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讨论创新研讨会”第五单元
时间：2014年5月6日下午 地点：耿丹学院
主题：新结构经济学
主讲：林毅夫
主持：史正富
评议：何全胜
讨论： 管毅平、茅于轼、冯兴元、毛振华、张曙光、聂庆平、孟捷、曹正汉、杨其静
正文内容如下：
史正富：
太热烈了，我们讲新结构经济学，我们都很熟悉，请林教授做报告。
林毅夫：
实际上我的题目是很不合时宜的，有两个原因，这是一个老题目，2012年6月份从世行回来以后，在不同的地方讲过这个题目，有的人听过不止一次，我再讲这个题目内心有点亏欠，另外跟今天的题目也不太一样，今天讲跨学科，而我这个完全想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当然，跟今天有一个共同点，我觉得现有的很多主流理论，尤其在发展经济学里面，是不适用的，我们必须建立新的理论体系。我用最传统的方式，我觉得跟刚才杨教授讲的也有共同的地方，其实有很大的问题，用最传统、最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来解释这个现象，不见得要去找那些非常新的东西。发展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的被殖民的地方，或者是半殖民地的地方开始取得政治的独立，开始追求他们的现代化，我们知道有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但是到现在，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只有两个经济体，然后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只有十三个经济体，这当中有八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跟那些老的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差距本来就很小。也就是说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一直陷在低收入陷井跟中等收入陷井。当然我这个陷井是相对来说的，它跟自己过去比可能收入还有一点增长，但是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没缩小的。
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什么？我领导界银行这么多年以后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凡是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做政策的没有一个成功的，少数几个真正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然后进入到高收入的，或者是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那五个经济体，它们的主要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从主流的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政策。所以我想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框架之下提出来的，也算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但我同时也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个挑战，因为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国内经济学界开始的切入点都是从西方取得的理论。
今天我谈为什么要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是解释现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大家知道发展经济学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从现在主流经济学当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分支，但是从它变成独立分支以后，它在认识世界方面好象能够帮助我们，但在改造世界方面一直是失败的，所以一直有反思。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刚成立的时候，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叫新结构主义，当时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差距那么大，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差很大，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那么低？因为没有发达国家那种非常先进的、资本很密集、技术很高的现代化的大产业，这是当时它当时对收入差距这么大的一个认识，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去发展那些现代化的大产业呢？当时的看法是市场失灵，所以做出的政策建议就是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来克服市场失灵。这也可以讲是进口替代战略，但导致的结果，按照这个理论运行都失败了。到了70年代、80年代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可以讲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开放，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当时当然是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帮助下进行改革开放，当时的发展经济学主流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但我跟你说，这个新自由主义在国内还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那些发展中国家经过了30多年的努力，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呢？他们当时的看法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的有效的市场体系，政府有太多的干预，政府失灵，导致资源配置失灵，导致寻租。因此当时的建议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你的资源要有效率，要避免这种腐败的现象，那么就必须建立完整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写的报告大家知道：休克疗法、私有化、自由化，还有市场化，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些按照新自由主义来做政策的国家，80年代、90年代实际的平均增长率，低于60年代、70年代，而且80年代、9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也高于60年代、70年代，因此有些经济学家，把这个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80年代、90年代称为是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这段时间里面当然有少数成功的，像前面讲的少数的几个，比如说50年代、60年代，少数的几个成功的经济体，推行的不是当时主流的进口替代，发展现代化大产业，而且从很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小型的产业开始推行的，他们成功了，所以他们背离了当时的主流理论。