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高岩告诉我，余老师病得很重。当时觉得过些日子再去看他，没觉得那么急。我当时跟高岩说，让我们共同为他祈祷。然后上个礼拜一，李婧说到这件事。我就跟蒋豪商量是否这两天安排去看一看，也问了医院床位，就想着上礼拜找个时间，也没觉得特别急，但是也觉得余老师病挺重的。没想到突然就有消息说，余老师已经去世了。我说余老师这个走法，也反映了他的一生，他一生就是这样，行事低调，不愿去给别人找麻烦，自己的事就自己处理。包括他最后决定，这个决定其实也反映了他的为人。就是人病重，他有个心愿，不愿意让亲人朋友为他付出更大的代价，他最后拒绝吃药。
前两天正好是美国参议员麦肯恩去世。麦肯恩也是停止治疗，第二天就去世了，很快。很多人最后就是做这样的决定，“我就走了，不要管我。”包括当初科斯也是这样，他那年本来要到中国来，后来他得了感冒，再后来他做决定，“我不治疗”，就走了。其实这表现了一种态度，确实令人感动。后来听余师母说，余老师的病最后是肾衰竭，不是肠癌。余老师一直身体特别好，大家都很佩服。当时说余老师身体第一，冬天不穿棉袄等等，大家觉得余老师太厉害，余老师肯定长寿。我觉得有一个误诊的问题。就是目标没对，结果肾衰竭去世，不是肠癌去世。
大家说余老师很谦和，很低调，甚至有时候就觉得他好像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不是引人注目的、也不是聚焦的一个人，但是做到这一点才不容易。因为把关系处理好了才不会引起令人关注的事情，事情做好了才不引人注意。这正应了老子的“太上，不知有之”，就是最棒的人是让人不知道他存在的。就跟道一样，道就是自然法。所以天则所要感谢他，他做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并不引人注目。
余老师是学术部的主任，我们天则所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这种声誉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包括学者的定位，天则所的特色，宽容精神，也包括了余老师的为人处世的方法。余老师直接跟这些学者打交道，这500多期的双周论坛，包括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跟各种各样的学者打交道。你要知道学者是什么人？学者是有学问，又特别有个性的人，所以学者其实是不好伺候的一帮人。但是余老师跟哪个学者有冲突？没有，他在为天则所跟学者打交道，把事情处理的比较妥贴比较细致。这是天则所成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如果余老师经常跟学者发生冲突，不是好事。所以余老师的这样一种风格，润物细无声的风格，是非常棒的。
所以，这是我们怀念余老师，我们感谢他的地方。余老师不是聚光灯类型的人，但他是必不可少的人。我们大量工作，几乎所有的学术活动，都有余老师的贡献、心血。一个是天则双周学术论坛。我们说，双周论坛，一是张老师的贡献，一就是余老师。上次在500期的时候，我们就说，张老师跟余老师合作，我们才有双周论坛。还有一个是制度经济学讲研班。新来的同事们可能不知道，余老开启了这个讲研班，有一段时间非常有影响，每年夏天，高校很多老师都要参加讲研班。从1998年开始办，大概办了至少有10年。余老师单独操作每件事，每年都做，也团结了大量学者。还有农村干部培训班，那些年也是每年都要下乡去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非常细微的编辑工作，比如像《中国经济学》系列丛书每年都要编。这项工作最早就是余老师看各种各样的杂志，从中初选，后来有一个学术委员会挑选，再后来有几个专职的编辑精选，很多文字的工作都是他自己做，这都很细碎，很不起眼，但是这样一个系列也是形成天则所学术声誉的一部分。包括《制度经济学案例研究》的编辑工作，《内部文稿》等等。
余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贡献对天则所是巨大的、必不可少的。余老师这种精神我们要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像余老师那样做一个谦和的人，能够和大家和睦相处，能够团结各家各派学者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学术平台，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做贡献。作为天则所的一员，余老师的这种风格、这种精神也是我们天则所的精神之一。
[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2018年9月3日在“余大章老师追思会”的发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