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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天则教育论坛成功召开

天则经济研究所 2012-11-27 累计浏览

 

2012天则教育论坛于1123上午930分在北京翠宫饭店三层凝晖厅举办。会议围绕“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问题”展开。会议邀请了21世纪经济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阎凤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卢珂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业进,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寰安以及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天则文化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赵农出席本次会议。
 
盛洪所长首先做了开幕致辞。他特别强调了教育公平问题并主张人均教育资源应当平等,但目前这方面的资源分配让我们很失望。他用贪婪的手来比喻现实中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正。这种制度已然形成了一种文化。特别是近日有些北京家长围攻张千帆教授。认为异地高考对北京的生源是一种压力。更加揭示出了行政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现象。当然这也是我们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随后,做为天则所《教育行政部门配置资源效率与公正研究》课题的主笔刘业进教授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做了演讲,他从宏微观角度,用大量数据说明了城乡教育的差距以及打压高考移民是否合理的问题,强拆和关闭民工子弟学校,打击私塾,关闭民办学校及农村撤点并校的问题。他指出行政配置教育资源要扩展它的行政基础,城市化与农村化应该是自由流动而不是人为推动。最后给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一国教育资源要想实现公平而有效的配置,1、需要各级各类学校办学实现完全的准入自由。2、行政部门配置教育资源需要扩展其决策赖以作出的信息基础,充分重视本地习俗传统、家长和学生意见、基层教师意见。3、打破、缩小和最终取消教育的城乡二元治理。4、同等对待公办与民办教育机构,减少直至取消对各类民办教育机构的歧视性规定。5、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是促使教育资源配置趋向均衡数量和适宜结构的两种机制,前者需要扩大准入,后者需要运转起来和加强灵敏性。
 
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所长演讲的题目是《视野与计算》——教育为什么重要?他提出人为什么视野有限是因为人的理性有限。每个人的注意容量都是有限的,并发出“经济人为什么做最终有损于自己的事情呢?”的疑问,同时给出解释:“人们一般是按游戏为单位思考问题和作出判断的。一个人在采取行动时,他直接面对的是最小单位的游戏,因为它最贴近,最直观。”还谈到儒家人士在说服别人时,也经常采取让人放长眼光的策略。如在《孝经》中,多处用“长守贵也”,“长守富也”,“守其宗庙”,和“守其祭祀”的理由来说服诸侯、卿大夫和士等各等级的人士遵从道德原则。这些理由就是放长和放宽视野所能看到的好处。最后,对于“教育为什么重要”盛老师给出了结论,即“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个人来说,他的大部分时间可以只依赖当地当下信息决策,但有些时候,他要有超越的视野。因为他总会碰到市场价格无法传达他的决策所需的远方信息的情况。如他碰到环境问题,选举的场合,与他人的纠纷,以及触犯刑律的时候。当一个人的教育或修身没能使他达到在这些问题上具有较长较宽视野的时候,他的视野本能就会使他忽略小游戏之外的大游戏,从而铸成如药家鑫那样的错误。当一个人进入到一个小游戏中,他或她就倾向于只在这个游戏的框架内思考问题。这样,他的视野就受到了限制,看不到小游戏之外的成本和收益。这就会导致计算错误。”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阎凤桥院长的演讲主题是“民办教育在农村城市化进程教育供给中所扮演的角色:基于华东某市的调研”。他讲了微观制度问题,如“就近入学”,工业化、城市化与教育的关系。讨论了劳动力转移对于学龄儿童产生两种影响:(1)随父母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在城市中接受教育;(2)不随父母迁徙,在农村学校接受教育。并用一组数据说明,2010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达到1,167.17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共2,271.51万人,它们合计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22.59%的比例,其中随迁子女占7.67%,留守儿童占14.92%。并进行了政策讨论:一、政府对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应该设立相同或不同的办学标准?在现阶段,要为有利于促进城市化进程的民办学校留下一块“飞地”,逐步实现民办教育从低标准向高标准的过渡和升级。二、如何处理民办教育中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的关系?(股份制是许多民办学校的所有制形式)。并强调政府应考虑农村民办教育的特殊性,减少对于农村民办教育自治性不必要的干扰。三、民办学校的办学优势何在?以及能否继续保持这种办学优势?民办学校留存下来的相对优势,仅在于内部相对有效的管理制度。城市化目标还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借助民办力量来解决教育供给不足问题以及民办效率相对优势借鉴,具有长远意义。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员卢珂演讲的主题是:“关于区县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与评价体系的思考”。她强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战略实际上是要打破目前学校间差距过大的稳定状态,进入一个我们期望的学校间差距较小的新的稳定状态。她从另外一个角度强调了政府的有限责任,即:“政府有责任制定对所有学生与所有学校都平等的资源分配规则;政府有责任缩小区域内学校间义务教育资源投入水平的差异;政府有责任为社会各方提供系统全面的学校质量信息;但政府不能对义务教育质量均衡发展负有无限责任;制定规则与提供激励才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王寰安副教授的演讲主题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模式与成效—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比较分析”。他说:“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起点、背景、目标、内容、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一致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功,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主要原因在于:1、传统体制的低效率弱化了政府的体制垄断意向。2、改革开放和信息传播降低了信息费用。3、在政府主导下的分层次和渐进式改革减少了改革阻力。4、地方分权和竞争。此外,他还强调:“1、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成效不足,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即,高等教育缺少显性的经济收益,使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面临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的初始条件;中央政府对地方放权不够,使地方缺乏参与高等教育竞争的机会和制度创新空间;2、未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强化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将高等教育综合办学权能尤其是学校设置权、学位授予权、专业设置权等全面下放给地方统筹。
 
21世纪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先生的演讲主题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评价与反思”。他用了大量的表格与数据说明了:“我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基本情况,即由分散办学向集中办学的转变、巨大规模的农村学校撤并、公布了全国小学撤并系数,2011 年,全国小学生数减少14.34万人,减幅为0.14%;但校数减1.62 万所,减幅为5.96%。撤并系数达41.57。显示在农村小学生数的减幅基本停滞后,学校撤并仍然以巨大的惯性在快速推进,严重背离了农村学校撤并的初衷。其次,他谈到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政策过程,并强调效率优先成为主导价值”杨院长用大量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说明了农村撤点并校后出现的种种严重情况。最后得出了对撤点并校政策的基本结论。即:1、政府实施义务教育的目标受到损害;2、在经济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的平原地区,撤点并校的正面效用比较明显,负面影响相对较小。3、自然环境、经济发展较差的边疆地区、西部偏远农村和山区,学校撤并幅度最大,也是流失辍学、上学远、安全隐患等问题最为突出的。受这一政策不利影响的,主要是农村地区的弱势人群。4、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大多数地区教育的城乡差距和学校差距仍然在拉大。5、寄宿制学校条件差、大班额、巨型学校等问题,在中西部大多数农村地区普遍存在。6、大规模撤点并校对新农村建设、乡村文明的负面影响极为深远,几乎遍及所有农村地区。他最后强调:“只有农村的稳定,农民的稳定,才有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基础在农村,关键是农村。需要超越单一的经济主义话语,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发展主义和城市化经验,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和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和农村教育的现代化。

 
                   盛洪                                                杨东平

 
                   刘业进                                               阎凤桥

 
                  卢珂                                                王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