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时间：2014年12月14日上午
主持人：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今天的活动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还是以主题演讲和评议作为主要的部分，之后继续进行优秀论文的讲解和评议。下面有请上海交大陆铭教授，江西财经学院李建德教授，山东大学黄凯南教授，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教授，天则所的蒋豪教授，山东大学的魏建教授上台！首先有请上海交大陆铭教授做主题演讲。
陆铭：
首先感谢天则所的邀请，我给大家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如何避免欧洲化”，我是想对欧洲债务危机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做对比。首先介绍一下现在全球债务危机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全球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负担都比较重，从全球平均来讲，可以达到GDP的80%，发达经济体超过100%，新兴国家是40%左右。中国地方债务的情况，从公开信息上可以得到，中央和地方加起来在50%左右，但实际上可能这个数字有低估，情况可能更加严重一些。欧洲的债务危机是集中在南欧，在欧洲内部比较贫穷的国家里面，它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比较低，我总结为是南欧国家债务负担更加重一些，如果看历史趋势，可以看到2008年以后，特别是当整个经济出现衰退以后，所谓欧洲五国债务负担就变得越来越重，整个趋势是在上升。
从经济学原理来解释欧债产生的背景，很多人认为欧债危机产生是因为这些国家有非常重的财政支出负担，可是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是因为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刚性支出需要，它的政府收入来源其实有一部分可以来自经济增长，我们应该更加进一步深刻去问这个国家为什么要通过借债方式去筹资。所以如果从基本经济学原理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债务危机的产生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市场分割与统一货币。在市场分割情况下，在欧洲国家内部很难实现人均GDP的收敛，有的国家劳动生产率低一些，但是它又是在统一的货币区里，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讲，没有办法通过本地货币贬值刺激经济发展，于是它就丧失了一条通过自己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加收入缓解债务危机的途径。在经济学原理上，市场分割导致劳动力流动不足和人均GDP难以收敛，加上统一货币，是欧元区出现债务危机，并且主要出在欧洲欠发达国家的精确原理。中国的情况其实也是一样的，中国是天然的统一货币区，在中国由于长期存在市场分割，特别是劳动力流动不足，使得中国各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差别大于欧洲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差别，欠发达地区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所以它不能贬值，这个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产生背后深刻的原理。
进一步看欧元区情况，由于在上文讲的背景下，欧元区的贸易盈余变化，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国家，贸易盈余一直往上涨，到现在还是继续往上的，而一些欠发达的南欧国家的贸易赤字在不断扩大。道理很简单，欧元区只有一个欧元的时候，它的汇率必须由加权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来决定，这样的话，对于相对来说发达的国家来讲，它的汇率是相对低估的，其中包括德国和法国；而对欠发达国家来讲，它的汇率是高估的。所以欧元区的汇率制度，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出口，而不利于欠发达国家的出口。也就是说，在欧元区里面存在一个内在隐患，只要它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差距，并且存在统一欧元的话，像这样的趋势，在中长期是看不到缓解趋势的。中国的情况怎样呢，大家知道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非常快，包括占GDP的比重也增长非常快。
我们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画了一个省一级层面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比重的图，纵轴是每个省的政府承担偿还债务义务的债务处理GDP比重，横轴是这个省的人均GDP，这张图有非常明显向右下倾斜的趋势，也就是说，欠发达地区的债务负担更重。如果不看这张图里面的三大直辖市，这个负线更加明显。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左上角的红圈，这个在我的研究称之为中国的“欧洲五国”。也就是说，只要上述经济学原理是存在的，欧债危机爆发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经济学原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大家知道债务从会计恒等式来讲，就是地方支出-地方收入=地方债务。从支出角度来讲，中国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社会保障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公共服务支出，而地方社会保障支出，因为有属地化和老龄化的趋势，所以它的社会保障支出要不断加强。从发展经济角度来讲，地方有非常强的发展经济的激励，所以大家拼命去搞基本建设。同时因为人口没有流动起来，公共服务都是由地方政府出资来承担的，所以这里有本地化的公共服务支出，这三项都倾向于让地方有扩张性财政支出。从收入角度来讲，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后，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率有下滑趋势，土地财政也有下滑趋势，所以说收入端是增速放缓的。当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一部分来自中央财政转移，中央财政转移分为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是由一个公式决定的，所以这个并不灵活。而真正灵活的是专项转移支付，这个是跟项目走的，这里面有很大的所谓跑步前进的性质。问题在哪里呢？如果专项转移支付可以弥补一定地方财政支出和收入缺口的话，我们需要另外思考的问题是，按照道理来讲，如果中央给地方有转移支付会增加我的收入端，地方政府债务应该是更少的，通过我的研究会告诉大家，在中国不是这样的，恰恰中央给地方债务有转移支付，你越给我钱我越借，你给我钱多了以后不是增加我的收入，而是增加我的支出，这样会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增加或者减少，我把它称为中国债务背后的道德风险问题。地方政府的反应是，你越给我钱我越借，因为我不担心未来你不会帮我还。对于中国欠发达地区来讲，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受到内地地理因素，离港口比较远，所以它发展制造业，本来就有运输成本，加上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但是由于它的汇率又受制于中国是统一货币区，它不能有“贵州元”来做贬值。劳动生产率低，汇率又高估，所以就限制了当地的工业发展。与此同时，借债又有债务道德风险机制在这里，所以越是穷的省份债务负担就越重。
在我们今天报告的文章里，我们就从计量经济学角度回答中国央地关系是否影响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其中央地关系在我们文章里，就具体化为财政转移支付，而地方政府债务务数据有两个缺点，第一，数据不准，有很多地方低估；第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数据，政府公布总量只到省一级，对于我们来说就很制约我们的样本量。好在中国有一个数据是没有度量误差的，而且是公开的，而且可以根据发债主体名称找到是哪个市发的债，这个就是城投债。城投债的的好处是能到市一级，用这样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大大增加样本量。结果发现人均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人均的城投债发行增加0.28元。按照道理来讲，你给我钱多，应该是我更少借债才对，但是中国不是的，给的钱越多债也借的越多。与此同时我们发现，那些由公式来决定的非专项转移支付不影响城投债的发行，因为这块没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我们进一步问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是刚才那个原理的话，这个现象在哪里存在呢？我们进一步看了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发现沿海地区并不存在专项转移支付会增加城投债发行的证据，这个机制主要存在于中国的内地，也就是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平均1元人均财政转移支付，会增加0.3元人均城投债的发行。最近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越来越大，随着时间推移，地方债务存量会越来越强地影响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量，也就是说，中国存在借新还旧的机制，新增的政府债务，越来越多用来还旧债。这样，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最近这几年债务除以GDP的比重，斜率越来越高的现象得以解释。
这几件事情如果都加起来，我们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近期看不容乐观，远期看它存在的机制急需切断。接下来就是一个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模型其实很简单，方程左边是每个城市人均债务，用的是城投债数据，右边是人均的专项转移支付和人均非专项转移支付，加上一些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结果，大家看到第一项是正的，就是专项转移支付的正效性，因为要考虑到内生性的问题，所以我要考虑用工具变量，我考虑了两个工具变量，一个是用滞后的X做工具变量，还有用这个城市周边其他城市的人均债务做我这个城市人均债务工具变量，不管我怎样考虑工具变量，大家看到我的工具变量都非常稳定，都在0.28左右，这个结果是可信的。我又考虑了地区间的异质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正效应在沿海地区是没有显著性的，只有内地省份才显著。再来看借新还旧的机制，这是一个人均债务的存量，这个是在2012年新发行的城投债数量，可以看到2012年城投债存量影响到了2012年的增量，实际上我也把2011年、2010年也做过，我可以告诉大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系数是越来越大，而且它的显著性是越来越增强的，也就是说，最近这些年里借新还旧的机制是越来越强化的。