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开放，经济转型，有少数国家取得稳定快速发展，他们采用的政策是渐进的、双轨的。我们再回头看看，80年代、90年代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渐进的市场双轨经济，但是现在改革成功的就就是少数哪几个采取了最糟糕的渐进路径的国家，少数的真正能缩短跟发达国家差距的，市场经济迫使走向市场经济，但是不管是在发展或转型当中，政府的作用都非常明显。政府都发挥了积极有为的作用。既然我们的理论的目的是在认识世界，在解释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个差异的时候，不管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否可以解释，但是作为改造世界的手段都失败了。当然，我们应该反思，这是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时代背景。
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时候，我一直讲我们必须回归亚当斯密，但是跟杨小凯不一样，杨小凯所谓回归亚当.斯密，是回归分工，我认为分工或者市场的重要性都是亚当.斯密在研究18世纪以前世界的一个归纳总结，但是世界在变革，我们应该学的是亚当斯密的精神，不是亚当斯密的结果，就有点像齐白石说的，像我者死，学我者生。应该向亚当斯密学的是什么？国富论的全称，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我们应该回归到研究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那个本质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然而时代是在变化的，问题背后的本质跟决定的因素是在变的，我们不能因为亚当斯密或者国外哪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证明哪一点很重要，我们就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不见得。为什么？现在的经济增长，其实亚当斯密没看到，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现在才有的现象，我们知道在18世纪以前，不管在哪个地区，人民收入的增长基本上等于零，收入增长快是发生在18世纪以后，为什么18世纪以后收入增长快呢？我们知道，是因为工业革命的产生，新的技术不断创新、不断被发明，不仅是在同一个产业的新技术不断发明，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新的、价值更大的产业，规模经济越来越大，需要的资本越来越多，扩及的市场范围越来越大。这个技术、产业跟因为技术产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市场范围的扩大，所要求基础设施的完善，跟上层建筑里面各种制度的安排，包括金融、法律的完善，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很多的现象是亚当斯密没有看到的，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亚当斯密，我们应该用亚当斯密的方法，而不是不断阐释亚当斯密的结论。
为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我主张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我前面所讲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安排这些结构不断变化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以及它们为什么不断演化，我觉得发展经济学应该研究的对象是这个，应该获取的认识是这个，为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惯例，如果按照新古典的方法，研究农业应该叫农业经济学，研究金融应该叫金融经济学，研究结构应该叫结构经济学，为什么加个“新”呢？因为有结构主义，就像North，他其实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的结构因素与本质，它应该叫制度经济学，但原来有个制度学派，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所以诺斯为了区别于它，就叫做新制度经济学。我叫新结构经济学，其实是为了跟结构主义区隔开的，我是用最传统的新古典的方式来研究一个国家在一个时点上，是什么在推动技术、产业、基础设施、上层建筑结构这些东西的变化。我从一个很简单的切入点，我认为这些结构是内生于在每一个时点上面的要素禀赋跟它的结构，应该讲这是一个新的视角，因为我们知道要素禀赋的重要性，除了在国际贸易之外是没人谈的，看现在的经济基本是没有机构概念的，而大部分的政策失败实际上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
另外我想在这里提一下，禀赋跟禀赋结构的重要性，我们经济学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够，为什么？我们仔细来看，禀赋跟禀赋结构在每一个时点上是给定的，你要研究发展的时候不断变化，当然禀赋是可以积累变动的，但是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第二点重要性是什么？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看，一个国家在每一个时点的禀赋实际上就是统一算，禀赋有多广，就会决定它的相对价格。我们经济学家在分析里面除了讲总预算跟相对价格之外，我们其实任何分析到最后都归纳到这两点上面，不是因为总预算因素不一样就是相对价格不一样，我们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却把你在经济学分析上面最基本的两点，在研究问题上忽视掉了。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每个时点上面要素禀赋跟结构决定那个时点上面的比较优势，如果你按照比较优势选择技术跟产业，你的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你会有最大的竞争力。所以按照要素比例的结构来决定你的产业跟技术选择，就应该是最优的选择。在这一点上，我想插一下跟小凯的不同，小凯的假设模型里面是把禀赋结构的差异性全部都抛除掉，他就有点像 Paul Krugman，在解释国际贸易的时候，为了强调分工的重要，所以他就把所有的禀赋的差异都消除掉，认为禀赋没差异，Paul Krugman在解释这个的时候是有用的，因为他观察的现象是世界上70%的贸易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只占30%，既然都是发达国家的话，那它要素禀赋跟结构应该是大于或相等。所以他当做是没差异的，既然没差异为什么有国际贸易，所以他跟小凯一样。如果小凯要得到诺贝尔奖，应该是跟Paul Krugman同时得到，因为这是同样的道理。当然，小凯的贡献很大，但是我们知道理论要解释的现象不一样，你要做的角色，你的工具是不一样的，我要解释的不是同一个发展国家为什么会有贸易和交换，我要解释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变成发达国家，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它最主要的是发达国家资本比较多，劳动力比较少，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比较多，资本比较少，我当然必须从 Heckscher和Ohlin的要素禀赋的差异讲起，才能够解释这个动态变化，所以我并不否认小凯的贡献，但是解释的问题不一样，所用的工具就要不一样。
