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聆听江教授的讲话，我感觉到两点：
第一，对社会变迁十分敏感。这么大的年纪，对于足球，他当然有一个爱好，是一个起因。但是这个足球协会的形成将会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他非常敏感。第二，这么大年纪，阐述的时候条理非常清晰，我们很欣慰。
听了江教授的报告，我感觉福山教授2010年和他的学生发表的那个论文，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四个可能启动的切入点，一个就是经济发展，第二个是国家建设，第三是社会组织，第四个很含糊的说法叫做刚好的治理，刚刚够的治理，作为起步。我认为第四个概念太含糊，还是回归到前三个。江教授就提出了社会组织，我觉得这个和世界的思路是吻合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只能谨慎的乐观，江教授说的提出足球改革的人就知道如何化解，他已经想好招了。我想我们可能在那突破的概率相对小。在社会组织里面，在我的社会观察里头，我认为希望比较大的是慈善组织。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观察了公办学校的党委和民办学校的党委的差别。公办学校的党委绝对是贯彻上面的指示，民办学校的党委是缓冲民办的老板和上级关系的缓冲剂。慈善机构的资金来源不是来源于财政，但是他的收入也可以很大，哪怕你派去的党支部也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收入。所以他不会像红十字会的党组织那样贯彻国家的权威。我们在社会组织上的期望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为社会今后的发展打下一些基础，觉得在这完全突破的概率，在中国体制下太难，但是为未来社会发展打好自治的基础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应该的。
[ 李建德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特聘教授、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评议演讲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本人修订，转载请注明 ]
201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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