我再重复一下我刚才主要的发现，人均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会导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城投债发行增加0.3元左右，而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中国内地。同时借新还旧机制的存在，2012年债务存量每增加1元，新借债务会增加0.16元。接下来我们再对比一下中国经济欧洲化机制和欧债危机的差异性和相同性。在我们刚才讲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里面，我们特别强调中国有一个所谓的统一货币政策，因为我们人民币天然是单一的货币区。与此同时，我们有地方政府相对比较独立的财政收支决策，它的发债和筹资，包括对于公共服务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地方政府在财政权上相当于是国家的性质。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中国存在内地省份更加强的债务危机，而中国要保证政治统一和货币统一，于是在未来一定会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如果地方政府出现债务还不清的时候，中央政府一定会帮它还的，这是为了政治和货币的统一需要，但是我们文章里强调的是，这样做的好处，当然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度过所谓的债务危机，但是它的最大坏处是会增加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它越预期到中央政府救助它，它越是在今天借债的时候就肆无忌惮的借。与此同时，我们看欧债道理也是一样的，每一条都可以跟欧债危机的形成机制对应起来，它也是在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下形成的，本质上债务会产生在欠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欧元区也是一样的道理，它现在也是两个选择，要么欧元区逐渐解体，让希腊这些国家独立出来，要么就是维持货币区统一，但是你要帮着去救助，而所有救助也同样会面临道德风险机制。所以我想讲的事情是中国情况是特殊的，但是经济学原理是一样的，谢谢大家！
李建德：
陆铭教授还在读博的时候，我就听过他的报告，一直听到今天，几乎每次报告都会给我一些学术的惊喜，今天会议主持让我评议他的论文，我很荣幸。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把欧洲和中国做了很好的对比，然后他按照他研究的惯例，做了一个很精细的计量模型，这个计量模型的控制变量和工具变量选的是不是很精确，因为我没有反复计算，我没有资格评价，但是我有一个信念，他在技术性问题上一定是很精到的。他得出两个结论，我认为基本上也是符合的，这篇论文我觉得有几个不足的地方。
第一，他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地方发行城投债，政府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有拉动效应，对东部没有，他缺少一个解释的逻辑，这是直接的问题。他虽然说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但是这个不完全一样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一部分的转移支付是地方要配套的，所以转移支付的增加和地方债务、城投债务的上升，不仅由道德风险的引起，而且由配套的引起，很可能是中西部配套不了，只能是借债，东部自我财政能解决，所以它不配套，所以这一点的解释他解释得不很清楚。
第二，他说到欧洲是统一的货币，但没有统一的财政，中国不仅有统一货币，还有统一财政，因此转移支付可以弥补各个政府的收支差异。但是我认为南欧的财政危机，债务高低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持债的对象才是危机的根源，如果持债所有人是内部人是不存在问题的。虽然我很反对中国让地方公开发行债务，原因并不是地方政府债务太高，而是制度问题，也就是说，发行债务的政府官员是不对债务负责的。因此政府官员已经挥霍了我们的税收，如果还给他权力还毁坏我们儿子孙子的税收，我不能答应，除非有人对这个财务承担责任。大家知道延期支付是不会发生危机问题的，比如日本债务就很高，但是他没有发生债务危机。所以政策引起债务危机，是因为持债人是外部人，他发现你有问题，他迅速抽资金逃跑，所以导致了危机，当然这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对中国是不是欧洲化保持谨慎的乐观。陆铭教授后面又说，因为我们知识分子很忧患，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我对这个危机也表示谨慎的乐观。因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不是政府问题，是发展的转型问题，也就是很多的拉美国家在实现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发展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完成以后，它不能发挥作用了，就不能完成转型，昨天朱教授讲到了中国奇迹的要害，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就不讲了，谢谢！
黄凯南：
这是我研究的一个文章当中的一部分，里面有演化制度经济学，我一直做演化的研究，我有做一些方法论，包括一个多主体演化的博弈模型。我着重介绍一些核心的概念，我对一些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因为演化经济学尤其是关于制度演化，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研究范式，同时很多概念存在很大的冲突，所以很有必要对这些概念再做一些界定，以及从这些新的概念当中，能够对理论研究有什么样的启发。首先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制度经济学的发展，1918年，汉密尔顿在美国经济学年会提出一篇文章《经济的制度分析方法》，这篇文章在1919年发表，到现在为止制度经济学将近一百年了。当时它是主流当中的一部分，我们看这里面有很多著名的旧制度学派的代表，同时在非常顶尖的杂志上发文章，同时在一些著名大学里面有任职，同时也是一些机构的主席，包括他们也拿过一些很重要的基金，所以从我们今天来讲，它一定是当时主流的部分当时制度学派主要研究什么呢？那时候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首先他们关注制度，制度不仅是我们现在包括新制度学派认为的是因素，同时也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和偏好的塑造。同时他们还关注过程，它不是一个静态的，而且跟其他的学科有交融，有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包括我们看到当时的心理学，比如关于本能心理学的研究，还有社会学、法学的引用，那个时候对于旧制度学派来讲是非常科学的方法，当然它也用了一些统计学方法，所以在当时来讲是非常科学的，而且它研究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构成了当时非常热的研究方法。但是二战以后，它有衰退的迹象，很重要的原因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研究取代了我们制度经济学很多的主题，在凯恩斯经济学都能涉及到。而且这时候的科学观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旧制度学派强调对现实的描述，就是实战论的一些东西，后来科学观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知道弗里德曼很重要的辩论，你的理论假设可以跟现实不相关，但是只要理论能够准确预测现实，不需要对现实所谓的精确的描述。这时候催生了一般均衡理论，包括形式主义的发展，而且计量经济学的应用比基础学派应用统计学在实证方面会更有作用。同时，心理学发展，从行为主义发展，很多本能的心理学的东西，基本上就排除出去了。制度经济学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它就会被描述为缺乏理论而且是反理论，科斯也曾经这么批判旧制度学派。
70年代以后制度经济学又兴起了，我们所有研究实际上是交易的经济学，消费者通过卖出劳动购买商品来实现他的消费最大化，厂家通过购买要素生产产品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交易经济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这显然是远离现实的。一旦交易成本大于零，每个决策者不仅要做量的计算，这时候交易方式很重要，因为它能够影响交易成本，制度作为交易方式，它影响交易成本，我们要把它纳入理性选择的方式当中。交易是双方多方的，博弈论天然成为制度经济学分析很重要的应用。博弈论分两块，一个是很直接的应用，比较博弈均衡的效果，不同制度当中的比较，还有是机制设计，社会成本有一个目标，通过设置一个博弈的框架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宏观制度也非常重视制度的研究，除了要素积累，包括技术进步，制度是最基础的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因素，很多人都做了这样的研究。从上世纪1983年开始，演化经济学有一个复苏的趋势，最近几年关于制度演化分析也有很多文章，包括新制度学派，像洛斯他们也从后面转向演化的分析。从1969年到2005年，演化经济学的文章当中制度占的比例为9.5%，因为演化经济学一开始是从熊彼特学派开始的，主要考虑技术创新的问题，包括产业动态。把这个数据再改变一下，从1980年到2013年，我们发现自2000年以后制度占的比例超过30%，到2013年甚至达到70%。所以我就问演化经济学会不会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首先介绍几个核心概念，第一个是习惯，这个被我们很多人遗忘。说我们很多行为会受习惯的支配，这是没问题的，在旧制度学派来讲，对这个习惯也是有强调的，我们知道从新古典经济学来讲，从行为研究来讲，所有研究都从理性选择行为出发的；从主流来讲，对习惯研究我们也是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从广义效用函数来讲，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广义效用函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经历，经历会影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会影响人做某一件事情时候的相对价格或者相对成本。这样有一天我们从A选到B，不是说你偏好发生变化，是因为你的人力资本发生了变化，所以你的效用是稳定的，如果你做某一个习惯性行为，这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我们知道心理学发展，从行为主义转变到认知心理学，感知心理学，最近几年的习惯，我们能做决策内在的过程，又重新受到大家的认识，我们讲习惯是什么概念呢？习惯可以定义为是人的一种心理倾向，或者内在反应机制，在外在环境暗示下能够产生重复的行为，它本身不是重复的行为，是内在的反应机制。这是我们对习惯简单的定义。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关于习惯的特征，首先它不是一个行为，因为你可能没有观测到行为，但是习惯还是存在的，它是一个内在的反应机制，我们对行为的观测，很难仅仅通过理论去推导，比如我们知道制度或者某个人的习惯，知道什么样的行为，因为你需要外在环境的刺激，它是内在反应的机制，而且这个机制通常来说是无意识的过程，脑科学的研究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对习惯的发生会看到大脑活动会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同时习惯也是一种知识库，是你对某种环境适应的知识库，你之所以秉承这种习惯一定有它的适应性价值。
