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1日，由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发表30周年」暨中国经济学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美泉宫饭店成功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百余名经济学家、法学家以及企业家等，其中有周其仁、张维迎、邓正来、宋国青、石小敏、卢锋、汤敏、杨瑞龙、韦森、毛寿龙、左小蕾、任志强、郭梓林、王国乡、秋风、张曙光、盛洪、冯兴元、赵农等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的主题包括：讨论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原理》、讨论他的其它学术思想与政策观点以及中国经济学回顾、评论与展望等主题。涉及的具体议题主要有，中国为什么没有学派；中国经济发展所积累的哪些经验是特别宝贵的，对世界会有贡献的；中国经济学界（与外国比较）什么风气值得提倡？什么风气应受批评？中国的经济将如何发展等。
一、《择优分配原理》的原理、价值及其学术贡献
《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本书在茅于轼先生富有传奇性的一生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史上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茅于轼
1.地位：重新发现抑或独立创造？
20世纪年代的中国，学术思想严密禁锢，西方经济学著述成为禁书，当时茅于轼先生没有接触到西方数理经济学文献。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王国乡教授认为茅于轼教授独立发现的资源择优分配原理是一种“学术创新”。他指出茅先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煤炭研究所运用数学方法研究能源择优分配规划问题时，独立发现了资源配置的数理规律——“等边际原理”，并用演绎推理方法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运用市场价格机制调节资源配置，才能实现“全社会经济效益”极大化的经济目标。这就说明了茅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学术创新能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教授，称赞茅于轼老师的经济学时自己悟出来的经济学，非常了不起，认为这本书是国内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微观经济学原著。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盛洪教授指出刊登于1980年第12期的《经济研究》中的一篇题为“择优分配原理简介”的文章能证明，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茅于轼先生独立思考得出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把“边际收益”的概念称为“产投率”，他提出了“统一产投率”概念，指出“相等的产投率对应着最优分配方案”；这与帕累托最优的判别条件，任何人对任两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生产产品的边际转换率，是相同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冯兴元指出，“茅老的这本书，讲微观，从微观一直通透的讲整体，它不需要讲宏观。从微观的分析可以慢慢形成一个总体的分析，是没有宏观这个词。茅老师这本书的一个态度就是它是中国人写的，所以很简洁，而且文字非常短、优美，读起来非常像艺术品。数学本身就是艺术。非常佩服茅老在这方面独到的、独立的推理，形成一个微观经济学的大框架。”
而李建德教授认为，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原理是一项重新发现。他指出：这些基本原理在19世纪末的“边际革命”中就被先人们发现并在此后被人们反复梳理。
张维迎 盛洪
王国乡 冯兴元
张维迎 盛洪
王国乡 冯兴元
李建德
2、择优原理：普及经济学
北京大学光华智库主编岑科认为，择优分配原理的核心是要找一种平衡，因为我们持续做某件事情或者投入某种生产要素的时候它的边际收益递减，在配置某种资源的时候要适可而止，边际相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授王国乡指出，“择优分配原理根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数理规律，另一部分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直接在市场上表现出来的规律。那么作为数理规律，茅先生把这个问题概括为约束条件下的多元函数的机制问题。这个问题茅于轼先生用两种方法解决，一种是用拉氏乘数法，推导出来一个择优条件，就是资源的边际效益相等。另外一种方法是逻辑方法，或者用几何图形分析方法。茅于轼根据这个规律推出两个最重要的结论：计划经济所谓的有计划、按比例这种配置资源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利润的本质就是节约，节约才是财富，生产过程中的价值不一定是财富，必须扣除成本以后才是真正创造了财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刘业进从交易的角度认同和强调了茅于轼教授的“交换创造财富”的观点。“财富从何而来？卖方的底价比较低，买方的底价比较高，所以这个商品才可以成交。这个商品从低价位上升到高价位，财富才可以创造”。更深入的解释是交易范式和演化理论的解释。布坎南有一个概念叫“得自交易的收益”，“the gains from trade”。布坎南认为研究经济学的两条思路，配置范式和交易范式。在交易范式下，如哈特定理：如果存在对于经济自由的限制，则一定存在未被利用的交易收益。或其逆否命题科斯定理：如果经济自由没有受到限制，就不存在未被利用的交易收益。交易创造财富，但“个人缔结限制贸易之自由”不在此类。布坎南支持有条件的经济自由。演化经济学的解释是：交易协调分工；交易成本是协调分工的资源代价；分工和交易把经济主体整合进合作网络结构；经济增长无数个微观的财富创造是网络结构的涌现特征。回报系统不间断对生产活动进行评价评估赋值，奖励和惩罚不同经济行动，那么一连串的财富创造正是经济系统的回报机制，交换是系统回报机制的一个实现环节。不仅如此，交换具有进化含义，成为人的第二天性。如果交换的技能突然从地球上消失，文明将不复存在。商业交换被反复证明是不可摧毁的人类行为的组成部分，交换是文明本身。
