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视角下的人类起源与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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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实录

[第590期]

宏观视角下的人类起源与中华文明

时 间: 2018-02-09

地 点: 天则经济研究所会议厅

主讲人: 苏三

主持人: 秦思道

评议人: 郑也夫、吴思

版权所有: 天则经济研究所,转载须注明出处。

综述



作为非学院派的民间独立学者,使用笔名苏三首先强调,“我经常号称“文明学”是我创立的一个新学科。文明学是个什么概念呢?以文明为核心研究其起源、发展及明天,也就是研究文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核心就是研究文明的发展规律。


她介绍,文明学就是一套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套重新解释世界的新哲学,一场认知革命。目的是解决人类是从哪来的?我们是谁?我们将走向何方?这些从古至今大家都在问的问题的。而文明学重要的基础是分子人类学。分子人类学的结论是“现代人出非洲”,也就是说今天所有地球上的人都是从7万多年前的非洲出来的。以往对于人类的起源有一些假设,主要是过去100年的研究,建立在化石说基础上。比如中国一百万年前发现有什么样的化石、五十万年前发现的什么样的花石,十万年什么样的化石,排列起来,但是,其实中间有很宽的缝隙,有的缝隙甚至是几十万年。


分子人类学是从近代的遗传基因这样一个理论发展出来的。借助计算机技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加速。到2006年,基本上全球人类学界就达成了一个共识: 承认分子人类学所建立的现代人出非洲理论,不再讲化石的那套理论。现代人是人类学的术语,不是现在的人,孔子、苏格拉底、苏三都叫现代人。分子人类学理论认为,现代人的出现大概在二三十万年前定型,也就是从解剖学上跟今天的人没有任何差异的人就定位叫“现代人”。


她认为,关于人类文明的进化,她是线性理论坚持者。人类是从人科开始,猿人开始就可以叫人类,无论是人类的进化还是文明的发展,都交织着必然和偶然两种因素。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今天地球上每一个人,母系实际上是同一个,来自大概30万年前的妇女。人类出非洲后大概五六万年前就在西亚这地方演化出来了好几支,从分子人类学的术语叫基因突变,一旦基因突变之后就跟上一辈有些些微差异了,就命名一个新的支系出来,东亚人到达的时间实际上已经推到2万多年前。猿人的老巢在非洲地区,地球的环境一改变,尤其是一有冰期,北方跑出来的跑到中国、跑到欧洲或者其他地方的就都死了。死了之后就只有非洲这地方的留着,在赤道地区,还在继续进化。


她提出,宏观研究文明的第一个规律:地理、地缘对人类文明的恒定宏观作用。人类最先进的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是旧大陆西部区域,就是印度半岛以西的欧洲南部、整个非洲与西亚。东亚地区在当时属于落后地区。为什么东亚落后?因为地缘。不是我们人种不行导致落后,是我们距离非洲太远;并且中间还隔了一个青藏高原,普通人翻不过去。东亚的落后明显是地缘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因素。气侯把每一个不同地区的人类一次次都杀死了,只有非洲赤道地区的现代人才活了下来。所以地理、地缘还有气候对于人类的恒定影响,以前研究的小历史、小文明根本观察不到,现在我们研究的大历史、大文明是以极其宏观的尺度为框架的,所以许多看法就变了。知识的颠覆与革新也是肯定的。


她表示,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的文明紧密相关。而人类始终都在北非、西亚地区、欧洲地区来回的交流碰撞发展,所以文明最先在这旧大陆西部最发达。东亚距离他们远,所以东亚属于边缘地区,旧石器时代就比较落后。比东亚更落后是美洲,因为比东亚还远。人类的文明与人类当初出非洲一样,到处游走,在文明这叫传播性在一个地方发展发达之后就会向四处传播,并且有明显梯度分布,交流充分的核心区不断交流就最发达,其他地区按照距离核心区的远近而决定先进还是落后,在近万年内的人类文明的梯次原来是如此形成的。


她认为,“文明”的概念要重新定义,她定义的“文明”,人类的行为及其发展轨迹统称为文明 ;第二文明就是你经常看到的历史书里面讲的那个“文明”,狭义的文明,或者是人类学上从5500年开始西亚生发出来的文明,可以文字的出现为标志,东亚的文明是3300年前,以甲骨文的出现为标志。我们知道东亚跟西亚的文明差1500年左右。这个时间差跟人种没有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跟人类起源地有关系,属地缘效应。 第三个涉及的“文明”是什么?就是有价值判断的“文明“,这一种“文明”相当于“礼貌”,是形容词,属褒义词。


她强调,在旧石器、新石器、工业文明3个人类最大的文明突变节点,全部都发生在旧大陆西部地区,先进都跟东亚无关,所以结论——东亚自古就落后。中国人非常重视汉唐,所谓盛世。但是放到全球、放到人类自古以来的三次文明大飞跃里面,它不是文明的大飞跃。汉唐就是中国出现了几个比较胖的大地主而已,没有什么更新的东西贡献给全人类共享,到今天中国都都没有出现过这一种情况。


她最后表示,文明学提倡发现落后、承认落后,但不是消极下去,而是要积极的寻求方法去改变落后。100年前的人们很可能是漏掉了文明这个根本大“项”,所以在实践中引发了无法的悲剧。现在要调整过来,不仅发现了“文明”,而且让制度服从于文明。只要文明发展快,就可以很快追赶发达国家的一切。她认为:中国近现代所遭遇的问题,既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政治问题,而是整体性的文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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