在这个状况下，我们希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劳动力水平不断提高，产业资本跟劳动的密集度必须越来越高，但是既然最优的产业结构是内生要素比例结构，所以如果你要提高产业结构到资本比较密集的水平的时候，前提是什么？必须增加在经济当中的要素禀赋当中的资本的拥有量，所以前提是必须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但同时既然你生产发展了以后，规模越来越大，市场交换越来越大，硬的基础设施，像电、路必须不断完善，而且你面临的资本的需求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高，所以你的金融环境结构不断改善，法律环境必须不断改善，这是经济动态变化的过程，但是动态变化的过程从每个时点上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我觉得还是按照你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你的经济比较好，因为你将有最大的竞争力，有最大的竞争力，你就会有最大的剩余，而且你的投资回报率最高，所以在剩余当中你会积累成资本最大，你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社会水平不断提升，你也要不断完善你的法律设施跟法律环境等等。
我在这里跟小凯有一个博弈，我并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但是你切入点是先改制度还是先改基层建筑的东西？这是差异。现在我们看到的低收入陷井或者是中等收入陷井，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这种不断结构变迁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制度安排是政府跟市场，我觉得从这个很简单的逻辑推理可以看出来，因为你既然是要按照比较优势来决定技术跟产业，企业家不关心比较优势，只关心利润，你怎么样从个人的利润的追求，变成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主观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当中必要有机制转换。充分反应要素在经济当中每个时点的相对稀缺性，能够灵活反应要素稀缺性的是市场，所以必须要有有效的市场，既然有效的市场那么重要，为什么还要谈政府？因为经济发展不是一个静态的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不断进步，产业不断升级，而且基础设施跟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些过程当中首先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风险比较高，他失败的概率比较大，他不断给别人创造有用的信息，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所以你必须有外部性的补偿，而且你不仅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成功不成功还决定你的这些基础设施的安排，不管是基础设施还是制度的安排，能够随着产业的发展的特性的需要不断去完善，这些都没有办法内化在企业家个人的决策里面，所以你必须要有政府，还必须有一个因势利导的有为的政府。
从这里来看，结构主义为什么失败？因为结构主义的建立是比较优势，要在一个一穷二白农业上面建立现代化的大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这些企业开发过程当中就没有支撑能力，企业家从逐利的角度就不容易发展，但是结构主义把企业家不愿意选择的原因认识错误了，认为是因为各种结构造成的，它是要素禀赋结构造成的，过程干预扭曲，资源配置错误，寻租。华盛顿共识为什么失败？我想有两个原因，它对原来存在的扭曲的原因外生了，但是从我从前面的分析来讲，原来存在那么多扭曲、干预是内生的，因为有一大批没有支撑企业家在那个地方，如果按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想法，把那么多的扭曲，那么多的企业全部垮台掉，大量的失业，造成政治不稳定，当然不能发展经济。那些先进的产业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还认为是先进和需要的，所以即使私有化以后，很多国家还是为了让它保存下来，继续给它保护补贴，而且保护补贴实际上比在国有时候还多，我认为国有企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当时有一个推论，如果他是因为所有制的问题，以后不需要补贴效率就提高了，但是按照我的推论，它既然不符合比较优势，还要继续给它补贴，私有的时候要给它保护补贴，会比在国有的时候保护补贴多，我跟威尼斯辩论，在国外跟很多经济学家辩论，现在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苏联跟东欧转型以后，原来的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保护补贴的量比原来多得多，华盛顿共识失败还有第二个原因，它反对任何政府的干预，但是我等一下要讲，成功的国家从十五六世纪以来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不是由政府的干预成功的。所以你不能说是很多失败，然后你就认为不干预，不干预没有成功的国家，包括比如说在拉丁美洲，华盛顿共识的模范生是智利，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已经30多年了，导致的结果是没有任何的新产业出现，两极分化不断恶化，社会也不稳定。最糟的政策为什么后来会取得好的成果？它实事求是，我不补贴，那些就会死了，所以一起补贴，另外那些一直不能进入的产业，政府扶持之下，稳定跟快速发展同时取得，这些新发展的企业又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所以它可以发展得非常快。前面很简单的角色推出来这些复杂的现象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都知道，很多东西复杂不复杂决定于你的参照系对不对，参照系对了，复杂的东西就变得简单了，参照系不对，简单的东西也变得复杂了。