第三，我们的理性，包括我们的认知，是依赖于我们思维的习惯，所以我们很多无意识行为和有意识行为都依赖于我们的习惯。有一些试验的研究证明，当你有意识感觉发生之前半秒，一些无意识神经在启动了，实际上你做理性选择之前，你已经受内在习惯的影响，有倾向性了，所以我们大量行为会受习惯的影响。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必须重视对习惯的研究，因为习惯的确会影响到我们很多行为，包括我们理性决策的行为。
还有是惯例，习惯是个体层面的，惯例是组织层面的，早期只是讲到技术惯例，它把惯例是当作技术。到后期开始提出另外一个所谓社会技术，它认为惯例是协调参与者之间互动的一种机制。惯例能够产生一个重复的互动模式，但是它本身不是一个互动模式，同样也是跟习惯一样的概念，它是一个组织共享的反应机制，这个机制在特定环境下，它能启动产生重复性的互动的模式。同样它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包括它也是相对无意识的，而且也有场景依赖，也有嵌入性，也有路径依赖。
回到制度，对制度的理解，从博弈角度来讲有两种观点，我们讲一个所谓的博弈规则观或者博弈均衡观，实际上我们认为制度是一个协调互动当中的规则系统，这个规则系统能够塑造你的互动模式和互动方式，它至少有四个层面的均衡，第一层面是行为方面的均衡，第二层面是信念，在博弈过程当中，多层均衡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们到底走向哪个均衡。第三层面是动机，有些制度会对我们偏好的动机产生塑造，所以它会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最深层次是对我们认知模式的塑造，包括洛斯他们早期提出的共享的心智模型，你在处理环境信息，或者说学习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制度至少是四个层面上的均衡。这里面我们要区分复制者和互动者，简单生物学当中会提出所谓的基因型、表现型，我们通常讲的演化到底是什么的演化，行为变化叫不叫演化，技术变化叫不叫演化。互动者是讲我们所有跟外界产生互动的主体，复制者我们定义为习惯、惯例，制度是复制者；互动者，从个体、组织、产业、国家都是互动者。所有的演化过程当中，互动者要进行互动，可以是博弈的过程多种互动，互动会导致复制者不同的演化，复制者分布的差异。这时候很重要的一点，要区分所谓演化和增长的过程，什么叫演化，只有复制者发生变化，或者复制者群体比重发生变化才叫演化，否则我们只看到互动者表面的显性特征变化叫增长，比如一个个体习惯没有发生变化，行为发生了变化，那只是互动者的变化，作为个人来说是成长，但是没有发生演化。组织也是这样，如果惯例没有发生变化，整个社会系统如果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它仅仅是一个增长的概念。即使技术发生变化，也是一个增长的概念。谢谢大家！
罗必良：
谢谢凯南教授，我听他最后好像快要到结论部分了，好像没说完，他说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从习惯到惯例到制度，从而推出互动、复制，再到演化还是增长，我的印象这是很大的野心，想构建一个演化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制度分析的一套框架。你的核心是想从三个概念，从习惯、惯例到制度的逻辑线索来推导后面的几个分支的关系，或者你想达到一个更大的制度演化分析框架，你想通过分析框架把组织理论，演化理论，把制度变迁理论一网打尽，我琢磨你是不是准备做一个很大的东西出来。因为你刚才说了这是文章的一部分，我相信这是很大的一篇文章，也可能会拿一本书出来。我们通常说习惯是个人概念，惯例是群体特征的，脑神经表达的，我们一直称之为叫自然现象。自然现象是不是也有演化的特点，比如我们的耳朵为什么是这么长的，是不是长期进化的结果，是不是人今天长成这个样子，我们形成各种功能的分类或者分工，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各个部位都有分工功能的，这是不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样的运行结果是不是成本很低，我们是一个心脏，如果我们是两个心脏会怎么样，我们有两个肾，有一个肾发挥的功能不到10%，我们有一个是多余的，但是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人把这些配得很足，从逻辑上来讲，心脏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肾出问题的可能性低得多，为什么肾发挥功能那么低而又要两个呢，因为这个不能出错，这个零部件一定要配足，我想习惯问题难道就是人和自然不是优化选择和理性选择的结果吗？如果这样的话，习惯本身有演化问题，如果习惯可以演化，在一个时点上，人和人在一个同样的环境，面对的环境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互动合作行为，在这些行为过程中一定会表现出惯例，所以没有习惯的分析推不出惯例，没有惯例分析推不出组织行为，没有组织行为不可能做制度演化分析，更不可能做制度变迁分析。我们一般讲制度经济学是从交易开始的，我认为演化经济学就可以从习惯开始，比习惯更小的是什么，这个还可以琢磨，就是一个更小的概念，因为我们所谓的非理性说法都不是理性的说法，我们知道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有更小的概念再推到个人、群体、组织、制度框架，我相信会做得更加漂亮。谢谢！
蒋豪：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就在几天前，张曙光老师他吩咐我，准备一个题目在今年的大会上和大家交流。当时我就在想，准备一个什么题目，因为前几年我在参加一个学会的时候写过关于经济危机的原因和美联储以及货币制度的文章，还翻译了一个最新的美国联邦法案，我就想写一个关于中央银行法律基础的题目，后来想想这个题目确实有点大，如果我只是就法律基础的一个方面来和大家交流可能会更好一些。今天上午听了陆教授和黄教授的发展，尤其是黄教授对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我想我的题目和他相比又小了一些。
下面我把我对中央银行的法律基础方面的思考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做一个比喻，当前人类货币制度就像一个在沙漠上建的房子，它的基础是不太牢固的，像巴塞尔协议一二三，有关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的要求，市场风险还有操作风险的计算，我认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经验总结，科学性上并不是太充分，就像这个房子，倾斜度倾斜多少度不倒？比如倾斜5度，这个房子不会倒，后来有的房子倒了，后来你说出了巴塞尔协议II，现在倾斜4度，房子就巩固了，结果后来又倒了，就出了巴塞尔协议III，也就是说，要在非常牢固的法律制度基础上建设我们的制度。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央行存在的法律基础，央行存在是不是有必要。大家知道货币制度经历了人类交换从实物交易到商品货币到信用货币，中央银行存在也就是近两三百年的事情，尤其是美联储今年恰好是它成立一百周年，1913年圣诞节前两天，美国国会签署通过《美国联邦储备法案》，到1914年底才真正运转起来。欧洲央行也是成立才仅二十年时间。从逻辑上来看，货币制度实际上只要受到有效监督都是可行的，我根据监督的方式把货币制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天然的监督，比如金本位，银本位，甚至比特币，它的货币总量是受天然的制约。第二种是竞争性的监督，这就类似自由银行制度，或者货币非国家化，只要符合一定条件的自然人、法人都可以成立银行发行货币，银行和银行之间靠竞争相互制约，就像在一个市场上可以存在很多生产豆腐的厂家，大家互相竞争，谁的质量好就受市场欢迎，谁的质量不好就遭到淘汰，货币也是，这个银行发行的货币币值稳定，大家都喜欢用，你滥发货币就遭到淘汰。第三种是议会的监督，这主要是针对货币垄断发行，如果你的货币是垄断，你就要受到监督，这时候央行制度是属于第三种监督方式下的制度，它也是可行的，但是它只是可行方式之一。首先我从分析央行在法律基础上是可以存在的。
第二，央行如果存在的话，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美国《联邦储备法案》规定了美联储的双重目标，一个是最大化就业，另外是稳定货币。实际上法案说了好几句话，但是不管是经济增长还是其他的都和最大化就业相关，所以一般归结为是双目标。而欧洲央行是单目标，就是稳定币值。究竟央行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什么？欧洲央行比美联储晚成立九十年，为什么只规定单一目标，我认为是进过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多年实践，大家意识到央行如果企图通过利率调整实现控制经济的发展，在有些货币制度下，经济总量不一定增长，但是经济是在优化，央行如果通过控制货币来企图控制经济发展，保证充足就业的话，某种程度上是拔苗助长的做法，有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大家通过多年实践会认识到，经济真正发展，主要依靠是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创新，当然还有教育的投入。也就是说，央行的任务最好就是一个，就是稳定币值。
下面就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央行的结构与它的独立性应该是怎样的？很多学者认为央行越独立越好，不但要独立于行政部门，还要独立于立法部门。这样一来就引发一个问题，违反了民主的原理，央行集团你是谁？你是上帝吗？因为政府本身就是公众自治的工具，央行也应该是公众自治的工具之一，它的独立性到底应该达到什么程度？尤其是现在各个央行系统，已经成为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司法部门之外的独立系统，权力非常大，创造货币的权力是非常可怕的，有时候甚至超过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加起来的权力，因为稀释了公众的财产权，权力太大了，在美国为什么有人说美联储主席是第二号有权力的人物。在中国我以前没有好好统计过，我感觉从九十年代以后，和财政部部长相比，中央银行行长更有机会成为国家领导人，也就是说，货币发行确实应该受有效的监督。那么独立性达到什么程度，有学者把独立性分为两类，一个是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如果总量发行的话，总量应该受到国会控制，增量也应该受到国会控制，如果是通胀率为目标的话，通胀率应该受到国会控制。另外一种独立性叫工具独立性，央行可以通过利率操作，公开市场政策，准备金制度来进行具体操作，但是大目标上应该不是独立的。我倾向于货币发行的权力，应该是为了约束央行，仅仅具有工具的途径，而不具有目标的独立性。但是目前世界各国在法律层面上并没有这么规定，也就是说，欧洲央行规定了通胀膨胀率不超2%，美联储也规定通货膨胀率不超过2%，但是这都是软约束，在国家层面上硬性规定，这方面我认为也是一个法律制度的缺陷。
