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主要讲讲民营企业或民营资本的市场壁垒与抽租问题，这是中国经济中很重要的问题。市场经济中,市场化、自由化程度无论多高，一定存在两种壁垒：一个是企业进入市场后自己创造的能阻止别人进入的那些壁垒，如熊彼特所说那些创新活动、知识产权、品牌、规模经济等等，也就是贝恩所说的结构性壁垒。这对经济社会来讲是好的东西，也可以称之为经济性壁垒。在市场化比较成熟的经济体或者真正市场经济国家里，这种市场壁垒可能非常高，比如说苹果，作为在位企业，其自身创造出的保护自己的壁垒就很高，也就是说，它不容易被替代。这种壁垒，不论对企业自己，还是对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有好处的。还有一种壁垒是制度性的进入壁垒。在中国，这种壁垒很多、很高。尽管制度性壁垒各国都有，但中国的有些制度性壁垒非常有中国特色，这一块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
制度性壁垒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和中国来讲有很大的不同。制度性壁垒可以分成两大类。我重点讲一下中国民营企业的市场壁垒问题。经济性的进入壁垒是一种公平的壁垒，谁都有进入的权利，进入能否成功并可维持，取决于企业的能力。这些壁垒，自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来以来，除了国有资本占先进入并获得制度性壁垒保护的行业以及公用事业等行业外，一般来讲，民营资本并不害怕跟国有资本进行进入竞争。比较害怕的就是在进入的市场准入和实际的进入过程当中，能否突破一些由政府人为设置的壁垒，或者一旦进入后政府给企业设置的各种“麻烦”。这在中国是相当微妙的问题。我自己的研究把制度性进入壁垒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民营资本进入设置限制。这类壁垒中，有的是明确通过法律、政策以及有关部门的解释或政府的指导意见设置了壁垒，导致直接的设租和寻租活动，虽然寻租未必就是腐败，但寻租是一种耗费社会成本的非生产性行为。第二类，就是政府部门通过设置障碍、制造各种麻烦抽取企业的利益，应该叫抽租，这跟寻租不是一个概念。抽租就是政府或者掌握了公权力的人对在位企业设置各种会增加企业成本或者麻烦的事情，来迫使或者形成默契由在位企业给它提供献金，通俗地说，就是敲竹杠，可以叫抽租性壁垒。存在抽租性壁垒的情况下，在位企业要交两部分钱。除了税和一部分合法或合理收取的费，还有一部分是不合法不合理的费或者其它很难说清楚的由企业付给政府或官员的支出。合法收取的费好理解，但理解抽租比较麻烦，经济学应该研究这些很难解释的东西，就像医学上讲的综合症。抽租，比如十几年前安徽某地腐败窝案中所揭露的，因为各级政府部门以各种理由找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的麻烦，让企业交钱，企业不堪其扰，地方政法委给民营企业授予一个牌子，一个牌子交40万元，其他的部门都再不敢打扰你了，地方政法委以40万元通吃。这就是抽租，它明显也有竞争性。还有原国家药监局腐败窝案暴露出来的，利用认证迫使企业提供献金，都是抽租行为。税费之外再加抽租，令在位企业很麻烦。
中国经济增长中，腐败和繁荣成了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之谜，我认为就在寻租和抽租上。企业通过“付费”绕过了那些给企业设置的麻烦或者获得了进入市场资格，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也就是说，企业通过“购买”获得了进入市场的权利或者避开了麻烦和干扰，腐败本身带了净增长。这种现象被亨廷顿、勒夫等人从坏的市场经济中观察到。中国也是个很好的样本，但社会上明显误读了经济学家的判断。国内经济学者讲腐败会促进增长，并不是主张通过腐败促进增长。经济学者希望能有遏制经济腐败的根本制度，但在能内生性地解决腐败的制度没有落实的可能性时，通过购买进入市场的权利，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产出的增加。我认为，抽租行为可能具有拉佛曲线效应：随着抽租率的上升，政府及其代理人获取的显性和隐性收入会增加，而一旦过了临界点，损害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创造力时，这个群体对社会的贡献就会下降，并导致高水平人力资源再配置到非生产性行业，或者流失（比如卖掉公司移民）。可抽租的收入总额在边际上就会下降，边际增长也会掉下来，经济繁荣跟着掉下来。有才能的人不愿意到民营企业去打拼，受高等教育者甚至获硕士博士学位的，若首选行业往往是政府机构或国企，就麻烦了，恐怕是抽租率到达临界状态的信号。
