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陆铭教授首先强调,在经济学中,错配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问题本身十分前沿,关系到错配问题到底应该从哪个角度去看,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存在严重的空间错配问题,并由此对经济状态产生了诸多误解。例如,数据和分析,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阶梯式的下滑,关于经济增长的下滑,现在中国学界存在很多争论和讨论。有人说它是新常态,因为中国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变化。还有人认为这是周期性的问题,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说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就是错配的问题,不是新常态,更不是周期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是政策失误的问题。
今天中国经济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中国人仍然在往高处走,这个“高”我在括号里标明,指的是中国的东部和大城市。但是我们的资源却在向低处走,这里的低处指的是中国的的中西部和中小城镇。我们的政府非常强大,至少能够控制两项资源:第一项资源:建设用地。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随着城市的房价提高,大量农业用地转化成城市的建设用地;但我们有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的指标,中国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在往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和中小城市配置。第二项资源:资金。资金主要涉及到转移支付和企业所获得的补贴。这两项政府控制的资源也大量向中西部倾斜,之后我还会谈到地方政府的负债,在地方政府的负债中,中国中西部省份所占的份额也在持续地提高。
这两项资源往中国的内地(中西部)一转移,很多农民工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那就是,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或者从事类似于农业生产的工作时,收益相对于从前,好像有所提高,于是有一部分的劳动力不出来了,选择在家乡附近就业。这就导致了原来的人口流入地出现所谓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我不认为中国在2003年以后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是刘易斯拐点,而是政策拐点,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土地和资金这两项资源被政府用来鼓励劳动力留在老家不出来,于是在人口流入地形成了所谓的“劳动力短缺”的拐点。
他认为,这个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在思想观念上存在两个非常大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我们总认为我们的做法有利于地区之间平衡发展,我后面会谈到这个平衡发展的理解,严重混淆了规模的平衡(均匀)和人均的平衡之间的关系。我们追求的平衡是一种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真正有意义的平衡发展是人均平衡发展,而我们把这两个平衡完全搞混了。事实上,我们在追求经济和人口均匀分布的过程当中,实现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却造成了大量的资源空间错配,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地下滑。第二个误区在于:因为我们国家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始终认为政府的力量可以抵消市场的力量。而对于市场力量指引之下出现的一些现象,我们始终不承认这是规律,认为这只是现象,这样一来,政策实施下的很多结果违背了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学规律。
随后陆铭教授用详尽的数据、图表,通过对中国人口流动的分布、土地、开发区热、资金债务、中国TFP(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城镇化进程、土地供应与房价、美国走向平衡、中国效率与平衡兼失、“中国经济欧洲化”现象、地方债务形成机制、财政和转移支付等方面的全貌分析,得出总结,他认为大的国家要有大思维,一个国家有三个目标:统一、发展和平衡。第一,市场统一,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第二,货币统一;发展:现代经济的发展靠城市推动,又由于规模经济,主要靠大城市和大都市圈推动,因为它有规模经济效应;平衡:大国发展当然要靠平衡发展。但我们一定要取代原来发展的模式,不能再把经济活动和人口的均匀分布作为平衡目标,而要在集聚中走向人均意义上的平衡。这样的话,统一、发展、平衡三个目标可以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