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最重要的是要增加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然后可以比较好的改造世界，这里举几个，比如说金融机构，如果读现代金融经济学的话，没有金融结构的概念，认为最好的就是大股票市场，大银行风险投资，但是如果你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话就会发现，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它的产业特性、技术特性、风险特性、资本需求的特性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状况之下，能够满足这种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金融安排是不一样的，所以金融机构应该不一样。我到世行之前，有几个同事非常有名，90年代到2000年这段时间，他们发了大量的文章说，金融重要的是深化，结构不重要，我跟他们讲了很多以后，现在他们也开始改了，认为结构重要。人力资本，我应该讲是Gary . Becker和舒尔茨 (Theodor Schukz)的学生，两个都是所谓人力资本之父，按照西方的看法，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的人力资本是教育，但是我认为教育是处理风险的能力，发达国家也许真的是教育是决定因素，因为发达国家在世界技术的前沿，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升级必须靠这些发明，人力资本教育决定处理这些风险的能力。但是发展中国家是在世界技术前沿产业升级之外，风险跟创新成本低多了，首先人力成本不一样。如果过度强调教育的话，培养很多可以做前沿研究的人，但是国内没有这样的产业及生产活动，没有这样的就业，导致的结果只有两点，大量给美国送人才，留下有很高教育但是没有就业的不满分子，北非就是最好的例子。
开放好不好？从新结构经济的推论，开放是好的，但是现在有很多学者，包括应该算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像（英文），他从实践上来看，他说开放不见得好，很多国家开放失败了，但是他没有分清楚，开放之前原来有很多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开放条件之下，如果不给原来的产业保护补贴，一下子都开放了，当然效果更差，但是像中国这样的，有一些用老办法，有一些用新办法，及时证明开放有效。所以有很多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可以讲清楚的。再一个是国际资本流动，你要看它是否真的能推动经济发展，帮助技术产业水平的不断提高，能够真正用到技术产业，投资的水平不断提高的是外国直接投资，那种资本流动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讲的资本开放，是让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进来，绝大多数投机性的行为不会投入到实体经济的行为，实际上对这些国家没有帮助，而且大进大出带来很多风险、泡沫，所以这样的话要讲资本流动必须分到底是哪种资本流动，现在大部分是不分的，它是把这种（英文）的资本跟（英文）资本混在一起谈，而且认为是统一的。
还有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大部分人是反对的，但是如果你有了结构的概念以后，我觉得就不一样了，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当前，我们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即使现在产业都是过剩的，基础设施完善，经济下滑的时候，可以用于这方面的投资，短期创造就业、稳定增长，长期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且这样投资的回报很高，我现在投资都能回收，那当然是好的，很多人反对，国际上2008年危机刚发生的时候，我提出超凯恩斯主义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但是很高兴地看到，发达国家六年走不出去以后，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往这个方向讨论，包括前几天Lawrence Summers写了一篇文章支持这个观点。
货币政策，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经常发现，如果在危机的时候会出现流动性陷井，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不见得发生，为什么？就是前面讲的，如果货币利率降低，产业升级要投资，货币政策还是有效的。当然那些投资必须投到产业升级或是消除增长瓶颈的这种基础设施方面。怎么样改进你的投资，而不是要不要投资，能不能做反周期的政策？如果你有结构的概念的话，这些都很容易能看清楚。
最后，谈怎样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很多人反对产业政策，但我认为如果说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结构变迁必须克服外部性，也必须解决企业家在不同生产活动下的协调等等，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认为产业政策是很好的工具，原因是什么？因为不同的产业需要协调的内涵可能不一样，你要生产鲜花跟纺织品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不一样。如果政府的财政是无限制的，那么当然任何东西都能改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每个政府都必须策略性地使用它的资源，策略性的使用资源就跟产业政策有关，决定什么产业要支持、发展，怎么样支持这个产业。但大部分的产业政策失败，我前面谈到，因为没有比较优势，所以失败。并不是说产业政策就一定失败，成功的国家也有产业政策，成功国家的产业政策有什么特性呢？大部分支持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潜在比较优势是说，要素禀赋结构在不断变化，比较优势在变化。有了新的产业，从要素禀赋结构来看，已经是比较优势了，要素成本可以在全世界最低。但是基础设施跟制度环境不好，交易费用太高，在这种情况下，总成本太高没办法竞争，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是针对那样的产业帮助它解决交易成本高的问题，改善基础设施，改善制度环境，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产业政策就会成功。但是潜在比较优势怎么找？历史经验从16世纪看，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但是有一个特点，政府的产业政策通常去支持国内企业去模仿、学习那些经济发展非常好，收入水平大概是你的一倍左右的国家的产业，这是从16世纪、17世纪以来我所看到的例子。为什么这样呢？如果要素禀赋结构差不多，比较优势应该差不多，如果说一个国家发展得非常好，代表它的产业基本上符合它的比较优势，如果它发展得非常好，要素禀赋提升得非常快，原来的比较优势会失掉，变成夕阳产业，它的夕阳产业正好是你的朝阳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提出了一个可以作为产业政策的方向，叫做增长的甄别和因势利导，第一步就是找到那些高速增长、要素禀赋结构类似、人均收入比本国高100%左右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选出在过去20年里增长迅速、可贸易、表现良好的产业。
第二步