退出也有制度性壁垒。在正常的退出壁垒如终止合约的成本支出之外，还有一种壁垒是政府给企业设置的，企业不能正常退出行业，往往选择所谓的跑路。
当然，制度性进入壁垒有一个问题需要关注，市场中存在各种 “闲不住的手”的政府干预和管制。政府掌握了这个权力，尤其是垄断了解释权，就可以随时收拾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经常吃这个亏，也无法做出长远的稳定预期和投资。两种进入壁垒下的行为和后果，是不一样的。宪政治理下的市场经济里，一旦进入，企业通过创新、品牌、规模经济等获得利润。而抽租严重的经济中，民营企业家要关注两块：除了干提升市场份额、发明创造一类的分内事，还要琢磨跟政府打交道的事情。中国企业家跟政府打交道，与法治下的市场经济里企业家跟政府打交道恐怕是不一样的，后者主要关注宏观政策面、立法等事情。企业和政府在民事权利上是平等的，受伤害时可以和政府平等打官司。中国企业不行，除了解决市场进入即与同行的竞争问题，还要解决怎么跟乱七八糟的部门政府机关打交道才能顺利生产经营的事情。
抽租型的市场经济中，逆向激励是非常明显的。会造成明显的人力资源配置效应，有才能的人首选的就业领域往往是政府、国企、事业部门，这样下去，对社会来讲是非常坏的事情，它降低了企业家阶层的平均水平和生产性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按理说，在一个激励财富创造的好的市场经济制度里，有才能的偏好风险的人，应该进入民营经济领域、创造性的生产部门，不爱冒险的或许才进政府，但是中国好像反过来了。
今天的主题里有个“民营企业的出路”问题。讲民营企业的出路，这个问题太大了，能力有限。我的看法是，如果政府是无限政府，政府随意干预的寻租-抽租型经济不能解决，是很难说民营经济的根本出路的。尽管历届政府都表态清理各种五花八门、多如牛毛的政府规章，但效果甚微。接着刚才李老师的演讲主题，关于民营企业减负的事情，。从我的研究来看，非常不乐观。搞财政的人容易讲减税，这个美好愿望本身没有问题，民营企业家当然也希望减税，但我跟一些搞财政的人说，在没有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情况下，减税在中国是个伪概念。没有内生性的力量让政府透明财政，没有办法限制掌握了剩余控制权和自由裁量权的那只干预之手，减了这个，就会增加那个。按下葫芦浮起了瓢。中国经济中与财政相关的根本问题不是减税，而是怎么限制政府之手的问题，它的手到底能否限制住，由政府自己来做，现在很难指望，它自身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里很难走出来。即便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自己给自己动手术是很难的。这就像在系统盘里删除系统工具，或者按照我一个熟人的说法，是骑在树叉上锯树杈，几乎不可能。这是非常悲观的一件事情。企业家本身要有权利意识，否则很难往前推进了，在既有的圈子里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有时间我再说几句，前一段时间跟学生做了一个国有资本主导行业的退出壁垒的实证研究。现在很多的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过剩的概念，从经济学上是讲不通的。中国式的产能过剩主要原因是制度性退出壁垒高。由于政府对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污染纵容，批租便宜的地、财政补贴、利息补贴等，该退的企业退不出来，竞争性的市场淘汰机制缺失。在这一点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往往很类似，企业应该被挤出去的时候，却挤不出去。造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性产能过剩”。我就讲这么多吧！
[ 孟昌 京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为作者2016年12月6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产权保护和民资出路研讨会发言精编，经作者本人审定，大家对话公众号首发。转载请注明：大家对话（ID:dajiaduihu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