张曙光教授充分肯定了《择优分配原理》一书对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经济学普及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的贺力平教授认为《择优分配原理》内容上突出了微观经济的核心原理，即社会经济活动就是通过价格信号和价格手段进行资源配置，进行调整。并且抓住围观经济的核心问题深入浅出的进行阐述，有着非常高的教学和理论价值。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刘业进指出，在《择优分配原理》中茅老师有他自己的分工和交换的思想，如最优分工度及其测度的思想。《原理》中的一般均衡思想。茅老师用“拿到钱能够买到东西”，来定义均衡状态。均衡价格是正确价格。现实中什么是正确的价格？它存在，但是谁也不知道，需要无数经济主体的证伪过程来检验它。《原理》中同样存在不为人知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渊源。一是市场过程思想。第二是论企业家精神与纠错。茅老说春节火车票买不到，出租车打车难就应涨价，我认为这是秩序与规则的问题，是彻底缔约竞争自由还是有条件缔约自由问题。我们要从竞争性规则的基本层次和操作层次进行思考。经济学分析着眼于合作秩序，而不是微观层面的“谁应得”。李雪原认为，《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建微观经济学，用中国人普遍能够读得懂的语言解释了经济学的数理基础，这本书我觉得是奠定了他经济学家的地位。
张曙光 贺力平
张曙光 贺力平
李雪原 刘业进
岑科
3．转轨经济学：推动市场经济
《择优分配原理》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提供了数理经济学的依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王国乡教授认为，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原理》作为转轨经济学具有创新意义。“这本书是中国产生的一部数理经济学，市场经济规律，比如我们刚才讲的择优分配原理，就像牛顿力学中的三大定律，它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规律，是个抽象的规律。等边际原理是一个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规律。这个规律对于解决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我们今后解决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也具有巨大的意义。”贺力平教授也肯定了这一点，他认为这本书所阐述的核心原理，即价格信号体系对指导我们怎么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具有突出意义。“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价格信号体系的作用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应有三个问题提出来：第一，一个经济体体系是否允许个人和企业进行选择；第二，这个经济体系是否承认个人和企业具有理性，不管理性是不是完整；第三，是否承认个人和企业之间平等的协商、即在没有外力胁迫下的协商是否能够导致较好的或者理想的结果。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或否定，就告诉了以兰格为代表的计划学派和另外的、例如以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学派的对立。中国现在要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转变到合理有序的市场经济，必然涉及到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看我们的回答是不是足够充分。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择优分配原理》所揭示的基本道理至今仍对我们的实践有指导意义。”冯兴元教授指出，本书剑指计划经济书，用市场的剑指着计划经济。这里面有一个择优分配原理在里面，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分析，两者相等的时候是效率最高的。另外，计划经济不可计算。整个文章的意指是非常明确，就是反对计划经济。通过节约同时创造最大的财富，这就是择优分配。同时他指出了市场竞争为什么更重要？秩序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经济要有竞争秩序，竞争秩序要有核心的原则：第一要有一个能发挥作用的价格体系，第二稳定，第三是私人产权，第四个是契约自由，第五是开放市场，第六是每个人为自己的投入、财产承担责任，第七个是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这个核心原则要运作更好有时候需要一点调解，比如社会政策等等。
二、茅于轼的贡献