看看是否有些本国的私人企业已经在这些行业中（已存在或在萌芽状态）。找出限制质量升级的因素和企业进入的门槛 ，并采取措施解决。第三步，对于那些没有本国企业的产业，可以从第一步中选取的国家里寻求外商投资，或者启动新企业孵化项目。
第四步，现在技术变化非常快，20年前一些产业可能根本不存在，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企业家认识到那些产业而且表现出过人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帮助他解决交易成本太高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80年代的印度的信息产业，原来是靠卫星通信，交易成本很高，发展中国家必然基础设施不好，制度环境差，在那种环境下，如果他努力把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都搞好，但是这是不现实的。就像毛主席讲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为什么不把政府的有限资源投资到工业区里面，在里面实行一站式服务，降低交易成本，而且这样还有利于发展产业集群，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最后对先行者要有一定激励，这个激励外部性，但是这跟原来的激励是不一样的，原来它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现在克服它的外部性的问题，所以激励非常少，税收优惠一段时间就过。
我认为新结构经济学虽然讲的是发展，但是即使里面有很多包括金融、劳动力市场，包括现在我们讨论的大部分问题，有了结构视角可以有新的inside给我们，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个信息，只要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帮助私营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帮助它解决交易成本高的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会有竞争力，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应该都有可能维持20年、30年左右的时间8%左右的增长，在一代人、二代人里面变成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我们国家就是这样的发展道路，我现在做的很大的工作就是帮助非洲国家来做这样的一个战略实验，看能不能成功，我很高兴，已经在一两个国家取得成功。谢谢！（未经本人修订）
何全胜：
新结构是个金矿，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认识，对这个市场是非常重视的，往往排斥政府的作用，林老师提出一个基本的问题，市场和政府并重，推动经济的发展。因为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观点，他们形成了一个华盛顿共识，就是私有化、自由化，在拉美、非洲、东欧做这些实验，可以说都不成功，甚至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垄断。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如何发展，仅仅市场化是不是能够可行？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林老师的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总结的经验，从它的实践经验方面做出了一些总结，就是政府在结构调整方面具有一个充分的作用，这一点我也是非常认同的，现在改变经济学的思维结构，是不是单一的市场化，还是一个单一的以前说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和政府混合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突破的地方，所以说它是一个金矿，我觉得突破更应该有比较疑惑的地方，因为在理论的逻辑上没有说清楚市场的本质是什么，政府的本质是什么，它们之间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它们分界线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一点在理论的逻辑上，我个人还不是能够看得很清楚。在实战的经验方面你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怎么去证明产业优势、后发优势等。但是真正搞理论研究，必须在技术上做得更扎实一些，逻辑上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分析的要多一些，这是我的一点看法。（未经本人修订）
管毅平：
今天经过林老师简单扼要的讲解我体会很深刻，他提到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我觉得这个提法是很有力的。刚才何全胜老师提到的一个政府怎么定位的问题，我有一个很不成熟的猜想，因为我自己提供的明天想参与讨论的主题是“权威或者国家是如何从无到有发生的”，这是内生理论。我从林老师讲的内容当中得到一个启发，和我原来的思路有同构，如果缘故国家和权威是一种对的结构，那么三个人为什么有一个人会当头？而且从历史来看，国家是内生的，不是外生的，因此过去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的辩论有些不是特别合适的，要么要市场，要么要政府，如果你承认政府是在人群中像市场一样内生出来的，是双方交易谈判没有解决问题，需要第三方裁决的时候内生出来的这样一个必然性的话，那么政府就内生于人类，和市场是一样的，只是分工不一样。比如说政府提供什么？政府提供的是这个社会需要稳定秩序的一套制度机构，它不断改正这套宪政体系，而市场承担的是什么？是在既定制度下有效的产出。（未经本人修订）
茅于轼：
很抱歉，我的耳朵也聋，眼睛也花，大家的发言我基本上听不见，我的发言不是针对林毅夫的发言，谈不上是一种提问，因为是经济结构问题，结构问题最根本的标准是什么？结构涉及到很多比例，什么结构是好的呢？我想经济学的回答是有利于财富增长的，或者说资源配置最合理的，靠什么来合理地配置资源？还是一句老话“找市场”，用经济学的语言一般均衡理论所提供的结构，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各种产业的比例是最合理的，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着结构调整的问题，我们国家的结构严重地扭曲，扭曲的原因是什么？偏离了一般均衡，偏离的原因是基础价格错了，首先是我们的土地价格贵得要命，其次，我们的资本价格有高利贷还有低利贷，资本使用的效率非常低，尤其市场化，还有环境价格，很低的代价破坏环境，很容易，成本也很低。我们的税收也有问题。这些最终对基本的价格严重的扭曲导致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的扭曲，所以纠正结构扭曲的办法是调整结构，而不是发改委下命令，什么取消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那是行政命令，应该靠市场，市场给你一个对应的结构，偏离了这个结构就要出问题，所以怎么能从中等收入提高到高收入？我们国家面临这个问题，还是要一般均衡，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冯兴元：（未经本人修订）
