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论坛2010年夏季高峰会于2010年8月28-29日在风景秀丽的云南省大理市举行。会议期间,冯兴元教授就如何有效实现产业升级发表讲话。
冯教授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是竞争政策,竞争政策应该优先于产业政策。当前我国的一大问题就是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两者的地位倒置:在我国,产业政策反而优先于竞争政策。政府、学者和产业界对产业政策过于痴迷,对产业政策的问题执迷不悟。德国的三大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政策:煤炭业,造船业和农业部门的产业政策。德国经济奇迹的实行不是靠产业政策,而是靠竞争政策。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经济思想来源是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也叫秩序自由主义学派,强调国家要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
中国要做产业政策的话,要奉行竞争优先的原则:政府首先要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特定的竞争者。产业政策只能是例外,而不是常规。例外多了,就不成例外,其地位就倒置了,就扭曲了竞争。按此,我们就不应该允许“国进民退”的肆意发生。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产业升级不仅可以在本地进行,而且可以以雁阵推进、国内转移的形式,从沿海转移到内地,转移到中西部。这与小国(地区)不一样。比如台湾的产业转移,就转移到国外去了。
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还可以大量吸纳国外转移进来的一些产业。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心,需要面向市场培养大量技工,通过市场运作大办职业教育。事实证明,技工的工资水平就比一般工人高得多。
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落后,后劲大。需要政府大量减少进入障碍和其他管制来推进服务业的发展。美国的服务业占GDP77%,我国40%。比如我国的金融业,保险业仍然发展滞后,许多服务业分工体系发展不足,缺乏诚信和合约实施机制。很多小事情需要当事人自己去跑腿,没有利用分工体系,就是一例。
我国农业部门还很庞大,占GDP11%,美国只占1%,德国,日本都是如此,香港为0. 随着时间的进展,农业部门增加值总量虽然仍可以发展,但将体现为其占GDP的比重将继续减少。而且农业部门增加值总量要加快发展,需要走模拟“工业化”的道路:需要减少农民的数量,增加农业工人的数量;需要土地的整合和规模化,结合以资本投入和农业技术工人的大力投入;需要农场化,农业现代化。无论走传统农业发展道路,还是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农业部门必然萎缩,即在其占GDP比重的意义上。
冯兴元教授认为,政府对产业升级的推进需要顺势而行,更多地在提供信息和便利角度去做事情。很多国家还提供经济基础设施。对孵化器、产业区和产业集群的支持,也需要顺势而行。产业升级的进行曲基本上可以自行演奏:只要国家维护好币值稳定,保护好私人产权,开放好市场,维护契约自由,强化责任,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做到了这一些,就等于解放了生产力。
但是,政府总是在做这样那样的产业政策。我国很多政府官员都想有所作为。因此,需要注意一些做法。比如,如何补贴,都应该事先确定一个时间表,让当事人了解什么时候就停止补贴了,补贴尽量按照最低必要程度进行,越到后来,就越少,最后停止。补贴不能补到产品周期的末尾阶段,对该阶段的补贴就是保护落后,维护过时的经济结构。补贴如果补到产品周期的前面两个阶段,比如产品开发期或者导入期,更能起到促进新的活力型经济结构的形成。但是其问题是,补贴一个产品或者产业,就是对其他产品或者产业的歧视,扭曲竞争过程。此外,补贴不能到处撒芝麻,必须有一定的集中度。当然,对所有产业实行低税,产业政策就转为一种普遍的竞争政策,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大有好处。最后,补贴的瞄准度一般很差,100笔企业补贴发下去,能够有5%发挥作用,就不错了,对企业的科技投入补贴也是如此。这里政府往往犯了“知识狂妄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