1. 独特的茅于轼现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峰教授认为，茅于轼教授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独特现象，称之为“茅于轼现象”。“这个现象的表现就是风格的特殊性，这个风格是把一种非常谦和的人品风格跟一个非常深刻和尖锐的学术或者政策思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同时他指出了为什么茅老师能够达到谦和的风格和学术造诣的统一？他说，“至少有这么几点原因：第一，茅老师大家出身，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第二，茅老师经历整个中国现代和当代史很长的时期，他经历了这个事，有很强的反思精神。第三个，茅老师因为受过经济学的训练，有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对经济学有一个深入的、独立的思考和研究。”同时，宋国青教授、周其仁教授、张维迎教授和王国乡教授等都在演讲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感受到了茅老师独特的人格魅力。周其仁教授在回顾与茅老师的交往中得出，茅老师是一个透明的知识分子，是稀缺当中的稀缺。“与茅老师打交道总是很愉快，总是觉得心里很踏实，这是非常难得的，和茅老师打交道不要想其他事情，不需要防，他就是这么一个透明的知识分子，这在中国这个社会很不容易，稀缺当中的稀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曹阳将茅老师称之为经济学的良心。张维迎教授将茅于轼教授称为“制度企业家”，“不是说茅老师好比孔子，老子那样，但是放在整个企业家系列里面，他是比较重要的，他是这一类制度企业家。他要重新去定义游戏规则。制度企业家的理论都面临着很多的竞争，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竞争出来的。制度企业家面对困惑是未来的，甚至几百年几千年之后的。释伽牟尼在印度失败了，结果传到中国来变成了我们禅宗，也是经过了几百年。耶稣的这些信徒，他在公元300年死了以后还受到了大量的迫害。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茅老师受到的批评，我觉得就不算什么，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总会出现这么一批人，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愿意为人类的游戏规则的创新来奉献自己，我觉得真的不是我们简单的一般的物质利益的衡量，不是简单的声誉的衡量能够解决的。一定是基于他们对人类一种博大的爱，对改善人类命运更有激情，这基于他们崇高理念和神圣使命感。这是茅老师特别令我们敬佩的地方。”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回顾了与茅老师的交往，“我是1989年下半年认识茅老的，当时茅老在主持一个有关思想哲学方面的研讨会。茅老非常谦谦君子的风度，印象深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刘业进同样称赞茅老师为“谦谦君子，道德文章，先生作为中国一代经济学家的学术贡献和道德担当，永远为后学景仰。”
周其仁 卢峰
岑科指出茅老师的学术道路从最初搞工程设计，后来推出择优分配原理，后来研究制度、人权、道德、幸福，跨度非常大。那么什么东西在牵引影响他做出这些选择？第一点是他自己的兴趣，第二点是对现实强烈的关注，第三点是在研究里面对人类深深的同情心。经济学家要像茅老一样，更多地关注现实，要加入对人的同情心，要把这些因素放到经济学里面，这样经济学可能才在未来发挥它更主流的作用。如果把茅老师作为一个样本来看的话，会发现我们关于社会转型的认识过去有一些忽略的问题。茅老师身上我们学到要把理想等这些更高需求的东西引入到人们需求动机里面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和观察未来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再有，针对民主化进程里面人的素质问题，茅老非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宽容。
2.社会企业的鼻祖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称茅于轼教授为中国社会企业的鼻祖，他介绍了茅于轼老师创办山西龙水头的民间小额借贷和富平家政培训学校等社会企业的经历，真正实践了替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此外，他还指出，“作为经济学家，茅老师说替穷人做事，首先表现的是他的一种爱心。他考虑怎么样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解决农村的问题，这是爱心。第二，他这种方式，往往我觉得后头茅老师说要为富人说话，跟他前头的替穷人做事，应该还是有联系的。因为你不做这个，你就不知道做一个企业有多难，没有经历这些风雨，可能茅老师对富人之难，中国企业家之难，体会没有那么深刻，他之所以勇敢站出来说我要为富人说话，跟他平时做事非常有关系。茅老师个人的魅力凝聚了一大批人，因为茅老师的人格魅力。茅老师开拓了替穷人办事，不仅是一种爱心，不仅是实验，很可能未来会呈一个滚滚洪流，这个领域能改善市场经济，改善资本主义，改善经济学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作为企业家代表，用择优分配和择劣资助来概括茅老师的贡献。“有人认为择优原理是造成中国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他们恰恰忘了一点，我们不能择劣去选择吧？如果中国的经济是择劣选择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会是什么样呢？另外一件事情是他们不要忘记，就是茅老做了一个择优选择之外的择劣资助，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劣势群体，但茅老做的是一方面提出了一个好的经济理论叫择优选择，同时又提出了一个择劣进行资助。这个择劣资助恰恰就是要弥补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被淘汰的群体，或者无力进入市场竞争的这些群体。我们这些企业家已经捐赠了几千万给了茅老，因为我们相信茅老的为人正直，可以把这个择劣资助办得更好。我想通过对茅老师择优选择理论的这种纪念，我们所有的企业家能感谢茅老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机会，也感谢他用择劣资助的方式来帮助弱势群体学会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参与竞争。”
汤敏 任志强
3. 《原理》以外的学术观点与贡献
