质版的,所以我只能在这儿说一下,这个论文写的是三星堆,这个题目也不对,题目应该是《“早期国家财政文明的形成和职能定位》。”早期的财政现象跟国家的关系,就是国家征税还有它的对立面,纳税者。按照社会学的观点来说就是财政是连接政治、经济和社会这三大子系统的一个媒介,也就是说它不专属于某个系统,它是连接它们的媒介。

 

为什么对三星堆感兴趣,主要是刚才跟茅老师说,茅老师也感兴趣,我和他一起去过都是两次去,而且每次去都呆了好几天。我自己的一个情结,就一定要写出一篇文章来。我感觉到在人类文明,业进讲演化,这个演化过程当中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其实中西方的差异不是很大,这个差异都是后来,越到近现代差异越大。所以我们观察国家财政税收他的一些兴趣上的东西,本质性的东西,我们看它早期可能会看得清楚一些。

 

我引用了一个概念就是历史学界常用的一个叫“早期国家”,因为按照传统财政学的理论是国家财政、国家税收。,怎么讲税收是怎么产生的?它是在国家出现以后,为了维持这个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有一些人脱离开物质资料的生产,然后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这样税收就出现了。但是问题是解决不了国家产生之后是什么时间,你如何定义?因为国家的产生是一个漫长演化的过程,它在哪一个阶段,哪一个时点上税收财政就出现了?他说不清楚,所以历史学界有一个“早期国家”的一个概念可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要是往下拉一点就可以看的更清楚一点。

 

早期国家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出现了政治集权和行政管理的专业化。这两个特征是国家理论的主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一定程度的集权的形成,才能组织起大规模的社会劳动,有效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和外来的侵略。所以刚才有的老师谈到治水,早期的水利工程这可能是国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特别是像中国这种大陆国家,有长江黄河两条大河孕育了中华的文明,但同时也在早期的时候,它演变成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这样就有利于集权,把资源集中在少数的统治集团的手里,国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

 

第二是依据第一点,早期国家一般都已经拥有与其中央权力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或者是政治机构,它开始出现了。第二,依据第一点,早期国家一般都已经拥有与其中央权力相适应的行政管理和政治机构,包括官僚系统、军队、监狱等,赋税的征收就属于这一类问题,它是辨别一个社会是否存在正式的行政和政治机构的主要标志,所以恩格斯曾说:“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 今天的我们无法还原三星堆古国征收赋税的情景,但它的结果还是以青铜器和古城遗址的物质形态十分清晰地留给了3500年以后的我们。

 

第三是早期国家是社会分层的,是个分层的社会。

 

第四是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它还不是国家,它是早期国家。就是这几个方面国家的那种按地域来划分,恩格斯那个划分,税收、财政都还是没有正式的形成。

 

为了看清楚这一点我们总要用一个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三星堆的早期国家的它的税收方面的情况,它恰恰是现在的税收学,税史研究当中比较缺乏的,就是没有把税收跟国家的本质联系起来,把它是作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国家职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去分析,往往税收是税收,国家是国家,税收被认为是一种经济现象,其实不是,刚才我说了税收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它是综合的一个问题。

 

为了分析三星堆早期国家的财政文明,我用的是诺思的国家理论,这个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是一个被财政学界没有怎么关注过的一个理论,而且在研究税收起源的时候,一般讲的都是国家分配论,强调的是国家这个层面的事情。对于国家跟社会,跟纳税者之间什么关系,他们一般的研究是不太关注的。但是如果把诺思的这个理论引入进来的话就不一样了,诺思他阐述的国家是由三个基本要素促成了国家的形成,这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国家要用一组被称之为“保护和正义”的服务来交换税收,就是国家它首先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就是社会的第一暴力集团,还不能存在第二暴力集团,必须维护第一暴力集团,因为第一暴力集团的标志就是获得征税权力,但是为了得到这个征税的权力,必须为社会提供一组保护,比如基本的社会正义要提供,还有社会安全,他才有资格跟社会交换税收,才获得了税收的合法性,任何的集权国家都必须有这一条。

 

第二就是国家要向社会来提供一种产权,他要设计这种产权同时提供这种产权,不管是什么国家,像秦那种集权的国家也是这样,他要把基本的产权的安排要落定,就是各个社会的阶层或者是集团,他们可以支配哪些生产和社会资料,他的基本的产权都要得到保护,然后他可以持久性的来获取税收。因为你只有这个产权确定了以后,它才能够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然后才能创造出税收来,他才可以持久的来获得税收,这是第二点。

 

第三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对手,不管他多集权,他内部也有政治对手。外部就更别说了,外部经常是像秦,外部有,他的外部就是匈奴,还有百业(音),这都是他的竞争对手,丝毫不敢麻痹,这个理论如果用在我们研究税收方面,他给的解释就是中国古代像三星堆那时候开始的国家演化的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三条他是成立的。

 