关于准备金制度，准备金分为两类：一类是货币发行准备金，一类是存款准备金。因为央行现在都是信用发行，当然不是说这里面不存在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会通过华尔街改革方案，里面也限制了美联储关于货币发行、买卖债券和证券的限制，包括对在危机之间进行的一些操作也要进行重新审查。当然现在金本位不是以前的制度，是靠买卖证券来进行发行货币，货币发行准备金方面也有问题，但是今天主要讨论货币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存在的问题。从逻辑结构上，部分存款准备金当前是存在一定的逻辑缺陷的，学过货币银行学的都知道，如果货币当前的准备金是20%，如果中央银行发行100元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系统，最后可以创造出400元存款货币或者创造货币，这些货币加上原来100元基础货币都可以进行流通，都是流通货币。这样一来就造成现代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根源，也就是最终可能会酿造成金融危机。大家知道，实际上只有100元基础货币，你通过部分准备金创造出来的400元创造货币，它一旦发生风险，大家都有权挤兑和替换，这100元准备金根本不够用，不能满足500元的提款权。曾经也发生过不少笑话，某国银行旁边是一个食品店，食品店打折促销的时候很多人排队，结果很多人以为是银行排队提款，导致全城人都去银行提款，结果就引发了银行金融系统的问题。实际上从100元基础货币到400元存款货币，中间是有一个时间结构的，如果一环环倒推的话是不会存在的，但是在现在制度下大家都有权去提取，就造成了危机的效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多经济学家，包括弗里德曼，包括早期的奥地利和芝加哥学派都提出了要有100%的存款准备金。具体而言，对于我们当前货币制度怎么办，我想主要分为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可以通过发行可转让订单来进行增加流通性，而活期存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做活期帐户，你不转让货币的使用权，但是你也不能用利息作为银行使用费，另一部分相当于你保留货币使用权，但是不能保留利益，银行实际上是一种货币基金，是一种投资，风险自担，你可能是有利息，也可能是负利息，当前我们活期存款，你既有利息，还包括货币使用权，可以随时支取，就是四不象。总之由于货币基础不牢，造成了一些问题，在百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货币基础，夯实这个基础，否则我们还会再摔倒，如果我们将来发展得越快，爬得越高，我们摔得会更重，谢谢大家！
魏建：
我想为什么会议安排我评论呢，因为我是学法律出身的，我拿到这个题目以后就在想什么是法律基础，从蒋先生文章来看，他并不是很深刻地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他整篇文章我可以起一个更确切的名字，“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质及其实现途径”，首先阐述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又讲了如何对中央银行进行监督，之后又讨论了存款准备金以及如何实现银行本身的独立性。对于法律基础，我感觉在很多学法律人的身上，为什么叫法律基础，或者你是想考虑对于一个经济行为进行支撑的法律立法的支撑，或者是为它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但是这篇文章并不是很好的理解的了这个概念，更准确的概念应该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质及其实现途径”。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问题他进行了阐述，然后考虑中央银行独立性如何保障，讲到三种监督，自我监督，市场监督，公众监督。又讲中央银行本身权力很大，称之为第四权力，中央银行自身是有货币发行的权力，如何对中央银行权力进行监督呢，他只是简单说要有立法，要法律设定一下它的目标独立性，把目标设定好，你只能以货币稳定为一个目标，并且要求数值上下不超过2%，这也是法律约定，我想问这个法律约定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在立法实践里都没有这样的法律？在现实中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法律选择，它内在的根据和依据是什么，这是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之后他又转移到存款准备金问题上，提出对活期存款是100%的存款准备金，使得每个银行运行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沙滩之上。每个银行的稳定性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什么关系呢？这篇文章前后是有一个跳跃的，在整个逻辑上需要再进一步思考。同时，我感觉蒋豪先生，本身不是严格地从经济学角度受过这样一种训练的，文章不是像陆铭先生那样很规范地提出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思想性强了一些，但是规范性和实证性上弱了一些，这是我对这篇文章简单的评议，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有请大家进行提问。
提问：刚才李建德教授一句话没说完，能让他说完吗？
李建德：
能不能度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企业家才能，只有企业家才能足够，才能突破产业陷阱和组织结构的陷阱。政府只能起到引导的作用。我对中国的企业家才能有着很强的信念，我们西周的时候商品经济已充分发展，到了唐宋已经有非常广泛的陆上的国际贸易，到元的时候，我们已经有非常发达的市民社会，欧洲中世纪才有的市民社会，这是历史的维度。从地理纬度来看，中国的华侨到了全世界都是商业精英，可以和犹太人媲美，而且我看到一个报告，本来是犹太人一条街，现在变成了华人一条街。然后看看我们的中华文明影响的东亚，所以我们不仅有强大的企业家，同样有强的企业家文明，我相信儒家文化一定在这个时代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我没有仔细研究，但是读了三字经，我们的三字经就比新教伦理有更强的工作伦理和勤俭精神，所以我们企业家和企业家文明是中等国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力量。
陆铭：
首先感谢李老师的三个评论，其中第三个评论更多是引申，所以我主要回答前面两个评论。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的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对比，如果中国存在自己特殊的机制能够缓解债务危机的爆发和我今天主要讲的一些经济学的机制使得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这两个问题还是可以分开来的。中国可能存在跟欧洲相同的机制，导致负债率不断上升，但是可能不会爆发成欧洲那样的危机。一个是持债人不一样，另外一个原因是涉及到第三篇文章，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为中国央行是不独立的，所以发生危机可以通过财政来解决。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在制度上，中国要求地方政府配套机制主要在省级政府，而我用的数据是用市一级数据，所以配套的作用并不那么重要。请大家看这张结果上的第五个方程，这个方程就是为了回应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配套机制，因为中国配套机制里面要求地方政府做所有建设项目的时候，你要先建，建到一定程度再到中央拿钱，才体现是专项转移支付的。如果这个逻辑存在，你会看到地方政府没有钱了，所以我要发债，发债以后把项目建起来，我再向中央要，才能转移支付。如果是这个逻辑，先有债务，再有转移支付。所以我的第五个方程就是为了解释滞后一期的债务不影响人均变量的转移支付，其实我们检验了配套的机制。
黄凯南：
实际上很简单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做复制者？我在分析当中，我从习惯、惯例到制度，作为微观的基础，我们个体行为分析从习惯出发。互动者我们是讲个体、企业、产业组织和国家，互动者当中带有复制者，复制者决定互动者一些行为的可能性，它会使得互动者的收益在互动过程当中影响到复制者的复制过程，复制者的复制过程就是演化过程，所以我一直强调演化，我们讲演化在个体层面是习惯的演化，超越个体层面是惯例，惯例也是制度的一部分，也就是在社会层面上，只要讲演化就是制度的演化，如果我们看到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技术投资规则没有发生变化，企业规则没有发生变化，也不叫演化，这是增长的概念，比如企业规模在增加，利润在增加，但是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这也不叫演化，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到无演化的现象。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演化制度经济学非常集中地考虑制度演化的问题，就可以把它和新古典的东西区分开，因为有些增长问题，新古典做得非常好，这样整个演化过程当中来讲，如果说互动者是多层级的，我们在社会活动当中会看到有个人有组织，还有其他各种组织类型来参与互动，所以我们能看到是多层级，同时多主体，在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相对是比较复杂的系统，所以后面我们建了一个多主体的模型，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会考察一种制度的生成和演变，在微观层面上，个体习惯包括学习规则发生的一些变化，是如何导致我们讲的制度的演变，这是我们的逻辑。
蒋豪：
刚才魏老师的评论，我就其中两个问题回应一下。第一，2%的通胀率，各国央行为什么法律上还没有硬性的约束，我思考是这样的，因为央行也在发展，尤其是在1971年，大体来说在金本位之前，实际上是受到约束的。1971年之后，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它才达到了能够随意发行货币。以前美国严格来说是受到约束的，也是和黄金挂钩的。当今货币政策存在也就是三四十年，实际上也不是随意发行的，这个时期是很短暂的。从欧洲央行，从美联储来看，现在都是自我约束的2%，其他国家可能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会波动一些，这也是一个演化过程。也许现在是反约束，自我约束，将来可能国会就会定一个法律约束。
第二，准备金和央行有什么关系，因为准备金是央行规定的，不是商业银行自己规定的，所以它实际上根在央行上，承受者是商业银行。
提问：
刚才陆老师说中国可以通过膨胀来降低债务，我们认为这是不可取的，通货膨胀只会使债务更加严重，这一定不是解决危机的办法，这个要纠正。还有你说有关不同国家因为生产力不同，但是它不能调节汇率，南欧国家生产力比较低，不能调节汇率，我们说汇率应该是保持稳定的，不能够通过汇率改变价格，这个做法是导致通胀的，这个是不可取的，汇率是不能因为生产力不同而有改变，汇率应该保持稳定，不能人为地调节汇率，这是导致通胀的办法，而不是解决危机的办法。