北京大学光华智库主编岑科将茅老师的学术思想概括为“中庸”二字。“他对自由市场完全自由化的效果有一定的怀疑和保留，比如说他对宏观调控的看法，他对凯恩斯主义在学理上是支持的，也不反对一定情况下政府对经济要做干预；再比如说他对收入分配的看法，他认为完全市场化条件下产生收入差距同意要用所得税的方法让它缩小，他对北欧福利国家的模式有一定的赞赏的，茅老师对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里面所起的作用非常肯定，他认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里面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是表现得最好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理事长秋风指出，“茅老师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第二版比第一版有非常大的变化，在我的书评里把这个变化称之为“斯密式转向”，简单地说，茅老师更重视，道德对于市场秩序的的重要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指出，茅老师最重要的作品是《什么妨碍我们致富》，他认为那是经济学的传统，《国富论》就讨论这个问题，国民财富的原因，根源，探究，这是一脉相承的。在茅老师这本书是非常日常的，所有普通读者都可以从里头读到，到底什么东西妨碍了中国人、中国致富。我觉得这本书里的思想对今后的中国非常重要。
秋风
三、中国经济学回顾、评论与展望
1.中国经济学回顾
张曙光教授将大陆和台湾经济学的发展做了一个比较，他指出，“现代经济学应在五十年代以前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马列主义当时只是智谋。农村经济研究，给共产党联络知识分子和筹措一些经费。解放以后大陆的经济学走了一条弯路，马列主义变成主流，西方经济学受到批判。在台湾，现代经济学仍然沿着原来的路子发展，所以两岸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而且两岸的状况也完全不同。”同时，张曙光教授还指明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包括：一两岸思想资源的差距。“台湾一直置身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主流，思想自由。1965年，台湾开始编纂现代经济学名著译丛，到了1990年编翻了198种。大陆封闭，思想资源少得可怜，商务印书馆编译的现代汉译世界名著经济学的书，到现在编了不到100本。”二是领军人物的作用。“台湾的领军人物，蒋硕杰，从1943年就批判凯恩斯，所以他在货币理论上有他自己独到的创造。他对瓦尔拉的批评，既是动摇了凯恩斯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基础，也指出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局限。台湾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绩，主要是这样蒋硕杰这样一些自由经济学家主导了台湾的经济政策的实践。他对台湾的政策建议我归纳成三点，第一条，市场利率。第二条，浮动汇率。第三条，国有企业要按照民营企业的方式去经营。大陆的领军人物，如薛暮桥，孙冶方，刘国光，董辅轫等，他们的知识结构由于时代的局限，难以和蒋硕杰相比。三是政府和学界的关系不同。“政府和学界的关系问题，需要有学界的独立性，要来去自由，这些自由政治上不许干预。”华中师范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曹阳认为，“我们的主流经济学，过于偏重效率，偏重效益，阿玛蒂亚森也这么认为。人的最高本质就是人的自由。古典经济学，劳动力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同质的生产要素，对构筑整个经济学的微观经济模型非常重要。但是它很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就是说把人跟机器设备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看作是一样的。”
2.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与困惑
邓正来 韦森
杨晓维
杨晓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认为，各种管制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目前中国这个肌体上绑了很多小铁丝，每一根剪断都不容易，这些细铁丝就把经济往前走的步伐拉住了。我刚从成都大邑回来，有一个农户包了地养菊花，很好的生意，种了600亩，这个花要打理它，不同颜色怎么组合，需要场地，场地就成了大问题。有管制，说这是建设用地，有指标的。最后是中国人民真聪明，就把那场地腾空架起来，提高50公分，部门去检查说你破坏了耕地，说没破坏，在下边。什么妨碍我们致富？中国经济到了这个阶段，全是这个细铁丝，你到哪个领域去看，都是这个细铁丝。农民耕地一大，就要买农机，政府补贴一半，农机增长非常快。买了农机停哪，不能停在泥路上，你得打水泥地。不行，建设用地，县委书记出面去讲也不行。茅老师阐述的道理和实际形成这一道道铁丝，在未来五年大概有一长好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茅老师他们细心耐心写下的这些东西，会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表达了自己对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担忧。“我最近刚刚翻译完一本麦金泰尔的书，什么是金钱不能买的东西？他不反对市场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非常重要，是个有价值有效的分配工具。但他理解的市场社会就是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来改变和支配的那种社会。他说今天的社会已经到了一切都作价待估的时代，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他担心一个问题，市场以及隐含在市场背后的那些规范，正在逐渐侵蚀或者说腐蚀非市场领域和非市场规范。