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1日至12日，天则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第二期在重庆举行。第二期的教职人员有：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赵农，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参加学习的学员共34名。重庆站第二讲的主题为茅于轼老师的择优分配原理，另外还有王建勋老师的“联邦与宪政”讲座，以及赵农老师与学员一同讨论并解答问题的茶话会。
5月11日上午，茅于轼老师首先对这次学习选在重庆做了详解，用自己1944年来到重庆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如何认识战争。他认为我们要纪念在战场上战死的人，但我们不能纪念战犯。因为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平等的人，我们痛恨日本，但日本人在战争中也是很可怜的，战争中真正有罪的是那些发动战争的人，这些人造成了几千万人的死亡。我们看待处理一件事情的应该是以人为本，要正确的区分主权、人权和政权，也要正确的区分国家、政府和政党。以人为本才能真正保护老百姓自己的利益，许多老百姓本身认识不到这一点，反而被“爱国”等概念蒙蔽，从而牺牲了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认识钓鱼岛之争也需要同样的观念，争些毫无价值或者代价大于收益的东西是不合理的。如果真的打起来，死的却是老百姓。
茅于轼老师也对左派右派之争做了总结，强调重点是我们应该怎样言论自由。讨论问题应该彼此尊重，客客气气，反对的声音是自然的，但不能搞文革那一套，用标语、口号中伤别人，将他人当作阶级敌人而施以暴力。而应该了解历史的真相，用逻辑和道理相互讨论，大家自然看得清哪种观点是更好的。
然后茅于轼老师开始讲解择优分配理论。他指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阐明了人的自利对社会有好处，但是怎么做到财富生产的极大化，这个问题是书中没有解决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用数学，择优分配的理论就是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讨论生产极大化的问题要用到微积分，运用边际分析，在此之前亚当•斯密、马克思是不懂这一部分的。
茅于轼老师用养猪的例子讲解最优化，从投入的饲料和猪的生长关系上提出问题。他说道：这里要引出一个边际分析的概念，即多投入每单位的饲料猪长多少肉。之后我们会发现，每多投入一单位饲料的量，猪长肉的量不一样，刚开始长得很快，长到最快，然后长得变慢，停止生长，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即边际投入产出越来越低。整个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边际收益递减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边际收益递增的情况只可能导致资源越来集中于一个地方，这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把投入的饲料和产出的猪肉都用钱来量化表示，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猪养到什么时候宰掉赚钱最多？根据投入产出的情况，我们可以在坐标系中画出一条投入产出先凸后凹的曲线，在这条曲线的凹曲线部分上找一个点，它的切线斜率是45度，这个点就是我们要找出的收益最大的点，在这个点上边际投入等于边际产出。所以，养猪场不是在猪最肥的时候宰掉，而是养到有收益的那个阶段，在长到边际产出和边际投入相等的时候宰掉。当猪长到最肥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极大，但不是赚钱极大的点。要求猪长到最肥的极大，只需使dy/dx=0便可，在这一点边际收益为0，原函数的产出达到最大值。我们考虑的所有投入产出问题都是同样的道理，都与边际收益递减有关。
最优化问题不仅可以解决生产问题，还可以解决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茅于轼老师以投入产出关系不一样的甲、乙两块土地的化肥投入为例，指出：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不同等原因，投入产出关系表现为坐标轴上的不同函数形式。最优配置就是不断的比较两地的边际产出，将边际产出低的化肥投入改变到边际产出高的土地上使用。当甲、乙两块土地的边际产出相等时，达到最大的收益。在函数曲线上表示就是在甲、乙两条曲线上分别找到两点相同的斜率切线使得这两点对应横坐标上投入化肥的量之和等于可使用的化肥总量。同样，资金的配置和化肥的配置是一样的，对于两个不同项目，当达到他们回报率相同点时，资金达到了最优配置，收益达到最优。