另外大体上这三个方面都要保持一定的均衡,如果要是这个均衡关系被破坏了,那就是会出现诺思悖论,就是我征税,征税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积极的运转,但是为了交换税收要对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要确定产权,同时要保障基本政权运作的效率,要防止腐败,要对权力有所约束,不能为所欲为,征税也要征到一定的度就到此为止了。这些东西最难的是第三个,第一个、第二个,甚至包括秦政这样的国家都可以做到,但是你要分析秦的话,为什么老提到秦?第一篇讲的是三星堆,第二篇讲的是秦,这些理论都是可以用来分析的。秦就是他通过耕战政策来给民众提供福利,这个就是说我给你提供服务,你只要一心为国家效力的话可以得到好处,比如按军功来赏赐爵位和土地还有财富,那个就是给你一个希望,这两点秦都做到了,但是他第三点没做到,结果就是他整个是一个失败的模式。你比如令黔首自实田,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政策,但是他没有做好第三点的话,这个政策就是一个失败的政策,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力来。第三方面就是他在一定权力范围之内,同时要保证行政国家积极运作的基本的连接,这个是这样。

 

所以国家基本上围绕着税收税字存在的,为了征税夺取政权,为了持久性的征税,他要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产权的安排。为了防范第二暴力集团和其它他的竞争对手,军事的或者是政治的,来夺取他征税的权力,那么他对自己的权力要有所约束,对于自己的官吏要有所约束。诺思讲的这三点用来解释我们现在来理解税收它的本质性的一些东西是非常好的,同时也是非常欠缺的。

 

我提交的这个论文第一篇讲的是三星堆,主要是从更早期的角度来看看最早的国家他的形成过程当中这三点表现的如何?其实都是存在的,就是三星堆的统治者在今天的四川广汉那样一个地方,来统治那样一个古老的国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他也业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比如说三星堆古城的建设,那个古城的建设甚至都有地下水网络、地下排水工程,而且他要治水,三星堆的治水我们只是注意到他的青铜器,其实三星堆的古城我们去看,他那个城墙是梯字型,跟我们见到的秦或者是汉的古城相对不一样,所以这样一个城墙基本上不适合于防御作战,他的目的不在那儿,他实际上跟前就守着两条河,其中比较大的叫鸭子河(音),这个河经常容易泛滥,对他城市的安全就形成了威胁。所以他这个铸了很厚实的城墙,主要目的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治水。另外从公共服务商来说他已经建立了成倍军,而且搞了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我们看到的青铜器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建立了大规模的祭祀土台,这个土台我们很长时间内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然后以为那里面埋藏着宝藏,然后就不停地去啊,结果基本上就挖没了,基本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现在考古学家就认定这其实是早期的一个祭祀高台,修的工程很大,有人测算过,我这个文章里都写了测算要动用多少劳动力,修建多少年才能把它建成,但它实际上是当时的古代国家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祭祀活动也是公共产品。

 

这个三星堆另外还有它的内外的竞争对手,从它内部有些墓葬可以看出来它内部的矛盾还是蛮剧烈的,因为太久远了,我们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些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但是从三星堆埋藏的那些出土的东西可以看出当时的矛盾是非常激烈的,青铜大力人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青铜器物,它是被拦腰斩断的,被人砸碎的。三星堆的青铜器出土是两个器物坑,这两个器物坑里面的大部分都被砸碎,我们现在看到的青铜器实际上是一个修复完了以后的青铜器。所以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这么好的青铜器,又是涉及到自己祭祀的活动最重要的物品,就这样被人砸碎了人民埋在土地里面,这个说明了什么,现在都非常有意思。从外部来说,现在考古学界就是对于三星堆的来历一直弄不清它是从哪来的,有人说它是中原来的,有人说它是西域来的,也有人说它是外星人,因为它是完全跟中国中原的文化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他有人的形象,但是他不像中国人,所以有人说他可能来自于西域,现在都说不清。

 

近些年的考古发现它跟中原的关系很有一些瓜葛,为什么?三星堆上的青铜器有一些痕迹是夏朝的二里头文化当中有的,比如说北大的一个教叫孙华(音),他发现三星堆青铜器上面有一只眼睛,这只眼睛在二里头文化当中有一模一样的眼睛,这个就很有可能是有渊源的,因为同样一个形制图形,不可能在那个地方中原出现这儿也出现完全是一样的,肯定有一些渊源关系。再有就是历史记载,历史记载这个蜀,蜀其实是来自于山东,数是山东的一个部落,然后缗也是来自于夏,夏有后缗氏,这个后缗氏恰恰是跟夏朝早期的一些历史的事件有关系。历史上有个少康复国这样的一个事。这就是过去历史教科书上写寒浞发动政变把后相的政权夺取到手,然后后相的妻子叫后缗当时怀着身孕跑了,后面没有追上,然后她在其他的小国里面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长到18岁时候,他母亲告诉他你不应该在这儿,你应该当国王,现在的政权是在寒浞的手里,结果他的儿子联合了几个诸侯国一块把政权夺过来了,历史上就是少康复国。这个说明什么?他们来自于过去跟夏桀夏节(音)之后他们之间仍然有很深的矛盾,最后举族从泰山那个地方迁到今天的广汉,三星堆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实时受到来自中原的威胁,所以内部的治理相当好。所以我讲的意思就说明诺思的三点国家理论对我们研究税收和财政它的起源问题,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大家有兴趣的话都有我的那篇文章,已经在《学术界》学术里面发表了。然后那篇写上扬悖论,商鞅的关系到法治的悖论也是发表在《中国改革杂志》上,请大家多批评,我的发言到这儿,谢谢。

 

[ 李炜光 天津财政大学的首席教授、研究生导师,《现代财经》杂志主编,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世界税法学会理事,天津市法理学会副会长。本文为作者2016625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腾讯思享会与《东方历史评论》协办的「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主题报告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2016-11-23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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