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老师这个文章对我很有启发，读起来也很有趣。因为盛老师这个文章可以说主要还是站在自由主义的角度批评左派的大民主这个理论，也包括对最近几年街头政治的反思。这都是这篇文章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地方。我也曾经想站在别的角度、比如说从儒家角度对左派讲的民主提出某种批评。但是这个批评主要不是他讲的大民主，因为从我们意识形态对民主叙述来看，除了大民主这个内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内涵，就是我们屡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更民主，这种叙述背后实际上有传统话语的一些内涵，因为民主就这两个字来说，其实它在古代汉语里面早就出现了，比如在汉代文献里面屡屡提到民主。古人讲的民主主要指的就是君王个体是民主，包括认为政府也是民主，就是上至宰相，下至各级官吏都是民主。所以这个意义上的民主后来儒家一般伦理讲的比较多，民主有为民做主的意思。但是在我们左派的意识形态的自我叙述里面，他认为自此以后是开天辟地，所谓开天辟地就是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就是曾经不是主人，现在成了主人。所以，我觉得像左派的叙述话语里面讲民主还有另外一个内涵。
下面我针对盛洪老师文章站在左派角度提几个问题，因为他们肯定会有一些说法，还站在儒家角度提点问题。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乌合之众这个说法，在盛老师文章里面主要指的不仅仅是文革时候那样一种状态下的人民，还包括像纳粹统治下的民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被宣传鼓动，或者被某种组织裹胁的民众，认为这是乌合之众。这样一种民众，我们如果看我们中国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很相近的表述，就是在民国前后，当时有一个一盘散沙的说法，当时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批评中国是一盘散沙，我们从字意上看一盘散沙和乌合之众意思好象差不多的，没有区别。但是在康有为、孙中山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时候，他的内涵跟乌合之众好象就完全相反。他们指的什么呢？他们是指的那些冷漠，对政治漠不关心，只顾小家，不顾大家，是这样一些人，这些是认为被导致中国陷入一盘散沙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如果说这样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刚好跟盛老师在这里作为民主基础的理性人好象真的比较接近。好象一盘散沙跟乌合之众成了具有完全相反的内涵。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传统儒家视野上讲的民众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儒家一般是讲民众是要讲性三品，民众是分三六九等的，像董仲舒说民者盲也，就是两眼一团漆黑的人，就是有待教化的人。换句话说民众始终需要一个人，比如圣人在前面引导他怎么走。按照这个说法，民众压根儿不是理性的，需要有人引导他。所以这样一个说法好象又跟盛老师的讲法不一样，不知道盛老师怎么看。一直到清末讲宪政的时候，他说宪政之前要有一个预备立宪阶段，之所以预备立宪，实际上是认为民众当时的素质和现状不堪马上实行宪政。包括孙中山讲的军政、训政，都认为在正式实行宪政之前，民众应该经过一段时间训练，然后才能够达到宪政所应该有的个体的素质。所以这样一个讲法，我觉得好象也跟理性人这个讲法不大一样。
第三，我们看到中国古代传统里面又有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就是一方面说民众是愚昧的，有待觉悟的，而且是有待他人觉悟的。但是另一方面，像古代思想又讲人人皆可成佛，还有满街皆是圣人之类的话。这个说法到后来毛泽东讲六亿神州皆尧舜，实际上这个表述的内涵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毛泽东正是如此，他极其强调群众运动本身的自发性。左派面对盛老师这样一种批评的话，肯定就会反驳，说你怎么说这样状态的民众是乌合之众呢？他完全认为他自己是参与到整个政治运动里面，他也是出于他自己独立的考虑。
还有一个，比如像韦伯讲的领袖，面对这种人，再理性的人也挡不住领袖的诱惑、领袖的魅力，就是心甘情愿跟着领袖走，这好象又跟理性人不一样。所以我感觉理性人更多是经济学上的假设，就是人们仅仅在从事某种特定经济活动时有可能保持某种独立、清醒的理性，不受影响。但是这样一个理性人的概念能不能应用到对政治运动中个体的分析？也想请教盛老师。
[ 曾亦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评议演讲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未经本人修订，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载或引用请注明 ]
201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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