我觉得中国有他讲的现象，市场以及市场逻辑在侵蚀非市场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政治逻辑，那种中国特色的政治逻辑在侵犯着市场，这两个领域在中国都是不成熟的。同时中国又没有社会，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讨论想到了茅老师讲的人文经济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从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的角度谈了自己对中国未来经济学的极大困惑。“一是通胀，通缩之惑；二是我国广义货币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也是困惑；三是货币，利率、投资、资本形成与商业周期。最后一个是凯恩斯主义的失灵，货币主义的破产，经济学的缺环与中国经济学人的使命。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永远是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货币现象，通俗语言讲就是货币发多了就会膨胀。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数据，这是中国经济这几年走的轨迹，广义货币增长与CPI没关系，这能解释弗里德曼的现象吗？中国广义货币在增长，现在90多万亿，我们的CPI为什么降下来了？这都向我们的货币理论，向我们的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不但在中国，在美国也失灵，美国货币M1货币M2，货币增长了10%，或者基数增长了18%，美国有通胀吗？还在缩紧。弗里德曼理论能解释这个现象吗？金砖四国，金砖五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都不超过8毛钱， 1块GDP只有6毛钱，为什么没有通货膨胀呢？中国的广义货币确实是在突飞猛进，这几年，平均增长从2001年到2011年平均增长，年均增长22%。2009年以来，央行投放三年加起来才三万亿投放，中间30多万亿，37万亿，这30多万亿是怎么出来的，是央行发出来的吗？关于货币增加的原因在什么，就是凯恩斯的伟大之处，我觉得货币理论凯恩斯是对的。他讲货币不是央行发出来的，货币是内生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是凯恩斯一个伟大的发现。这一点恰恰被中国证明了，这三年发的货币才3万多亿，但是我们贷款了30万亿，37万亿有30万亿贷款，这几年的广义货币增加基本都是贷款创造的。央行的数据也证明了货币是内生的。这证明了凯恩斯的货币的内生理论。货币主义说发了货币它就会增加的，通货膨胀，没有通货膨胀。货币主义的失灵，这是经济学的缺环。”
同时韦森教授还对中国未来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六大问题，“第一，货币到底是什么，电脑数字而已？第二，在互联网时代，货币是怎么产生的，商业银行可以（贷款货币）。第三，在中国这个人都人都不怎么遵守正式规则的社会里，货币运行体系到底是怎样运行的。第四，电子和数字时代的来临对银行和金融系统产生了什么挑战，对货币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又产生了什么挑战？第五，货币，投资，资本形成和商业周期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最后，就是一个突然进入货币时代的中国，未来会不会产生突然断裂，导致大萧条？”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杨晓维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国内学术界更多是从宏观层面谈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大家都意识到现在在不断的放缓，是否宏观政策能够使我们的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上去？如果从资源配置角度、择优分配原理来看，我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资源配置极度扭曲，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以后我们获得了一个交易收益或者资源配置收益，资源配置在逐步的优化，一个方面是激励，另一方面是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资源配置提高带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随着资源配置的趋于优化，当资源配置优化交易收益就会消失，改进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如果我们这么来认识问题，那么中国经济下滑是必然的，不是宏观政策能够起作用的。”
3.对中国经济的展望
（1）经济学在转型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卢峰教授指出，经济学在转型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在转型的社会中有一个重要的地位：第一点，它对具体的经济问题的认识、思考和理解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框架。第二点，蒋硕杰先生为什么能够给蒋公建言？这一点恰恰说明经济学的知识适当的运用能够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上有极大的变化。第三点，经济学整个这一套分析的思路、取向对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中国有没有学派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认为，“学派就是公民结社，当科学家在一起有共同的理念，有共同的政策取向，分析框架，基本类似的方法的时候，形成一批著作，最后这个学派就成立了。对我们国家来讲，我看天则所是以自由为基础的，但是我们天则所也是兼容并包，各种说法想法都有。现在秋风在搞儒家，还有茅老是坚持经济自由为基础，从数理到人文，总的来讲，我想天则本身的努力，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派的努力，时间越长，这个积累越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派的基础。我们哈耶克年会是第八届了，吸引了一批有共同信仰的人，同样的方法在做。这样一期期的学术会议累计下来，实际上也是一个学派，也可以形成其他各种各样的学派。”
