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茅老师、张老师、陈老师，及其各位同仁，我下面给大家报告一下我写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讨论的问题比较简单，题目我念一下“经济分析的另一个原点：宪制或是秦制”。然后我就对《国富论》与《商君书》做一个比较。
内容摘要是这样的：我们都学过经济学，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原点，但它并不足以独自支撑起整个经济学的大厦。基于同样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加上秦制，二者作为分析原点，则可以产生商鞅主义的行为科学和治国学说。它具有并不逊色于斯密所开创的经济学的强大政策功效，但它不仅没有改善人民的福利，而且带来了灾难。因此，通过比较《国富论》与《商君书》，我们得知：现代经济学还有一个原点——宪制。但这一点却为大家所忽视。因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科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选择某种意经济学而不选择另一种经济学，就意味着我们选择某种生活方式而排斥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之所以以现代经济学为主，是因为它提倡的生活方式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选择一种经济学就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是关于宪政还是秦政的选择。
这个问题提出是这样的，以前我给本科生上《经济学原理》课。每次在上第一课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标志着经济学的产生。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很聪明的问我：为什么是那个时候产生而不是别的时候？这是几乎大家都承认的，但好像很少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斯蒂格勒说：经济学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之上建立的一个巨型的宫殿。而且这个原点的科学威力非常强大，产生了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我这里是想证明，这样一个假设虽然科学威力强大，但是他并不足以支撑现在的整个经济学大厦。我后面要证明的一点，就是，基于同样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也可以产生商鞅主义的行为和治国学说。
我们对这一暗含的原点的发现，是通过比较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及其公共政策含义与商鞅的治国学说及政策的比较中得到的。我们将展示，借助两个原点原点：理性经济人、秦政，可以推导出一个与亚当•斯密“自然秩序”截然相反的商鞅主义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推崇法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还有第二个中心是战争，奴隶生产社会井然有序，帝制清明高效，废除了世袭等级制人人平等，但是人人处于一种被任意驱使奴役的状态，这是一个全民的奴隶制，这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悲惨世界。而且这个世界的建构逻辑与亚当•斯密的建构逻辑有一个原点就是理性经济学，但不同于亚当•斯密另外一个原点是秦政，亚当•斯密的世界里面的构造是基于秦政，不同的出发点分别铸造了不同的世界。
为什么经济学诞生于亚当•斯密？为什么不产生于商鞅？顾名思义，经济学不就是研究经济的科学吗？但是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就必然有经济的存在。难道是因为人类对经济的系统性的思考是在亚当•斯密时代才开始的吗？或者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认为是亚当•斯密而不是别人（比如商鞅），奠定关于我们现在经济生活的分析体系？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乐意承认是亚当•斯密是我们如今还在使用的分析体系的鼻祖？要知道，认祖归宗特别是非血缘性的认祖归宗，很多时候就是一种认同既是一种科学分析上的认同，也是一种价值的认同和理念的认同。而这个认同是一种对（未来）生活的定位过程，其目的在于确认、认可这种经济学所提供、预示的生活方式，以及它为我们现在与将来所提供而为我们所接受、向往，并努力追求的生活方式。
当西方国家的学者著述经济思想史时，他们总是将源头归到在轴心时代的古希腊。而中国的学者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源头归到同处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以轴心时代的中国来说，关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系统讨论，其中就有《商君书》。该书是秦政开创者与奠基者商鞅治理国家的理论纲领。商鞅变法，不仅奠定了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基础，而且也为后世立下了治理的榜样——“两千年来之政，秦制也”（谭嗣同《任学》）和“百代都行秦政制”（毛泽东）。如果说《国富论》让英国走上了富强的道路，那《商君书》的政策效果不是更强大吗？它使当时处于受人鄙视、“被动挨打的秦国”（林剑鸣，2009）在100多年后就能一统天下。而且中国在其后的数千年里都是延续着商鞅所奠定的统治体制，也说明商鞅主义与其他政治哲学相比较而所具有的生命力与竞争力。由商鞅奠定的秦政帝国制度，被证明是世界上最持久的政治制度（费正清、赖肖尔，2012）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就说：“秦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
根据麦迪逊的估算，中国的人均GDP高于欧洲，这一成绩一直保持到15世纪，即使到教材上所说的充满屈辱的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之前的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3%。根据林毅夫的观点，一个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那么，商鞅比亚当•斯密更有资格被推崇为经济学的创始人。而且商鞅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中，他至今还“活着”。商鞅的强国主张，并没有因为随时间的流逝而削减其对当权者的诱惑力。即使两千年过去之后，其理念在最近对今天的社会制度仍然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比如说毛主席在他中学的作文里面写了对商鞅的那种惺惺相惜的那种延误的心情表达的清清楚楚。还有1996年年末的时候朱熔基副总理为了改革国有企业，当时有一个新闻报道，说是，朱熔基副总理在看了商鞅的资料以后热泪盈眶。大家也知道，作为中国政治方向标的CCTV1还曾经录播过电视剧《大秦帝国》呢。
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国富论》与《商君书》有可比较性吗？我们可以说《商君书》内容很丰富，除了国民经济管理理论还有许多社会管理的内容。其实呢，《国富论》也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它是一部具有一般性质的社会科学著作。而且，亚当•斯密和商鞅各自形成了自己所在的传统世界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导型思想，并构成了后续政策思想的底色。
我们设想这样这种情景，特别是现在高校里面有人，会说我们就一个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中国的经济理论，西方的经济理论不适合中国。如果在这样的情景下，我们如何说服对方，经济学只有一种，就是亚当•斯密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比如说，像田国强所说的，“现代经济学是一种中性的，它是没有地域和国别区分。”