陆铭：
我说的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实证的问题，比如像中国出现危机的时候，并不是我主张中国通过通货膨胀方式度过危机，而是所有的债务负担率都是债务÷GDP，它是一个比率，如果把比率降下来的话，无非是让分子往下降，分母往上走的问题，而分母往上走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实体经济增长率增加，是实际经济增长。第二是名义的增长，就是通胀，而今天中国出现的情况，是因为债务÷GDP的比例持续上升，如果看数据的话，你甚至可以知道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利息增长速度已经高过名义GDP增长速度很多了。接下来实体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大家知道如果让我们中国经济增长从7%到8%已经是非常难的事情，如果中央把目标设在债务÷GDP比重下降，要么控制债务增长，要么名义GDP增长，实际上就是通胀，这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它会这样做。第二，关于汇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下降，也不是我们是不是主张一个国家通过操控汇率影响这个事情，而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下来的时候，对这个国家货币需求就会下来，如果它是独立货币制度的话，它的汇率就应该会下降的，并不是我主张的问题。
提问：
陆铭你讲了中国债务和欧债相同的地方，我想请你讲一下相异的地方。因为中国和欧洲确实有不一样，相异的地方有些对于债务危机可能有缓解的作用，有些还有可能是加剧的作用，比如欧盟的基本的状况是由货币统一和财政不统一的状况，而中国财政控制应该说比欧洲要强，虽然地方现在发了很多债，但是现在地方并没有发债权，这和欧洲是不一样的。另外货币统一，欧洲是货币统一人家能够执行，我们地方发债，拿土地到银行去抵押，然后弄出钱来，和欧洲的状况也不一样。而后者有可能使得债务危机更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想请你讲一下相异的情况，对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欧洲化怎么避免的问题。
提问：
现在听了之后有一个感受，大家都在讲债务危机，首先大家第一反应是，债务危机如果不解决肯定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刚才张老师的问题感觉中国盘子很大，和欧洲情况不一样，中国对债务危机防范的能力有很多渠道，而感觉欧洲那边约束要硬一些，所以他们的债务问题不太好搞。但是我就怀疑债务有危机，债务不好解决，不一定是坏事情，而我们这边最后还是要有规范判断，我们非常同情地理解陆铭主要做一些实证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就变成什么呢，我们怎么使债务不爆发就是好的，这个事到中国来讲不见得是好事，为什么呢？中央政府有办法让这个债务不爆发，怎么不爆发，就把债务转嫁给我们这些人，我们的后代无穷无尽的各种手段可以调用，这些手段在欧洲来讲，它是很多主权国家联合起来的，每个主权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所以增收权力又受到约束，我觉得中国不爆发债务危机也不见得是好事。
提问：
我感觉陆教授的实证非常好，关于中国债务问题解释，原因和思路都非常清晰，但是他把欧债危机和中国债务叠加起来有点简单化，你在解决欧债危机的时候用汇率统一，汇率统一使得落后地区丧失了行政手段，所以导致了危机，这个太简单化了。因为汇率只是一个国家和一个经济体是否具有竞争力的因素之一，不是全部因素。还有它的劳动生产率、成本及比较优势，所以假定汇率固定不动，其他因素正常起作用的话，它仍然可能保持它的竞争力，不一定导致危机，所以这样解释欧债危机至少简单化了，在中国也是这样的，因为货币统一了，落后地区就永远处于竞争劣势了，它永远不能和发达地区竞争了，这个是不对的。其实你的文章里，不需要拿欧债危机解释中国危机，债务危机本身的分析是可以独立出来的。
陆铭：
我今天讲的报告的确是基于一篇文章，但是和欧债危机比较背后含义在有限的时间里我没有办法讲清楚，我特别想强调，不要仅仅在技术的层面和中国的监管层面去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那些东西都是重要的，但是我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上更加应该强调最基本的经济学机制，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市场分割+货币统一两者同时存在成为债务积累经济学机制的原因，光有汇率统一不足以存在债务增长机制，必须有另外一个前提，汇率由于统一的，对于单独国家来讲，背离了它的劳动生产率。如果国家有独立货币制度，汇率的币值可以跟劳动生产率相适应。这样的话，从政府支出的筹资方式来讲，就可以更多依赖经济增长，因为筹资方式要么依赖经济增长税收，要么依赖借债，若把其中一个机制拿掉，由于它的支出有刚性，只能依赖第二个机制，这是我特别强调的。而这里面有一个地方，中国和欧洲有一个地方不一样，欧洲劳动生产率差别在国家和国家之间，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货币区内不存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话，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消除地区间人均GDP差别，比如美国。但是在欧洲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欧洲国家和国家之间具有文化、语言、宗教各种非制度的因素。但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制约。这样的话，由于这样的制度制约，使得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人均劳动生产率地区间差别，加上中国是一个天然的货币区，再加上其他的原因，包括对地方政府发债没有约束，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有刚性基本建设的支出，再加上道德风险机制，不断在往上加强。对于欠发达地区，还面临一个地理的原因，因为它地处中国内地，它的运输成本比较高，所以它在中国发展外向性经济的时候没有办法降低它的运输成本，于是它的出口竞争力也会下降。
另外一个问题，债务危机是否爆发是一个规范性问题，不是实证性问题，在中国目前体制下，你可以相信中国政府不会允许国有银行和地方政府普遍破产的。我的意思是小范围的，局部的，小幅度的危机爆发是可以的，中央也会容忍的，但是全面全局性，大幅度的破产，引起国有银行和地方政府的破产，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产生的，除非改变这个政治体制。我的意思是中央不会允许，并不是我不会允许。我一直尝试采取实证性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主张不要这样做。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通胀，今天应该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就是货币和财政上的放松。
张老师讲到统一财政的问题，中国有一些机制可以防止我今天讲的事情恶化，比如中国可以直接通过监管方式要求地方政府少发债，也可以通过改变激励机制的方式，把地方发债规模和官员省钱挂钩，但是这些改变都是在不改变政治体制之下的。
对于中国土地抵押增加银行发债，会出现中国负债加剧的趋势，而这样会使风险更大，因为土地抵押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土地是有价值的。而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下滑，而且下滑是在一个欠发达地区，很有可能最后土地抵押引发的土地价值是不能实现的。还有一个中国和国外不同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中国地方负债形成很多资产，我个人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中国所投的很多基础设施，工业园，廉租房，保障房，最后都是没有回报的资产，没有回报的资产跟没有资产没有区别，不能用来最后输送给消费者进行地方政府的偿债。
主持人：
总而言之，今天谈到的计量模型和其中机理的解释，我希望能给很多经济学初学者和爱好者一个启示，在做好模型的同时，更要建设好各个环节之间逻辑上、机制上的关联，感谢各位演讲人和评议人，谢谢大家！
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批优秀论文评审，优秀论文评审是基于小组宣读以后做的推荐，今年我们年会收到一百多篇论文，小组发言有八十多篇，推荐到今天大会上予以授奖的一共五位。为了使后面的证书发得好看一些，所以先让这些人露面作报告。第一组纯理论的业用与扩展篇的优秀论文是李楠和林友宏同志共同发表的《为何中国会成为汉族为主体的国家？》。评语是：本文用空间计量方法，和特有的历史数据库，讲了中国汉族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特别强调考察了地理环境和政治综合历史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篇文章为理解民族融合和形成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初步的检验资源，加深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请论文获奖人报告。
第一组：
这是我和李楠老师共同研究的文章，题目叫“中国如何成为以汉族为主的国家？——基于地理环境和政治角度的考察”。当我们打开一张世界民族地图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地球由很多民族所占据，但是地球各个区别民族多样性是不同的，非洲民族比较小，而且很多，所以它形成了高的民族多样性，但是欧洲主要由一些中等规模的民族国家所构成，所以它的民族多样性低一些。但是在中国主要是由汉族所占据的，由于汉族广泛分布，使得中国民族多样性是较低的，所以我们这篇文章所研究的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以汉族为主的国家。这是1990年的汉族分布，之所以要研究民族多样性的问题，是因为民族多样性已成为发展经济学中解释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许多学者发现，民族多样性越高的地方，会降低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也有可能导致民族战争的增加，从而使得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虽然说研究民族多样性的实证研究很多，但是对于解释为什么全球各地能够呈现出这样多样的民族多样性差异，这种背后的实证和理论机制，目前是缺乏研究的。我们希望通过对中国区域的民族多样性历史成因分析为民族多样性起源的实证和理论提供更充足的证据。当前主要假说有两种，一种是地理环境差异假说，他认为地理环境差异会导致不同人力资本禀赋，比如草原地区比较倾向放牧，但是农耕地区比较倾向农耕，所以会阻碍地区间的民族和文化传播，从而形成不同民族，产生更多的民族多样性。但是地理环境差异假说的缺陷在于，地理环境是一个不变的量，但历史上的民族多样性是不断产生变化的，所以地理环境差异假说并不能很好解释历史上的变化过程。
