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讲一下余老师逝世前后几天的事。18号，高岩和李婧去医院看了余老师，20日晚发微信给我，说余老师的病情不好，骨瘦如柴，好在靠设备稳住了。知道后，我与夫人商量去医院看望，25日发微信给高岩，问余老师的病房号，第二天，高岩告诉我，谁知余老师23日就走了。28日接到李婧电话，说余老师走了，我立即给他家打电话，无人接听，就给他儿子打电话。知道余老师走时的情况。30日，我夫人去他家看望余老师夫人，她们二人的关系很好，两人聊了一天。讲了余老师的病情以及生前的一些情况。
我和余老师同事55年，是老朋友了。他1962年留学苏联回国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思想史组工作，我1963年报考杨坚白教授的研究生录取到经济所综合平衡组学习。当时我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青人，未成家，住在三里河经委大楼的集体宿舍里，每天晚上吃完饭，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在河边和大街上散步聊天，悠闲自得，十分快活。
文革前，除了晚饭后的散步闲聊以外，其他交往不多。文革中，我们是一个群众组织，我是头，他是成员，彼此接触和了解很多，70年代末先后结婚成家，他恋爱过程的趣事我们都知道。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余老师带着他儿子住在经济办公室所里，我也没有房子，住在经济所大楼的洗澡间里。晚上经常去余老师那时聊天，相处得非常好。
余老师为人和善，与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特别是文革中打派仗，伤了感情，但余老师与两派的关系都非常好。比如，我们在文革中批判过董辅礽，董在一个时期与我的关系就比较僵，但余老师与董的关系很好。我夫人1979年借调到经济所，当时政府规定，谁借调谁发工资，经济所政工组的负责人同意借调，但借调来以后，他不给工资，否则就回原单位。因董与该负责人的关系很好，我去董家求他给说个情，不要我夫人回去，董一直未表态。我没有办法，只好告辞回来，其心情可想而知。我夫人10个月有没有工薪，我一家四口靠我的69元工资生活，也不给老母亲寄生活费了。后来见了余老师，我向他诉说此事，余老师说，“你还不知道，老董就这么大个心眼（用大拇指卡着小指尖）！”。并劝我不要着急，慢慢想办法。余老师和大家的关系处得很好，确实有长者风范！这一点大家都体会到了。董爱才惜才，当我在学术上有了成绩，我们的关系也和好了。据经济所原来的人事处长告诉我，董还要他帮忙解决我夫人的调动问题。
再一件事。大家知道过去余老师研究什么吗？他从苏联回来，研究布哈林的经济思想。那个时候，主流经济都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一套，布哈林是被斯大林批判的，人们很少了解，余老师研究布哈林等人的经济思想，使我们了解了当时的一些争论，确实学了很多东西。
我再讲一件最近的事儿，余老师做事非常认真，这一点大家知道。比如，我写的《中国经济学风云史----经济研究所60年》，有些章节的初稿我给余老师看，因为他很熟悉，给我提供了一些重要材料和很多宝贵意见，上卷（1）出版后，我送余老师，上卷（2）出版大概余老师已经病了。余老师从头至尾看完后，挑出来32个错别字， 一个一个在哪一页，写得清清楚楚。我很感动，不认真看书是挑不出来。我拿回去以后，都按余老师指出的改正了，并将余老师的这张勘误表（拿出让大家看）作为纪念保存了起来了。
余老师与人为善，帮助和保护同仁。上世纪90年代，樊纲、茅老师、刘军宁被点名批评，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重新查博士论文，看有没有所谓自由化，结果把樊纲的博士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分给余老师，余老师不想随声附和，但是看后又没有完全把握，就来找我，他说，“他们搞这玩意，看来是要整人，要我重新审查，你说怎么办？给樊纲评语我怎么写？”我说，你就写樊纲的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综合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主进行综合的，不仅没有自由化的问题，而且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余老师就按这个口径给樊纲写了评语， 樊纲的论文就过关了。问题在于当时的论文审查都要指导老师表态，樊纲的导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意见，所以余老师的评论起到了重要作用。
余老师在所内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很大，这大家都看到了，我就不说了。回忆起与余老师共事的点点滴滴，的确令人深深怀念！他上次住院时，我曾给他夫人打电话问过病情。这次没有来得及去医院探视，他就走了，心里很抱愧！我们是有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了，在天则所合作的也很好。
我补充一句，余老师负责学术部是时间最长的。开始王立忠等等换了好几个，说明不是太安心做这个事情，以后都走了。怎么办？ 当时得找人，没有人管这个事儿是不是？我夫人提醒我余老师退休了，请他来。我觉得做学术这个事还得行家。余老师懂得这些，所以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从1997年到最后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踏踏实实做这个事情。
愿余老师在天之灵安息！
[ 张曙光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2018年9月3日在「余大章先生追思会」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