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基础是执政党地位赖以维持和巩固的基本条件，即依靠谁、依靠什么执政的问题，具体可分为政治基础（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经济基础、思想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等。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特色之一，作为共和国的长子，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也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然而，历史的发展与当前的现实都在向人们传达一个信息，即国有企业并不是、也不能够成为执政基础，只有广大人民实现了安居乐业、认可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才会越来越牢靠。
1．为什么国有企业被认为是执政基础
“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共存”的提法，早已被当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被写进中央政府会议及党代会的报告当中。作为实现这一原则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自然被认定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赎买工商业民族资本等方式，国有经济很快就确立起主导地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民经济在国有企业的带动下迅速得以恢复。从这一阶段开始，国内商品供应量开始上升、物价逐渐稳定、失业率逐渐降低、社会秩序趋于正常，国有企业被认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随后的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这也是国有企业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国有企业承载了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城镇产业工人的就业，从而形成了执政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因而形成了执政的经济基础。此外，国有企业还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主要阵地，它与企业内部建立的党支部、组织系统共同构成了执政的思想文化基础和组织基础。国有企业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似乎可以证明，国有企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确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可是，无论执政基础由何种因素构成，其最核心的基础都是广大人民。只有人民认可、授权和支持，党才有可能执政，才有可能执好政。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前进，国有企业所表现出来的执政基础地位在不断减弱，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却越来越受到人民的拥护，其执政基础也越来越牢固。因此，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恰当的结论，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不在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执政基础之间关系不大。
2．国有企业不是执政基础的现实根据
（1）苏联的解体
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执政基础的强大必定要巩固为之服务的政党。同样的道理，如果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那么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必定能够带来党的长期执政。然而，前苏联的解体却给出了一个反例。在前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共产党对于苏联的国有企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国有企业的产业工人是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由苏联共产党组织的政府任命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安排国有企业的生产计划、引导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从而构建起组织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但是，拥有这些所谓执政基础要素的国有企业最终并没能挽救苏联共产党，前苏联最终难逃解体的命运。
相反，中国共产党则成功地避免了前苏联的命运。自改革放开以来，中国选择了一条更加务实的发展道路：在农村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城镇，通过允许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改革国有企业体制、实行“抓大放小”政策，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政策转变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快速提高。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民营经济快速崛起，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挑战，反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拥护，其执政基础也越来越稳固。
（2）国有企业及职工特殊身份的转变
国有企业职工是工人阶级的主要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之一。然而，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本质正在发生转变，并逐渐失去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该变化并不是单个国企职工的个体行为，而是伴随着国有企业特征的改变而发生的。
“业务外包”是当下颇受企业青睐的对外合作方式，因为外包能够发挥专业化分工的优势、节约成本，并降低项目运作的风险。而“职工代工”是另一层意义上的外包，即企业职工以较低的报酬让他人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国有企业目前既存在业务外包现象，也存在职工代工行为。