另外一个是政治整合假说，他认为两个地区即便存在地理环境差异，但是如果它受到统一国家的统治，由于国家能够施加相同的政治影响，如相同的制度、相同的教育，能够促进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从而缩小地区间民族文化差异。但是当前对政治整合假说的实证还很有限，主要是数据方面的一些局限。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的案例能为当前的地理环境假说和政治整合假说提供新的实证证据，特别是中国有民族的统一性，中国在华北和华南具有很高的环境地理差异，但是却能够由统一的汉民族占据。第二个原因，因为中国有长期国家的统治历史，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政治整合是否能够削弱这种地理环境差异。第三个原因，中国还具有多样的地理环境，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分析政治整合和地理环境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地理环境差异假说，因为汉族主要是以农耕文明，所以我们期望看到那些农耕条件好的地区能否促进汉族的分布。第二个假说是由于汉族主要起源于中原地区，中原王朝能够统治中国大部分地区，我们看受中原王朝统治越久的地区是否汉族分布越多。我们发现地理环境和政治整合的确都会对汉族分布有影响，农耕环境越好的地方，汉族分布越多，政治整合越好的地方，汉族分布也越多，政治整合高的地区，即便地理环境存在比较强的差异，但是政治整合能够削弱地理环境的影响。另外我们还对政治整合的机制做了研究，主要是三个机制，强制的政治影响，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及文化教育对民族文化产生的促进作用。从历史上来看，汉族并不是一下子分布到全国的，在中国进入农耕文明的时候，中原地区由于具有比较好的地理环境条件，像土壤、季风性气候，能够促使中原地区夏商周国家的形成，当时由于地区间文化交流，形成了比较统一的文化，这就是汉文化的前身。当时周边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差异，形成了比较差异的文化，但是中原地区的民族，把周边地区的民族称为“四夷”。随着中原地区政治进程进行，从春秋五国到战国七雄，以及之后秦的大一统，从而产生了比较高度发达的国家统治制度。其中一个制度就是郡县制度，主要采用中央集权对地区进行控制，对地区施加更多的政治影响。虽然秦已经把中国统一了，但是我们看到郡县制度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在南方地区并没有很广泛的郡县制度分布，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南方地区地理环境非常恶劣，从而阻碍了政治整合的进程。随着时间扩展，我们看到从汉、唐、宋、明、清郡县制度逐步分布到全国各个区域，所以我们希望知道郡县制度是否对民族文化产生影响。
我们看一下历史学家考察的汉族在历史上的分布，原先是在中原地区，逐渐向北、向南得到广泛扩展。首先历史上的因素对当前汉族分布的影响，解释变量是1990年汉族比例数据，是一个县级的数据。我们度量了地理环境，农耕是一个指数，政治整合度量主要采用县，汉族王朝和统一王朝统治时间，还有一个设县时间两个指标来的度量。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政治整合情况，虽然南方是在之后才纳入中原王朝统一范围，但是由于北方民族入侵，南方在历史上有更长的统治时间，郡县时间也是中原地区比较早一些。我们采用的模型是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是更好地解决汉族空间相关性的问题。首先我们看一下地理环境结果，我们看到农耕条件比较好的地方，能够显示出汉族的分布，政治整合也得到了预期的结果，特别是郡县制的设立，像设县时间，能够显著增加汉族的分布。另外我们考虑两种假说互相的作用，特别是政治整合是否能够削弱地理环境的影响，我们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加入农耕适宜度和政治整合的交互项，我们看到交互项系数是负的，表明政治整合比较高的地区，这种地理环境的影响会显著削弱。
然后我们对历史上民族分布进行了考察，它同样验证了我们的假说，虽然农耕条件和政治整合同样有影响，但是政治整合能够削弱地理环境的影响，我们用了断点回归，主要利用的秦长城内外，政治整合显著断点性的差异，我们用断点回归来解释政治整合对汉族分布的影响。我们看到设县时间在长城内外有跳跃的差异，同样汉族分布有跳跃性的下降。我们尝试验证政治整合影响汉族分布的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因为政治整合能够强制性的对汉民族进行移民，像秦始皇的时候，为了能够对珠江流域进行政治整合，他大概征发了十万人进入珠江流域。然后我们采用的度量汉族移民的变量是（李记）2008年根据各省筑城开发时间，作为移民先后的对比，我们采用的是省级的截面数据，我们看到相关的结果是，设县时间越久的地方开发时间也是越久的，而开发时间能够促进当前的汉族分布。并且把两个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我们看到设县时间它的影响是会被开发时间所削弱的，所以移民开发的确是政治整合影响汉民族分布的途径。
第二个途径是公共物品提供。因为中国政府具有很强的水利还有教育的提供的职能，所以这些公共物品的提供，能够促进当地农业开发，从而促进汉族的分布。例如像秦统一以后，都江堰工程使四川地区成为天府之国，它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们采用一个度量水利的数据，是（冀朝鼎）1936年根据从地方志中获得的历代水利设施数据，包括汉、唐、北宋、明、清五个朝代，共15个省的面板数据做实证检验。我们发现政治整合能够促进水利设施的提供，水利设施又能够促进汉族分布，而且它的确是影响政治整合的途径。
第三个途径是文化教育途径，因为中国政府有提供官学教育，科举教育的一系列的职能，我们采用度量文化教育，主要是应用县级的数据，我们同样得到一些结果。
我们主要贡献是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回答了中国民族多样性的血缘问题，证明在统一国家中，政治整合要比地理环境更为重要，还丰富了相关的信息学文献。谢谢大家！
主持人：
下面有请第二篇文章，由胡新艳、朱文珏、罗锦涛合作的文章《农业规模经营方式的创新——基于纵向分工与生产活动外包的分析视角》。
第二组：
这篇文章是由我的导师和我合作完成的，题目叫做《农业规模经营方式的创新，从服务外包的视角》。我国农业家庭经营面临的核心问题主要两个，从农业内部来讲，分散化、细碎化的小规模经营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以及分工不足引发的低效率；从农业外部来讲，小农户面临大市场衍生的高额教育成本，这就使我们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型成为我国农业发展变革的重要方向。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现行的政策导向是推行农地规模经营，它的基本观点是，一、推行农地规模经营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二、农地集中以后，能够形成大规模经营，这样能够提供有效的内部分工；三、有意愿且能够留住大量土地的农户应该都是具有较长专业能力的人，所以他能够有效参与到社会市场上的交易当中，这就有效提供了外部分工。这样的政策导向实际情况是怎样呢？我们发现长达三十年的政策努力，我国土地分散化的经营格局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反而有恶化的趋势。从数据看，从1996—2011年，我国经营规模十亩以上的农户占家庭承包户总数比重从76%上升到86%。15—30亩比较大规模的农户，却从20.2%降到10.7%，这就反映了一个恶化的趋势。
现实和理论政策导向的反差使学界对农地规模经营产生了质疑，质疑有两个，一、农业是多要素生产匹配的活动，投入的要素是多样性的，为什么要通过农地规模来实现农地经营呢？二、我国特殊的农地关系、农情关系都决定了如果发生农地流转，必然面临着高额的交易费用，农地转变为一个简单的要素市场。如果面临着农地规模经营推行的困难，我们有没有更创新的方法来推行农业规模经营呢？我们可以发现农业生产制度的结构，一般来说，我们是从PPT里面左边那里以土地为中心，加上劳动力资金要素匹配它运行的，刚才第一点所说了，农业生产是多要素匹配的，并不是只是有土地一样要素，所以我们可以转化一下思考，为什么不能以生产性服务为中心，把各个小农户的土地，把他们的生产性服务需求集成一个规模，然后实现服务规模经营呢，这就有了我们文章的主体导向，服务规模经营。我们发现将农户生产经营活动卷入外部分工以及社会化分工网络的拓展，使其发生生产性服务交易，能够明显改善农业的分工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它的内在逻辑，我们认为当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交易效率高于土地经营权的交易效率的时候，这种规模经营方式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觉得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向服务规模经营有必要的。服务规模的经营本质是什么？从宏观来说，就是服务规模经营，从微观表现来说，就是农户参与了生产性服务活动的外包，所以研究就转向了如何推进农户参与生产服务外包。
在各国里面，服务外包是有一定实践的，日本鼓励农户将过去由自营生产的环节外包给外部的专业化组织，美国西部、西班牙、比利时等一些农业，都分别把一些环节外包，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得到的基本结论是，通过农户生产活动外包而谋求的服务规模经营，能够使农户参与社会化分工经济，并且分享分工经济获得外部规模经济。现有文献大多是以交易费用为假设前提，基于农户层面实证研究很不足的，并且缺乏对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向服务规模经营的内在逻辑的描述。因此本文拓展就在于阐述转型的发展机理，构建理论的分析框架，并基于农户层面的实证考察论述农户生产活动外包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这是我们研究的思路，从主体到社会化外部分工，这是服务规模经营。中间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体要进行分别的生产。第二阶段，它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定要有交易，最后才能成为服务规模经营，中间这两部分就构成了影响主体最后进行活动外包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分别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他选什么生产，第二部分是交易过程中，分工是伴随着交易的，交易过程中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所以我们就选取了这两个点进行主体外包活动的研究。第一个是交易约束分工，主要是交易成本理论，专业化分工的演进以及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就是研究分工能深化到什么程度的最重要的关键。这里面是用威廉姆森交易特性的资产多样性、不确定性以及交易频率来解释的。第二是交易主体怎么影响分工。从一般理论来说，交易主体影响分工，是因为人具有自然的差异，这是外生的比较优势。还有一种说法，在分工以后，人能内生比较优势，就是我越做这件事情就越懂得做这件事情。从比较优势来衡量他们的主体，在理论上是恰当的，但是内生比较优势是难以在数据上测得的，所以我又观察到分工的本质实际上是行为主体对产权细分以后的安排，是产权分离后达成个人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匹配应用，就是发挥比较优势的途径。我们从产权角度来引入了行为能力，从而解释个人主体比较优势的差别，产权角度引用的行为能力，包括排他能力，处置能力，交易能力。