林老师从结构角度，提出了建构理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为什么？结构讲到要素，但是基本上中观的视角，这有一个好处，奥地利学派，林老师可能不一定同意，它也是强调资本结构还有市场过程，包括科斯都强调资本的过程，都需要中观层面看问题，能够得出很多结论。林毅夫老师提出很多结论，并不一定是完美的，所以如果我们大家都参与讨论，也许他的理论还可以进一步，而且他的结论也不一定就是现在的结论，也可以有新的结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我希望以后继续讨论这个事情。
第二个方面，美国现在要出台另外一个叫统计指数鼓励指数跟GDP同时发布，美国经济学家的评价是它允许你观察经济的结构，这个很重要，因为以前你只能看到总消费、总投资、总需求这些概念，凯恩斯主义就觉得要影响这些指标，但是结构性指标，包括中间的消费、消耗、投资品，里面有很多要素都要考虑。
我自己有一些想法，要请教林老师。比如说林毅夫老师的假设里面，技术是内生的，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各国的话，技术有一部分是外生的，技术竞争、技术引进，技术引进以后导致国内在消耗技术，引入创新。。
第四个方面任何贸易的发生可能跟相对优势有关，无论是比较优势还是竞争优势，还是产业内的贸易还是其它的，都是跟相对优势有关的，所以各种优势都要利用起来，林毅夫老师到目前为止主要强调的是比较优势。
毛振华：
我理解林毅夫老师讲的新结构是政府跟市场之间的结构，假定市场配置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里有几种匹配关系，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结构性考量，它的比例关系，有为政府有一种状态，我很想干活也叫有为，有结果也叫有效。回答一句根本的问题，假定政府有为了，市场还需要吗？假定市场太有效了，政府还重要吗？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说市场里面有一个所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出来，政府失灵的时候市场要大，假定双失灵呢？假定市场失灵，政府也不那么有为呢？我们考虑结构的时候两者的匹配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分析。另外我觉得这个新结构主义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诠释是可以起到一定解释作用的，但是我不认为它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或者对中国现在的发展还继续能起更好的作用，就在于2007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非常深刻的本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本身就是太大地强调了有为政府，而忽略了有效的市场，有为政府基本上替代有效市场的时候，我们的新结构主义，我们市场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政府和市场的比例是什么？这个问题很紧迫。（未经本人修订）
张曙光：
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是总结了前人的理论探索，从老的结构分析出发，又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实现回归和综合，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其探索方向可能对发展经济学会有一个新的推进。但问题是我过去也和毅夫讨论过，你对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是做了一个应然的描述，缺乏实然的分析，也没有讲清楚。就拿二者关系的状态来说，首先有一个度，这个度你也没有描述出来。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有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怎么样的情况下是协调的，是良性互动，怎么样的情况是不协调的，是恶性循环，就它的条件和状况也要给我们做出一些解释，这样你的说法才能够站得住。而现在你的说法论据不足，至少是说服不了我，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目前的情况，茅老师刚才也提到一点，你叫新结构经济学，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结构性问题。所以你用新结构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的问题时，如何认识和判断这个问题？根据你现在的一些讲话，我觉得你认为中国好象主要的问题不是结构性问题，而是增长问题，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你的新结构经济学并未把文章做在结构性问题上。
聂庆平：
感谢天则所组织部分经济学家召开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研讨会，这是我第二次听林毅夫教授讲解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确林毅夫教授的研究很有创意和严格的理论分析体系，会在发展经济学方面取得创新。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我想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点，我认为经济学的研究都是一种经济发展历史的解释，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大多数是对特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历史能够做出科学解释的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像金德尔伯格对15世纪至20世纪世界经济霸权的研究、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对19世纪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与欧洲经济发展的对比研究，还是到伯南克在《白银帝国》中对18世纪至19世纪东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因此，林毅夫教授把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与实行《华盛顿共识》实施经济改革失败国家经验进行对比，是创设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新路子。其实，中国模式就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相结合的成功发展模式，现在需要的是高度理论概括，自成中国经济学的流派与体系。1978年以后，中国的生产要素释放的企业改革、农村改革，物价改革、所有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市场改革层层递进，这些都是这两者有效的结合，我觉得可以作为实证案例研究的最好模板。