茅于轼老师讲到择优分配原理的重要贡献，就是发现了价格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比如市场上有一个均衡价格，一公斤化肥可以交换两公斤粮食，每公斤化肥的价格为两元而粮食每公斤为一元。农民在市场上拿两公斤粮食换一公斤化肥，在生产时他把化肥分配到地里，必然要使这一公斤的化肥至少生产两公斤的粮食。两公斤粮食是最低的边际产出，边际产出低于两公斤粮食就不会再投化肥了，不然再多出一公斤化肥得到的粮食是小于两公斤的就赔了。这就是价格的浮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机理。根据这一结论，全球范围能源浪费非常大是因为世界各国价格差别非常大。同样要实现资金最优配置，市场就要有一个均衡利息率，就是资金分配的统一利息率。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均衡的利息率是边际回报率相等，而并非马克思所说的平均利润率相等。这两个概念完全不一样，边际回报率相等才是最优分配。边际分析是对现状的分析，而平均的概念是对过去的总结，企业把效益做好不能看平均成本和平均产出，而是要看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
对于如何看待“剥削”的问题，是看企业创造的财富怎么分配给资方和劳方，劳方分配的太少是“剥削”，资方分配的太少也是“剥削”。工资水平不是资方定的，而是市场客观定的，谁也无法主观干涉它。当资方工资定低了，劳方就会流动到别的地方去。资方要压工资，劳方要抬工资，就像买卖、竞标招标一样，形成供需曲线，最后有一个平衡价格，平衡价格左边的整个成交范围内，买方卖方都有收益，从而大家的利益就能达成一致，这个是有效率的市场。均衡价格的右边也有可能成交，也就是本应排除在市场之外的买卖双方进入到了市场，这样的市场就是不公平和无效率的。比如我们的民间借贷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进一步的，价格实现最优分配也可以证明没有“剥削”，“剥削”不存在的条件就是充分竞争、信息透明、工人有自由选择权。企业会增加劳动力一直到等于边际产出，此时劳方拿到的工资是边际产出的价格。虽然在最后一名劳方之前的劳方的边际产出都大于最后一名劳方的边际产出，但是这里的剩余并不会被资方拿走，这可以通过数学得到证明。
择优分配原理的另外一个应用就是认识中国的粮食问题。根据择优分配原理，中国进口粮食，全世界的粮价会降低，而并非像其他研究者和官员所认为的那样价格升高。粮价等于它的边际生产成本，在国际贸易使得总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减少成本高的生产，增加成本低的生产，全球范围内把生产配置到成本最低的地方，总成本降低了，世界的粮价就会降低。除了国际贸易使得粮食总成本降低，此外也有技术的原因。有人认为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太多会导致粮食恐慌，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现状是土地太多用不完，粮食太多吃不完，所以才有很多高尔夫球场。如果粮食不够吃，所有高尔夫球场都变成耕地了。粮食最重要，高尔夫球场次要，逻辑顺序一定要搞清楚。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粮食不足的问题，全世界粮食增产的潜力非常大，从10亿人口增加到70亿人口，粮食从来没有缺过。我们不能认为饥饿是由于粮食不足引起的，饥饿是因为穷人没有钱买不起粮，重点是要解决贫困问题。我们国家的粮食状况，改革30年以来，耕地减了9%，农民减了一半，但是粮食增产了87%。所以说粮食的增产靠的是人尽其才、地尽其用，而不是土地和劳动力一味的投入增加。多投入的成本过高，而边际产出小于边际投入，这就是浪费，就是不是好的资源配置。中国18亿亩耕地红线妨碍了地尽其用，造成很多浪费与矛盾。
总之，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只要改善了资源配置，减少浪费，就创造了财富。企业想赚钱，就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鼓励、尊重、承认员工，人不光要挣钱，也是挣企业的承认与社会的承认，挣快乐的心情，让员工自由快乐的工作，他们的积极性最大。
5月12日上午，茅于轼老师首先回顾了前一天讲的边际分析方法，并用“木桶原理”的例子做了补充。水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每增加这块短板，盛水量就多一些，也就是说这块短板对盛水的贡献特别大，当短板和其他板同样长了，每块板的承水量都一样贡献都一样，即当边际贡献相等时就达到了最优。生活、生产以及交换当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需要用到择优分配原理。