但是，这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坚持，实际上是无法说服这种观点的，实际上，这两者对话是一种聋子之间的对话，我们与其坚持各自的新年，还不如向对方展示你所相信的哪一种经济思想，它将意味着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怎么样的世界图景。那么我们就会思考另外一个问题，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是值得追求的吗？这样的世界是我们的幸福所在吗？
Acemoglu在他201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的《政治经济学讲义》里特别强调，虽然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独裁的专制体制，甚至到20世纪末也是这样，但是，让人满意的关于独裁的理论模型是极其稀少的。还有，政治学家Wintrobe在他1998年著作《独裁的政治经济学》里面，也是贡献了一种关于独裁体制的微观机理。
我这里要贡献的是秦制体制的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让其与亚当•斯密的“自然秩序”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福利比较。我们可以比较结果，看到在秦制的这个模型里所展示出来的状态：民众只是君主的工具、财产，君主才是主体。这就是以秦制的跟宪制为背景的本质性的区别，这是在经济学模型上的表现。
其实，亚当•斯密的模型就是一个Ramsay模型。理性经济人是我们经常所接受的经济分析的原点，如果再加上宪政，就会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体制。关于这些细节，因为时间问题，我就没法儿跟大家细说。
我们经常讲亚当•斯密是写了《国富论》。但是，《国富论》的这个“国”字，在中文里面是会产生歧异的。亚当•斯密将国民财富定位为普通人的财富，在模型分析上，是一个社会里面人均的财富。这是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里面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普通人的福利到底怎么样。他在分析的时候，是从每一个普通人的个体的福利最大化出发的。而商鞅则跟亚当•斯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在我们构建的主体上就会看到很大的反差。
再看一下，亚当•斯密的自然秩序里面就会产生一个模型的推导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东西。在这个社会里面，思想是比较活跃的，政治是比较自由的，政府也比较中规中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亚当•斯密所展示的，根据他的出发点——“理性经济人+宪政”，就可以得到这是一个自然秩序的世界。
秦政的世界，其实是一个理性构造的世界，这是大家所忽视的。你看看，《商君书》里面说：“民之性，饥而求饰，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也。”“民之欲富贵也，其阖棺而后止”。“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商君书》）
商鞅坚信，人不仅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而且，具有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计算选择能力。他知道，人们是唯利是图的。商鞅对人的行为的刻画，他跟贝克尔对人类经济分析的依据的理论是一致的，二者在精神上是很相似的。哈佛大学的史华慈教授在他一本很有名的书《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里面论述，当你读中国古代法家的著作时，你会非常惊讶的发现，你看到的是一个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模型构建者，如果你看商鞅的《商君书》，商鞅和法家的分析框架在理性选择的逻辑程序上，与二十世纪的行为科学何其相似。
商鞅是秦政传统，是君本位的，它是从君本位出发的。在这样的一个体制里面，是“以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再看一下徐复观先生对商鞅的评论，“在商君法家思想里面，臣民就是人君的工具，富强是君主的唯一目的，而且他是以刑罚来作为统治的手段”。
我们在构建这个模型的时候，是用Stackelberg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后面要证明的，“理性经济人+秦政”，就造成了一个国强民苦的悲惨世界。因为时间关系，具体的论证，我就没办法再展开了。
再看一下《商君书》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商鞅构建的世界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思想是被控制的，君主只准人们进行农业生产，然后大家成为战争的工具，全民奴隶制，去道德化的，酷刑主义的法制，让老百姓很痛苦的。
再回头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亚当•斯密才是能够成为经济学的开创者？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学所得到的政策主张是要为人们所提供承诺和展示未来的图景。而且，这样一种学说是否能够走出学术圈，能够为社会所接受，那么，它的承诺是否可置信则是问题的关键。亚当•斯密的祖国英国，在他的年代里已经满足了亚当•斯密的自然秩序的前提条件。正是英国宪政建立、成熟的背景，使得亚当•斯密的学说成为了可置信的承诺。
看一下中国，虽然是秦政，但是我们还是有儒家思想的。但我们在秦政里面是缺乏制衡君主强大力量的制度性力量，使专制主义的政治现实与主张仁政的儒家学说所需要的前提条件落差实在太大，以至于儒家思想只能成为一个政治装饰品，而没办法成为一个可置信的承诺。而且，事实上，在汉代以后就开始，儒家已经严重的法家化了。也就是，儒家仁政一个最大薄弱的一端，就是他一切的主张都没有进行实施的政治基础。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前面给大家展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比较斯密与商鞅，其实就是比较两种生活方式。为了给大家论证一个东西就是，“理性经济人+宪制”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理性经济人+秦制”就是国强民苦的悲惨世界。二者的共同基础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不同的逻辑原点在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背景是秦制，其政策主张是以民为本位，追求的是代表性的普通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商鞅的追求的君主效用最大化，这个就是我们尊亚当•斯密为经济学开创者，而不是商鞅。
我们这里还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把“宪制”叫做是经济学的原点？这是因为，我们通常印象里，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创新都是表现为经济分析的约束条件上的改进和发展。而我们这里，所展示的是，以“宪制”或者“秦制”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我们将是两个不一样的分析程序与结论。
我再补充一下，林毅夫先生提出一个很有名的命题，就是说经济理论是中心以前是英国，现在是美国，他说，再过二十年以后就是中国。但其实经济现象的重要性并不是由于该国经济总量大而决定的，更重要的是该社会中普通公民的福利状况和生活方式是值得其他国家效仿和追求的，这就是我对林毅夫先生命题的一个补充，谢谢大家。
[ 许建明 清华大学农村经济研究院博士后。本文为作者2016年6月25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腾讯思享会与《东方历史评论》协办的「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主题报告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2016-11-23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