毛寿龙
（3）经济学的走向
张维迎教授认为，经济学本身是研究人与人之间怎么合作，这是人类面临最重要的问题。“人类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研究我们怎么走出囚徒困境，怎么能够建立起合作。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制度，价格制度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非价格制度，还有法律，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我们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人类的无知，我们好多制度是没有办法设计的。我们只能通过竞争产生，尽管好多这种社会规范，包括法律，都是社会自发演进的，演进当中有一类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类人是什么，现在有一个新的词叫entrepreneur，翻译成规范企业家好像有点歧义，我把它翻译成制度企业家，很多制度企业家就是从古到今，对人类的游戏规则，合作的建制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孔子，老子，没有孟子，没有诸子这些人，我们中国的游戏规范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
茅于轼在教授在会上提出了“人文经济学”的概念，得到了与会学的肯定。张维迎教授认为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人文经济学。新疆大学的任群罗教授认为，茅老师这两年提出来关于人文经济学的问题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国家解决物质匮乏的问题。今天要解决精神上幸福的问题。茅老师提出了一个方向，在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框架中，是不是应该把非物质的东西，把精神层面的，文化层面的东西，也纳入到我们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间。茅老师可以说开创了这个理论，是不是能够为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出贡献。茅老师开创的人文经济学的框架下，能够使我们国家顺利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们经济学界能够给我们国家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邓正来指出，经济学所关心的不只是交易，不只是资源，不只是简单的人与人的合作的问题。“它很重要关心到了一个关于善生活的问题，我们人应该喜欢什么样的好的生活。今天茅老师这个会我觉得应该是更多其他的学科，哲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的学者都可以来参加。人文经济学，这一定会涉及到市场的侵蚀，我们可以请哲学家，伦理学家共同来参与，经济学不只是经济学家的事情，也不只是其他学者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国家当下的人，对我们未来的善生活的关怀。”
秋风从“中国经济学的一个机会：会通儒家与经济”这么一个宏大的视角来谈了自己对将来中国经济学走向的看法，“这实际上是我们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性。今天茅老师告诉我们他提出了人文经济学的概念，这个人文在我熟悉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就是把它理解为人之文，文其实就是规则，就是这个规则。这个规则让人能够合作，能够进行交易，在人和人之间形成秩序，这样的一个秩序就是文明。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要研究一个文明社会中的经济学。为什么我们在中国研究人文经济学要去讨论儒家？我认为，中国就是儒家的，因此，中国人之文其实就是儒家所阐明、论证的文。所以，在中国要研究人文经济学，就不能不面对儒家。”同时，他细化了会同儒家和经济学的方向。“第一，是不是可以从仁出发，研究交易活动的初始动力。第二，是不是可以从“礼”的角度更完整理解制度？我们一般倾向于把制度分成道德伦理与正式法律。但是，这样的一个两分是不是能够非常有效地来理解现实中的制度。第三，是不是可以从君子的角度理解企业家。第四，还有，我们可以借助儒家理念更好地理解再分配。《礼记•礼运篇》里面讲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请注意这里的不必。它的意思是说，在承认人自己对于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拥有所有权、产权的前提下，又承认人天然有一种与他人分享自己财富的倾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一定会出现福利制度，也即适度的福利制度它的正当性在什么地方。第五，借助儒家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市场秩序的生成。儒家的社会理论，经常重新发现，并予以转换，可以更好地解释市场秩序之形成。第六，儒家又强调，“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或者“官不与民争利”。这是儒家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理念，这个理念与斯密的理念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