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赵士林教授开宗明义的指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发轫期,曾经掀起了一场文化热。那场文化热的氛围、诉求和五四完全合拍,和今天所谓的国学热那是针锋相对。然而,短短30年,中国人的文化诉求就恍若隔世。河东河西论、儒家文化拯救世界论此伏彼起。我们有的外国没有,外国有的我们早有,当年清末的这种心态逻辑甚嚣尘上。以所谓东方神秘主义贬科学,甚至反科学,将科技妖魔化成为时髦,而所谓政治化儒家则不遗余力地攻击现代民主理念。他们不仅要重建儒家在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甚至还要将儒家的伦理政治主张直接确立为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教合一的吁求较之清末的顽固派犹有过之。
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国学热还从改革往后退。改革开放30年,不时有反改革的势力沉渣泛起,开历史倒车,搞的乌烟瘴气!国学热中很多人打着维护和弘扬传统的旗号,攻击改革开放,认为道德崩溃、信仰危机、贫富悬殊、腐败猖獗、人性堕落都是因为人心不古。而人心不古完全由于改革开放,于是主张回到50年代,回到计划经济,回到毛时代。甚至于主张为文革翻案,为四人帮平反,再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转专政下继续革命。
国学为什么能够热,赵士林认为,电视乃至现在的新媒体,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浅薄化和媚俗化,使竖子一夜成名。如煞有介事地为商纣王这样的暴君涂脂抹粉,甚至称秦始皇为仁君,为了美化清朝专制政权,竟然为文字狱翻案。另外庸俗化倾向也使迎合市场的趣味,专门炒作所谓实在,哗众取宠,丧失了起码的文化良知。更有甚者,一些骗子混迹其间,误导毒害亿万社会基层的民众。
赵士林强调,儒学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存在。意识形态是以特定的道德价值为动力,以特定的政治诉求为核心,以宗教般的热忱、信仰和使命感,推行特定的思想、文化、理念,道德、政治、宗教有机组合。而中国自古至今就是意识形态的大国,因为中国的文化结构从发轫期开始(轴心时代开始)就体现了政治、宗教、伦理的混合倾向,这和意识形态的模式是高度同构,基本重合。赵教授认为,儒家意识形态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强调以道统制约政统,以儒家的政治理想规范国家政治权利,讲社会责任、讲道德义务、讲批判意识、讲担当勇气、讲抗议精神,确实很了不起;而另一方面,儒家意识形态的负面性同样在历史上留下十分恶劣的影响,那是与道统抗衡政统相对应,道统配合政统。道统和政统同构,道统为政统提供意识形态辩解,乃至体制化儒生强化固化专制制度的种种努力,对两千年专制帝国的所谓超稳定性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到了汉儒开始(汉代),为专制帝国大规模地、成系统地提供意识形态服务。曲学以阿世,歪曲学问;枉道以从势,颠覆最基本的价值来屈从于政治威势,这是后世体制化儒家的常规表现。存天理、灭人欲;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君王圣明,臣罪当诛;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宋明理学的意识形态,配合朱元璋这种独裁者,将君权绝对推向顶峰。现在为儒家辩护的人惯用的理由是先秦儒是好的,后来被统治者利用了、扭曲了,才搞坏了,但为什么统治者那么喜欢利用儒家,而不是其他各家?就是因为儒家思想的思想结构最有利于皇权专制主义的培育。我们当然还是要区别原儒和宋明儒、文化儒和政治儒,特别要区别君子儒和小人儒。但是政治结构的强大吞噬能力,却使君子儒寥若晨星,小人儒争先恐后。现在儒家的表现令人极端失望,完全丧失了抛弃了儒家的抗议精神、担当意识,成为公孙弘那样的小人儒,例子不胜枚举。
他表示,近期海内外活跃的新儒家,也回答不了以下三个问题:
1.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平等的,还是有等级的?
2.道德优越性的根据是什么?一张嘴你们就有道德优越性,你哪来的优越性?
3.即便你那套政治设想,儒家伦理政治理想的诉求应该成为目标模式,落实它的架构、保障它的体制如何建立?
特别是面对这样的历史史实,最缺德的势力每天都在为自己涂脂抹粉,涂抹最道德的色彩。最无知、无耻的小人,每天都在将自己装扮成大智大德的圣人,对此儒家根本没办法破解。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思想建构的历史实在是乏善可陈,并不光彩,儒家思想体系绝对导不出现代宪政体制,儒家宪政论可以休矣。
评议阶段,盛洪教授则提出了不同的角度,他认为从来没有一个和传统完全无关或者完全颠覆的一个现代。但他也承认,跟赵教授的区别在事实上没有什么,只是态度上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