总结来说，交易成本有规模性、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主体的差别，行为能力有排他性，排他能力，处置能力以及交易能力。我们做了四个计量分析，前三个用logistic模型检验的，后面的是用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是，资产多样性，物质资产多样性以及外包风险对农户生产活动外包行为的影响有抑制作用。重点提一下两个有意思的结果，第一，农户经营规模是对外部行为有倒U型关系的，农户的规模越大，越促进它的外包，但是到了一个拐点以后，反而会抑制外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外包服务需求方变成了外包服务供给方。第二，人力资产专用性对它有显著促进作用的，如果按照威廉姆森来说，资产专用性是对它有抑制作用的，但是为什么这里会有促进作用呢？我们会解释为，因为外包并不是完全退出农业，只是把一部分环节外包，并不是完全退出，那它的人力资产专用性是可以留在农业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身体限制，或者劳动性太强不能做，所以反而会促进它的外包。
最后想说一点，本文并不是说农地规模经营和服务外包经营是两个不相关的模式，或者他们并不是此消彼涨的关系，只是说这两种都是农业规模经营的方式，我们应该在恰当的地方共同推进这两种方式，共同推进农业的进步。谢谢大家！
主持人：
第二组的评语是这篇文章从农地规模分析转向服务规模的问题，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这篇文章把分工、交易费用和服务外包放在一块进行整合分析，有一定的说服力。下面有请第三组优秀论文，由曹正汉、薛斌锋、周杰共同合作的《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来自地铁项目中中央审批制的证据》。评语说大家认为该论文选题有重要现实意义，分析有理论模型和扎实的数据支持，分析完整，条理清晰，是一篇优秀的论文。
第三组：
非常感谢我们第三组的几位老师对我们论文的肯定，把我们论文推荐为我们这组的优秀论文，我们这篇论文是由这样的现象或者这样的问题引出来的，现在对我们中国研究集中在地方的政治集权和地方分权上，对于这样的政治集权和地方分权，很多人都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我们是在2013年发了一篇文章，就讲政治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另外一个效果，降低了中国政府的税收风险。但是在政治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下，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地方政府只获得有限的治理权。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是来自一个社会学的研究，中国存在一个现象，就是运动式治理。中央政府在正式的官僚体制之外还会时不时搞一些运动来纠正地方政府的一些偏离行为，这说明地方政府不完全有所谓的有限治理权。另外是通过项目制，在项目制之下，钱是从中央立项直接到地方的，钱也不是地方控制。第三，我们发现以地铁为代表的中央的审批制，像地铁这样投资规模比较大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它的设计包括建设都在地方政府，但是这个项目最终被批准或者立项是中央政府决定。这个是为什么呢？地方的公共产品，而且地方做是有效率的，为什么要把这个批准权放在中央政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方分权和地方政府有限治理权的现象。为什么在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既承担了主要的行政事务，同时又缺乏所谓的完全的地方治理权。我们看一下现有研究是怎样解释问题的。
现有研究的一个观点，在中国权威体制下，有效治理之间存在内在的冲突，怎样解释冲突呢？是中央政府要保留随意干预地方政府的权力。但是这个是不能够解释我们所能够观察到的现象。中央政府为什么还要控制一些在行政正式科层内部，还要控制一些地方性公共物品的决策权，为什么不把这个权力给地方政府？我们的观点是中国地区层面权力追求的是一元化。在一元化下就和投资风险存在冲突，怎么样解决冲突呢？中国采取的是纵向制约机制，地区的一元化权力和所谓的地区投资公共产品的冲突，他们用所谓的纵向治理机制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由上级政府决定下级政府投资的最终决策，通过形成这样的审批制来克服体制内部的冲突，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怎么样验证我们的观点呢？我们以地铁项目为案例来介绍，首先我们梳理了一下中国地铁审批的发展和审批程序，中国从1991年正式文件里推出，建设部提出关于建设地铁的项目要去中央那里审批，这是最早的文件。之后一直在这样做，其中有一个所谓小小的转折，95年停了，但是保留了北京和上海已经在建的地铁项目，其他暂缓审批，当时主要原因在于投资风险很大，中央觉得地方这样做是不好的，所以就停了。但是之后03年中央又重新推动，同意地方政府可以申请，中央可以审批了，开始建设地铁。03年出台了一个规则，以前是没有规则的，关于进入门槛作了具体说明，比如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一定要达到所谓的一百亿，同时地方GDP要一千亿以上，同时它会对人口需求方面也有一些限制，比如城市主城区人口要达到300万以上，既有经济指标也有人口指标。在审批程序方面，我们发现具体建设或者具体谋划，在地方层面，地方要先编一个规划，然后把这个规划拿到中央去，拿到国务院审批，第三步是立项，立项后若要开工还需编制一个可行性报告，这个也需拿到中央审批，批了之后才可以正式去做。去年李克强总理说要下放审批权，但是地铁方面只是下放了开工许可，也就是说，并没有把地铁建设决定权完全下放给地方，最终还是中央在控制具体的投资决策。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央审批的机制。审批到底在批什么？或者到底关键控制什么？通过2005—2012年的对29个获批城市的分析，我们发现所有获批城市，在经济指标上只有两个城市是没有达到指标的，但是在人口或者在地区需求层面有19个城市没有达到我们2003年的人口指标，从中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或者非常明显的判断，国务院在审查地铁的时看中的是地区或者这个城市的经济实力，或者财政实力，而不是说这个地区是否真的需要地铁。我们再来看一下，既然说要控制所谓的建造地铁这样重大公共产品所谓的投资风险，投资风险有不同的控制方式，为什么我们中国采取的是纵向式的呢？我们通过中央的文件和地方法规来寻找证据，在国务院层面，我们看一下1991年和2003年的文件，会发现在这个里面，中央明确说，它是有审批权的，同时要求地方负责的，并且地方是指地方政府，而不是所谓的地方人大，就是说地方人大不参与。同时我们看一下地方层面，截止2013年12月，我们找到了20座在建或者已经建成地铁城市颁布的条例，其中有12座城市明确规定，市政府是地铁审批，内部规划的审批者，这里面是没有任何人大参与的。我们会发现在中国，中央和地方层面都在追求权力一元化，避免内部形成权力的制约和分离，这是最根本的政治结构。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出我们的主要结论，中国在这样的权力运作之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避免在权力上出现横向分立，都要保持它的一元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形成了这样一种纵向制约机制来解决地方重大公共产品投资性风险问题。它在我们文献上到底有什么贡献呢？在现在主流的中国研究里面，都只讲到一个所谓的地方分权的约束，就是说在威权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存在的冲突，地方政府本身它内部的权力机构也会对我们地方分权产生影响，这就是我们这个报告全部的结论。谢谢各位！
主持人：
下面有请第四组，作者是李晓敏，论文题目是《互联网普及提高了离婚率吗？》，评语说这是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有一定现实意义。第二，这个问题清晰，逻辑清楚，做了很好的计量分析，下面有请第四组的作者，（人未到）。第五组企业与要素的制度分析篇优秀论文是是杨兰品、陈锡金、唐留昌合作的《讨论国有垄断行业要素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偏差——基于不同类型行业的比较研究》。评语是本文观察了当前的热点问题，即国有企业的薪酬问题，通过与同行业的收入分成比较，作者发现垄断和国有性质是造成国有企业报酬错配的关键因素，其中垄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对于校正国有企业不合理薪酬，给出了一个政策性很强的解释。
第五组：
各位先进，先行，同仁，同学，我很感谢我们小组把这样的机会让给我，也很感谢他们给我的鼓励，也是受学界学术成果的影响启发，对国有文化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做了一些思考，在这儿跟大家汇报。天则所的国有企业性质和行政垄断等研究报告，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国有垄断行业要素收入分配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我们做的基金内容的一部分。文章分为问题提出和述评，理论分析和假设的提出，国有垄断行业要素收入结构性偏差状况的统计描述，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等几个部分。讨论国有垄断行业是否存在结构性问题，有两个参照，一个是资本和劳动这两个要素的回报和它们各自贡献比较；再一个参照是基于不同类型的行业比较来看国有垄断行业的分配中是不是存在问题。文章主要观点是，国有垄断行业在要素收入分配当中是存在结构性偏差的，也就是说，资本要素的回报和它的贡献相比，是低于贡献率的，方向上有偏差的，劳动要素高于劳动要素的贡献，原因是垄断程度和国有经济比重高，在国有垄断行业当中，企业相对国有企业数量多，地位高，占的比重高，垄断性的大企业比重高，整体来讲就是垄断行业的国有程度高。
这些年国有垄断行业改革虽然进展很快，但是在分配问题上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存在的问题。国内学者这些年在这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业收入差距，薪酬，利润上交，还有学者在宏观层面或者微观企业层面讨论要素收入分配问题，但是行业方面相对比较少。我们曾经就国有企业分红问题和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分别做过综述。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当中存在严重问题。但是垄断行业的分配结构怎么样，行业收入差距是否合理，主要生产要素的贡献回报之间是否相匹配，这些我们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我们认为行业收入差距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这些差距和贡献的差距是不是相匹配。垄断行业它的主要生产要素的回报和各自贡献的状况，不同类型行业，劳动者的收入和劳动贡献之间的差距是什么关系，国有垄断行业要素收入分配是否确实存在结构性偏差，如果存在这些问题的话，是什么主要因素影响的，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跟大家做一下汇报。