第二点，经济学的研究，我理解是“框架、结构和函数”三部分关系研究，古典经济学主要是从微观层面解释了生产要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如生产函数、价格函数、费尔普斯曲线、多玛模型等。很多这样的经济函数关系得到揭示和验证，不失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方向，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并不多。框架和结构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宏观经济模式和构成的经济学研究，更多地采取假设和推理的方式进行，是对种经济模式和经济政策的实证分析。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奠定了经济学的框架，把国民财富、商品交换、价值理论和国民经济平衡的基本理论做了精辟分析，是经济学的基础。凯恩斯的《通论》，虽然有框架的成分，创建了政府能否干预市场的理论框架，但我认为更多的是结构研究，分析了宏观经济不平衡的结构因素，像萨默尔森、马歇尔、弗里德曼等都是从不同的结构部分入手，深化了经济学的结构研究。当然在西方经济学界，研究函数的经济学家无疑是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原因可能在于研究微观经济问题比较容易采用数量化的方法得出函数关系。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可以发现规律并计量出固定的函数关系的科学，而经济学则不可能。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可以把中国经济模式作为一个样本来研究结构关系的，如果能把各个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做出有独创性的研究，就不失为中国经济学。我认为林毅夫教授就是在做这样的探索。
第三点，我觉得林毅夫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对经济开放、国际资本流动和中等收入陷井问题给予了足够重视，也是带有反潮流的经济学研究视野。因为世界经历了1933年和2008年两次经济金融大危机，西方经济学家仍然信奉经济发展只有一种模式、一种普世价值。他们也不承认拉美经济危机、东亚金融危机是因为采用华盛顿共识带来的新兴经济体转轨失败。其实国际资本肆意流串，发达国家不停的用国际游资制造金融危机，洗劫新兴经济体的资产价格上涨果实，华盛顿共识是重要推手。中等收入陷阱并非西方经济学家解释的那样，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结果，更多是国际资本冲击区域国家或单一国家形成金融危机导致的后果。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问题、不平衡贸易和外汇储备问题，实质上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应纳入到整个中国模式的结构理论当中去研究。
孟捷：
我先声明，我同意林老师的许多结论，虽然不是全部都同意。但是他的论证过程，刚才大家也听到，肯定会引发反对意见，林老师认为他完全是从新古典出发来推论的，而我觉得如果完全从新古典的比较优势论出发，可能就应该得出刚刚茅于轼老师发表的观点，即政府不可能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林老师的论证方式和他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矛盾的。
我想提出一个现象，林老师讲比较优势，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故事当中还有另一种比较优势被忽略了。我们通常讲的传统比较优势，若在李嘉诚的时代，就是你生产葡萄酒，我生产的是毛呢；或者我生产牛仔裤，你生产的是波音客机。但是我们看大国崛起的过程中，还有另一些例子，比如说日本崛起的时候产生过丰田生产方式，竞争的对象是美国福特生产方式，它们生产的都是汽车，是同一种产品。我们中国今天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华为和思科都生产路由器，各自也在围绕比较优势竞争。但这是一种新的比较优势，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是被忽略的。林老师的论证是从各国的禀赋出发的，从各自的禀赋出发得出应该生产什么产品或选择什么技术才有比较优势。但问题是，在这种给定的禀赋和一国如何选择技术和产业之间，其实是有中介的，这个中介我觉得如果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组织知识的生产这一个环节。这意味着，即便两国禀赋不同，一个先进另一个落后，但却可以按照不同的组织知识来生产大体近似的、仍属一个部门的产品。为此两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围绕相同的产品进行竞争。比如说同样生产汽车，丰田生产方式跟福特生产方式在如何生产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彼此的知识不同，生产方式也就不同，产品的性价比也不同，为此丰田就可以跟福特竞争。这就是不同于传统比较优势的全新的比较优势。今天的华为和思科、爱立信的竞争，也在重复同样的故事。而这样的比较优势，乃至这样的发展和创新故事，在林老师坚持的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而构建的理论当中是看不到的。这就带来以下后果。如果全是传统意义的比较优势在起作用，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当中就不会有真正的创新。这与我们的感受是相反的。一个涌现出高铁、微信的经济，是有真正原发的创新的。那么创新是怎么来的呢？在给定禀赋结构的前提下，还有一个组织知识的培育和选择的问题。给定的禀赋并不能以决定论的方式决定对技术和产品的选择。第二，谁能培育和协调组织知识？企业和政府在这里面都能起到作用，因为组织知识的生产可以在不同层次来协调。如果我们从演化经济学出发，对比较优势做全盘新的论证，就可能更好地、在逻辑更加自洽地地得出林老师所得出的大部分结论。最后，我想附和一下史正富老师的一个观点，不可把市场和政府相对立，政府也是市场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的“三维市场经济”。
曹正汉：
因为林老师说四点很重要，我有两个疑问，一个疑问是如果政府有引导市场权利的话，这个话本身扭曲了企业家的行为，因为政府拥有这种市场权利，企业家为什么还要冒风险去创新呢？他完全可以去游说政府，去寻租，去寻求政府提供地位。另外如果政府拥有这种市场权利的话，那么政府官员就可能会用这种权利去为自己牟利，这就更加扭曲了市场机制。所以到形成国家比较优势中间这个环节的问题怎么来解决？（未经本人修订）
杨其静：
我同意林老师对中国的判断，但我个人觉得林老师理论当中最大的软肋是他有一个核心的假设是必须有一个因势利导的有为的政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形成有效的决策，我觉得现在大家最大的疑问和困惑是在这个地方，假设这个地方什么条件下能够保证这个政府是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的？就我个人的研究来说，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做到这一点。
史正富：
我们听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性的意见，请林毅夫教授一并回答。
林毅夫：