茅于轼老师再次着重解释了“价格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结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没有价格就不可能使资源合理的配置。为什么“全面公有制不行”？全面公有制不可能有正确的价格，也不可能有价格。因为公有制的企业价格是政府定的，价格定高了，消费者吃亏，企业赚钱，企业是人民的，消费者也是人民，企业赚的钱还是用在老百姓身上，贵就贵点了；如果价格定低了，老百姓买了便宜东西，老百姓得到好处了，所以企业亏就亏点了。像改革以前企业有亏损叫做政策性亏损，企业亏了对老百姓也有好处，所以亏了也无所谓。全民所有制亏损都是对老百姓有好处，都是政策性亏损，所以分不清是非，没有好坏，没有是非。这就说明如果企业是消费者所有的话，价格不起作用。价格应该是供需双方对立产生的，全民所有制没有利益对立，不可能形成讨价还价，没有了市场价格就是混乱的，不可能有效率。对于公有制、私有制之争，正确的看法应该是：汪洋大海是私有制，个别孤岛是公有制。汪洋大海的私有把价格得出来，个别的公有制利用私有制产生的价格，按照这个价格运作。世界上成功的公有制，如新加坡的航空公司、法国的电力公司，都是靠着私有制的价格。
前述内容是择优分配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即如何投入产出实现了资源最优配置。随后茅于轼老师继续讲了交换部分怎么能够改善资源配置，创造财富。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A有100个香蕉，B有100个苹果，两个人相交换，总量不变，但是通过交换价值增加，双方都赚了，对双方来讲效用都增加了，财富也增加了。这里面一个苹果换一个香蕉，价值增加了，这个价值我们叫主观价值。自由配置改善了，双方的效用都增加了，大家都得到了好处，这就是为什么交换使得财富从无到有生产出来了。A和B交换完一个香蕉和一个苹果之后还可以继续交换，因为两个人对两种水果的喜爱程度不同，相对评价是不同的，继续交换边际差会越来越小，直到两个人对香蕉苹果的相对评价相等时，交换就停止了，这个时候达到了平衡，这个平衡是最优的。
接着茅于轼老师讲解了国际贸易和汇率，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汇率的决定理论。汇率不是像一般课本上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因为不同的东西的购买力是不一样的，汇率的本质上是一个均衡值。举例来说，中国一个闪光球（一种小玩具）售价是3块钱人民币，美国一个闪光球是3美元，对闪光球来说一块钱人民币的购买力等于一美元；中国一辆汽车20万，美国一辆汽车2万美元，所以对汽车来说10块钱人民币的购买力等于一美元。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买不同东西比价是不一样的。他指出可以列出一个坐标系，从闪光球一块钱人民币换一美元，然后是衬衫要花两块钱人民币才能换一块美元，旅游鞋是三块钱人民币成本可以换一块美元等等，一直到汽车十块钱换一美元排序。这样汇率定在一个水平上，就划定了哪些东西出口，哪些东西进口。上提，则出口的东西增加，进口的东西减少；反之则反是。汇率上提还是下降是按照市场供需来调整的。茅于轼老师用创汇成本和用汇效益两个概念，结合供给需求曲线的图分别对应出口和进口，详细解释了均衡汇率的产生与好处。两条曲线相交的点是均衡汇率，此时国际贸易没有顺差，也没有逆差，是最优的汇率水平。我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就是因为国家操纵了汇率，这不是一个均衡的汇率。我们用很高的代价换来不必要的美元，虽然有了面子，解决了好几百万人的就业，但是却没有商品买进来，变成人家一张欠条。而且巨大的外汇储备3.3万亿美元可以偿还6个希腊在债务危机中所欠下的债务。这些总量上出问题都是微观上出了问题，因为总量的基础是微观。
最后，茅于轼老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动态最优分配原理，它是一种因素随时间、空间变化来最优配置的问题。
同学们在课堂上对于国际贸易和汇率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汇率高低的问题以及美国作为一个主权货币国家其国际贸易的特殊之处等问题。5月11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老师开展了名为“联邦与宪政”的讲座，从横向与纵向两方面为大家介绍了权利制衡的关系以及美国的宪法、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指出中国政府法律上、制度上的一些不合理之处。5月12日下午，赵农老师与学员们一同就学习上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涉及了“交换”、“财富”、“资本”、“劳动”、“服务”等等几个方面的看法，彼此的交流与启发使得认识更加深入，思维更加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