首先从理论上来讲，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参与生产价值创造的各种主观要素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也是更好地配置资源的客观要求。但是我们在讨论当中，把各种要素，，土地、技术、管理等分别归类到劳动和资本要素中，所以就考虑劳动和资本两大要素，并且以这样的基础模型来分离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要素的贡献率，这是理论基础。按贡献参与分配，这是基本的要求，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有多大程度实现要素分配，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市场竞争的状况，如果说要素市场竞争是充分的，相对来讲，资源配置效率会高，而且价格也会相应的比较合理。就劳动者来说，他的收入水平就会和他个体差异、个体素质有关，跟其所在行业和企业效率有关，和其他因素关联是不大的。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拜读了陆铭老师关于国有企业的文章，其中有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行业里面的企业，它的劳动者收入高和个人素质关联不大，因为我们曾经也想是不是跟个体素质学历高，贡献大，个体各方面能力强有关系，我们也拜读了陆老师的研究，关联性是不大的。如果企业在市场上有垄断地位，一般来讲能够获得垄断利润，垄断利润来自消费者剩余和其他企业的利润，垄断程度越高，获得垄断利润越高，但是垄断利润在生产要素中怎么分配，又有很多要素影响。比如非国有企业当中，如果劳资谈判机制不健全，垄断利润很可能归资方所有，资本要素回报相对就会提高。如果有劳资谈判关系，劳动者和资本怎么分享垄断利润往往可能受其力量对比的影响，但是在国有企业当中，通常来讲存在所有者缺位、虚位这样的现象和问题，所以垄断利润很可能会转化为包括管理层在内的劳动者收入，劳动者收入的链条会增加，回报会高于他的贡献，这是市场金融状况。
还有所有者状况，也有大量研究认为，受股东委托的经理人，并不是天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他们可能会借他们拥有的机会和条件为自己谋利益而让所有者权益受损失。国有企业产权是全民所有的，所以应该全民获得收益，全民投入的资本应该获得和资本相匹配的回报，但是在我国国有企业当中这种现象非常值得研究，这不仅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而且是资本投资者权益受损，而且非国有企业当中资本要素回报侵占劳动要素回报，国有企业当中是劳动要素回报侵占资本要素回报。在国有垄断行业当中，如果工资侵蚀利润的时候，必然要素回报份额下降，而劳动收入份额会相对高。这些因素我们在这儿不考虑，当然这些也会影响。我们主要是考虑国有垄断行业，所谓非国有企业的情况也不讨论。基于这些理论分析，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国有垄断行业当中存在要素分配的结构性偏差，在我们国家有一些行业属于是国有垄断行业，在这些行业当中，国有经济比重很高，国有企业的地位、影响力都很大，而且还存在行政垄断、自然垄断相互交织，或者行政垄断等等这些特征。
第二个假设，垄断程度国有企业比重高致使这些行业结构性分配偏高。我们对工业部门当中选出21个行业，根据竞争程度和国有经济的比重进行了大致的分类，根据国有经济比重和垄断程度进行排序，我们把它大致划为国有垄断行业，国有经济比重高，而且垄断程度高；国有竞争性行业和非国有竞争性行业。我们做了统计的描述，我们看21个行业国有垄断程度的变化，劳动贡献率，我们发现垄断行业劳动贡献率是低的，红色代表的是收入，劳动报酬相对是高的，有很大的偏差，而且07年国有企业是不上缴利润的，不分红的，08年以后，我们选取2008年—2011年的数据，如果往两头延伸的状况，不会比这个更弱，这是劳动状况，我们看是存在差距的，不同类型行业当中有不同差距。
我们再看资本状况，红色的点是鼓励的支付率，蓝色的点是资本贡献率，这个依然是刚才说的那条线，国有垄断程度随着行业的变化，我们发现国有垄断行业当中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跟另外两类相比差距比较大。还需要说明的是在2011年的时候，中央企业分红率低，分红企业公司数也少，还需要说明的是像在2014年以前最高也只是上交15%的利润，更需要说明的是，上交的利润大量用于中央企业。这是我们对计量因素结果的分析，结构性偏差是存在的，国有化程度影响劳动要素份额同时，还影响资本的回报。结论就是收租分红，同时分红比例应该提高，我们也曾经参照了国外和咱们国家另外的方法做了计量，像电信行业就是提高到2020年的30%也还是低了，包括石油行业也是如此。此外，关于信息披露，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很多企业集团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想行使监督，了解它的职能或者我们关心都没法去关心。另外是不是考虑全民帐户，不仅要提高用于民生的比例和份额，还要考虑我们怎么样享受。谢谢各位！
主持人：
我有一个感觉，因为一篇优秀论文的选择是在一个小组发言里面挑选的，它不一定代表我们大会的最高水平。第二，每篇推出来的论文质量肯定是相对不错的，但这不意味着没有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余地，我相信小组在讨论汇报的时候，大家都议论过你们的文章，希望每篇文章都有进一步的改进，这代表制度经济学所发表的成果，是能够让大家看到质量的。非常感谢各位大会报告人，也恭喜你们，大家用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大家好！按照大会议程，我们现在进入下面的环节，首先是本届年会优秀学术论文的颁奖仪式，我们请耿丹学院甘德安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教授为优秀论文获奖者颁奖。
最后一项议程是本届年会的大会总结，我们欢迎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教授来做大会总结！
张曙光：
各位代表，经过一天半的集中讨论、讲演，年会已经到了结束的阶段，我想利用最后的时间，简单的讲几个问题。第一，这次大会共收到论文110多篇，从中选取了89篇参会，在会上做大会发言的共有14人，评论有9人，而且评出了5篇优秀论文。从这次大会论文情况来看，我觉得和过去相比，还是有不小的进步。首先，通过刚才几篇优秀论文宣讲，大家也看到了做的都比较规范，而且在理论上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比如第一篇获奖论文，讨论汉族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区域成为主体，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给作者提一点参考意见，有一个要素还是可以考虑的，大家想一想，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和农民战争引起的人口迁移，使得汉族在中国这块版图上聚集，我不知道作者有没有看过前些年费孝通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读书》上，讲“费”姓如何从北方迁移到山东、江苏、云南、贵州，从这个考察过程中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第二篇文章，从土地流转，土地规模经营进而讨论到服务的规模，这个理论的背后确实就是进一步发展分工理论，把分工引入到分析农业制度的变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角度。但是这些论文有几篇都讨论到这个问题，我倒觉得有一点可能咱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比如说服务外包的问题，作为农业来看，可能和制造业有很大的不同，威廉姆森的模式能够解释制造业，但是解释农业的时候，可能有些问题就有它的局限性，所以我们需要从实践里面去概括。比如说河南、河北麦收的问题，为什么那些大型收割机收麦，这个和中国现实有很大关系。一是现在农村大量劳动力外流，剩下的劳动力都是8341部队，而且可以看到麦收又是集中的状况，它和农业特征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怎样概括这些现象，还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曹正汉他们这篇文章是想从中国现实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中国从上到下都是集权体制，中国根本没有财政联邦制，所以我认为财政联邦制可能在理论上是一个误导的东西，但他们探索的方向是很值得探索的。最后一篇文章讨论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它转换了一个角度，从要素的贡献和要素回报差异上分析造成垄断收入分配的不公的原因。这几篇优秀论文，事实上我们还有几篇，比如昨天的大会发言，董志强的文章，谢琳的文章，朱海就文章，这几篇文章我提议做大会发言，而没有在小组参与讨论，如果参与讨论的话，这几篇也是不错的，也有可能获奖的，但是由于在大会发言错过了这个机会，我想他们也是对大会作出了贡献。
第二，关于我们以后年会的问题，有几点要跟大家报告一下。（一）我们昨天晚上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在会前也有一些文章，现在的年会有一个名义，就是中国制度经济学会筹委会，筹委会只是一个虚名，虽然有五个单位，比如说北大中心，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天则所，但是只是几个单位承诺的事情，也没有注册，也注册不了。我们想进一步把年会作为理事会，原来是学会的筹委会，我们想也作为年会的一个执行的委员会或者执行的理事会，把它进一步做实。所以和大家讨论以后，我们准备下面再和有关的单位沟通，作为今后年会的一个组织和执行的单位。
（二）我们想成立一个青年学者的学术委员会来负责文章、论文的筛选和大会论文的交流。这一点我们就想今后进一步提升这个会的学术水平。昨天大家也看到我们的开幕式很简单，我们想从下一届干脆取消开幕式，直接就是学术委员会评选审阅的论文做大会交流，而且也希望会议更进一步展开，不顾情面地批评，指名批评，使得我们的讨论能够更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水平。
（三）下一届年会（明年）将由浙江大学来承办，史晋川在去年年会上已经讲了，今年他因为牙疼治病没有来，所以让我代表他在大会上宣布这个事情。根据这个机制，想今年就能够把后年的安排完，所以后年的年会我们现在确定在华南农大举办，这是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安排。
第三，我们这个会开得确实不错，相当成功。会议的成功首先是要感谢在座各位，大家对我们会议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次要感谢耿丹学院的甘校长和为我们大会提供服务的耿丹学院的各位老师、同学和工作人员，比如餐厅的服务人员，来往车辆的接送司机，我想对他们表示感谢！最后要对天则所这次大会的有关服务的团队的人表示感谢，他们为我们大会做了很多安排，很多组织，很多服务工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提议大家对耿丹学院和天则所为大会的服务表示感谢！
现在我宣布，第十四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胜利闭幕！
（根据录音和速记稿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