我很高兴有这么热烈的讨论，有同意的意见也有不同意的意见，实际上争论本来就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只花了40分钟来讲我的东西，大量的东西我是没有办法涵盖在里面的。原来我有一本《新结构论文集》，有将近800页的论文，还有两本书，还有大量的文章，很多各位讨论的议题其实我涉猎到了。但是即使这样子，我也同意各位，这只是一个框架，里面还有很多肉和骨头需要补充。
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金矿，这是一个让我们了解中国过去以及帮助我们判断中国未来的相当重要的一个新的框架，而且它的重要性不仅是对中国，可能还是对人类的。我前面讲我们在西方主流舆论的影响之下，我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成功的，我在世界银行一个最大的感悟是什么？讨论那么多国家，看到的农民跟中国的农民是一样的，看到的工人跟中国的工人是一样的，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他的下一代也生活得更好。我看到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的，希望用他自己的知识来报效他们的国家和社会，让他们的民族和国家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我看到的政府领导人，基本上也都是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既然大家的目标都一样的，为什么现在都不成功，成功的例子那么少？而且成功的政策都是被主流理论批判的政策，我并不是说违反主流理论的政策就是成功的，但是我很肯定地讲，我所看到的成功的政策都是被主流理论批判的，我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想更重要的就像前面有些评论者讲的，从中国自己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同样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发展历史经验里面，自己去总结和认识这个现象，总结它背后的道理，而不要说这些发达的国家，这些大师们他们重视的问题，我们也就跟着重视，认为它是重要的。我想，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这样的。
第二个，我想大家经常批评的是我的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有为的政府，哪怕被因势利导的作用，是不是我假设一个A rational government是一个良性的政府？其实我没有这样的假定，我假定政府跟任何人一样，都是理性的，都是追求它的目标的。但我们知道政府领导人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希望继续执政，第二个，如果继续执政没问题的话，希望青史留名。但是什么方法能让他继续执政跟青史留名？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给国家带来繁荣，如果这样，他继续执政应该没问题。就像邓小平即使任何职位都没有，但是他知道他是继续执政的，他是有影响的，他是青史留名的，问题是怎么样给一个国家带来繁荣？从亚当斯密到现在，根据那些西方的大师认为重要的理论去做没有成功的，我再讲一次，没成功的，这样子的话，关键问题不是他不愿做，而是不知道怎么做。不能带来繁荣，他的执政就要受到威胁，他当然也不能青史留名，既然执政不能够得到保证，他会为了下台以后有比较好的生活，下台以后还有资本回来，就会追求贪污腐败。所以我这个理论其实是从很严格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所有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这一点出发，我澄清一下，仔细看我的东西，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使这样一个国家发展起来的idea，我们现在应该努力研究的是怎么样让一个国家发展起来的idea。还有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看到的一些比如说我也提出了一个新理论我做了很多假设，这个假设跟我们做的一般的假设不一样，比如说我当然知道管理好的话效益会高，但是在我的定义当中，我先把管理抽象出来，我自生能力的假设是在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当中，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的获利能力，我想突出的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你所做的产业技术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话，即使你管理好，那么它也是不能盈利的，也是需要政府保护补贴的。你看我的东西的时候，必须很仔细地看我的整个体系里面，我早就知道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我必须突出我想突出的那一点。
再比如说创新，我整个东西都在讲创新，只不过创新方式不一样，发达国家的创新是在全世界的技术产业的前沿，它的创新等于发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是消化吸收，消化吸收过程也必须有能力去消化吸收，所以我并不是不讲创新。第二点，在我的理论体系里，因为我说发展中国家怎么样赶上，所以怎么样把technology structur技术跟产业是给定你怎么去选择，选择本身是内生的，选择是决定于内生禀赋，但是不是研究怎么样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所以这跟我们一般讨论的是不一样的，因为目标不一样，我是研究发展中国家怎么样赶上，不是研究发达国家怎么发展。政府边界理论其实我讲得很清楚，政府除了新古典和新自由里面讲的必须维持稳定、社会秩序，那些我讲得很清楚，主要是补偿外部性跟解决协调的问题，另外我谈到，因为现在的宏观理论没结构的概念，不知道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危机的时候，政府在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能用的空间比发达国家更大，它没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从结构观点可以看到这一点。
最后有一点，新古典的方法跟新古典的理论之间的差异，刚才有人讲新古典的理论推不出我要推出的问题，那是现有的理论没结构当然推不出政府的作用。但是我是用新古典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当它面临结构有变迁的过程中，有很多外部性跟协调的问题，当然应重视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对新古典指的是现有的理论那些存量，还是它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这里就是一开始我讲的回归亚当斯密，你是回归亚当斯密所讲的理论，还是亚当斯密回归问题的本质的方法？我用的是新古典的分析的方法，但是我并不是简单地用我在芝加哥大学所学到的那些理论。谢谢！（未经本人修订）
史正富：
感谢林教授给我们做了开创性研究的演讲，也感谢各位的热烈讨论。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