在国有企业外包的各种业务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因为需要专业化分工，而是基于免除体力劳动、规避生产事故的考虑。目前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机械装备、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三大领域，由于具备垄断优势，国有企业通常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给国企职工创造了高工资、高福利，还免除了国企职工相当一部分体力劳动。调查发现，电网公司已经将绝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工作外包给其他公司，电网公司的职工从此不再需要亲自爬电线杆、亲自安装输配电设备了。免除国企职工繁重体力劳动只是业务外包的一个好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大大降低国有企业的安全事故。目前，相关部门统计出来的国有企业安全生产数据其实并没有反应真实情况，真正的安全事故都被转嫁给第三方了。例如，在2010年7月16日发生的大连石油爆炸泄露事件中，中石油把该事件定性为“承包商事故”，将主要责任推给“辉盛达公司”，而自己只承担次要责任。
虽然职工代工行为存在安全隐患，但代工现象仍然时有发生，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国企职工的收入水平通常要高于同一地区的非国企职工（有些地方收入差距甚至达到5倍以上），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将自己不愿意干的体力劳动外包给他人。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内部存在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而企业文化通常是“以和为贵”，企业对职工代工的惩罚比较弱，因此不上班也能领工资的奇怪现象常常在国有企业当中出现。选择职工代工行为的国企员工，不劳而获，已经完全丧失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
通过业务外包与职工代工，国有企业转嫁了生产风险，国有企业职工获得高工资收入的同时免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都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此外，国企职工身份不仅变成了新的“铁饭碗”，而且可以用来获利和交易，工人阶级作为执政基础的条件已经发生改变。
（3）政府官员与国企高管的身份转变
政府官员与国有企业高管之间的身份互换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大特色，政府官员可以到企业里挂职锻炼，企业高管可以调到政府当官。虽然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这种互换机制已经被废除，但实际工作中却依然很普遍。不论是中央企业和国家部委官员之间的互换，还是地方国企和地方官员之间的互换，这一过程从来没有停止过。目前的身份互换已经不能仅仅用挂职锻炼和通往仕途来解释了，企业高管通过进入政府获取政策与资源、政府官员进入企业兑现在经济收益，似乎是更为恰当的解释。
通过对国家部委官员的履历统计发现，在19个部委的183位副部级以上官员当中，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就有56位，比重达到30.6%。副部级以下官员的履历无法获得，因而难以统计。另外，通过对123家中央企业的高管履历统计发现，在有信息披露的47家企业当中，一共有115名高管具有政府工作背景，平均每家企业达到2.45人。两方面的统计信息均说明，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之间的互换现象仍然比较普遍。
下面给出的“紫金矿业身份互换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身份互换现象背后的利益因素，从而进一步说明国有企业作为执政基础的功能在逐渐丧失。
（4）紫金矿业身份互换案例
2009年，紫金矿业对上杭县全部财政收入贡献达到近60%，而上杭县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当年上杭县的财政收入为6.85亿元。当地官员与紫金矿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县政界大部分退休官员，成为紫金矿业的抢夺对象，被委以闲职后，年薪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
紫金矿业宣传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副董事长刘晓初曾任福建省经济体制改委员会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总裁黄晓东曾任福建省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程师，福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处长，处长；副总裁李四德是国家首批黄金投资高级分析师，曾就职于原国家黄金管理局、冶金工业部黄金管理局、国家经贸委黄金管理局，历任副处长、处长，投资部主任、咨询委主任、局副总工程师，2003年至2005年就职于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任总工程师和投资决策、安全和预算考核委员会副主任。该公司多位独立董事也拥有政府部门工作背景。独立董事陈毓川曾任地矿部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独立董事林永经曾任福建省资产评估中心主任，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
近几年，上杭县有多位当地政府官员前往紫金矿业挂职或任职，还有一些官员或多或少通过各种渠道拥有紫金矿业的股份。
紫金矿业宣传部提供的资料显示，紫金矿业监事会主席林水清此前为上杭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2009年11月加入该公司；监事林新喜曾任上杭县纪委副书记、常委，于2009年11月加入该公司。原上杭县人大主任林锦添曾担任紫金矿业的党委副书记，后改任党委常委；县政协主席温文标兼任该公司党委副书记。据知情者透露，温文标将从政协退休，在退休之前为自己谋得该职位；原县人大副主任范志喜退休后任该公司党委常委；原县党校校长郭文生任该公司总裁办主任。
早在2009年6月18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称，公司监事郑锦兴因工作变动请辞。而在此之前几天，郑锦兴从董事长陈景河处受让了100万股公司股份，交易价格为9.15元。也就在2009年6月18日，武平县人大常委会任命郑锦兴为武平县副县长。而郑锦兴原本是武平县政府的公务员，后任上杭县副县长。2006年8月，郑锦兴辞职下海，到紫金矿业做监事，在紫金矿业“淘金”近三年后，又回到了官场，并保持级别和职位没有变动。
（资料来源：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stock/special/zjky/；《经济参考报》（腾讯网转载），http://news.qq.com/a/20100721/00035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