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间的竞争就是政府之间的竞争。”
“政府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公司，只有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物品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金。”
“当前国家重视国内市场和周边市场的机遇，云南应该重视东盟市场，将自己定位于与东盟的贸易枢纽，并以制度创新来赢得地区间的竞争。”
4月22日下午，盛洪教授2个半小时的妙语连珠，为本报“云岭经济暨企业领袖高峰论坛”活动带来一个精彩的开头，也为听众带来了一场“如何赢得地区间的竞争”的经济学盛宴。
本次论坛由红塔集团独家冠名，云南省企业联合会/云南省企业家协会、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省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主办，云南信息报社、云南省企业家协会职业经理人联谊会承办，以每月两期的频率，为云南各界人士提供现场聆听国内一线经济学家及企业领袖观点并进行对话的平台。
本报常务副社长、总编辑谭智良在论坛启动仪式上致辞时说：“虽然我们也一样面对重大的挑战和激烈的竞争，但作为社会公器，作为负责任的信息传播者，应该关注社会公益和社会效益，自觉积极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有价值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关注企业生存环境，为企业发展、民生改善和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云南信息报承诺：为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积极开展有独特价值的新闻报道和策划活动，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与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进步。”
之后，谭智良代表本报聘请盛洪教授为云南信息报智库专家。
昨天的论坛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论坛里，吴敬琏、樊纲、张维迎、茅于轼等学者还将亮相，针对国内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发展观念和道路方向问题进行专题报道解读，并在一定范围内做半天的主题演讲和互动问答，以期开阔云南相关人士的眼界和思维，启发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王石、冯仑、王中军、田溯宁等商业领袖和部分云南卓越企业家将针对商业界对国内外经济领域深层次问题的见解、或行业内核心问题的剖析，来传播华人商业界的思想智慧和创富智慧，提高云南经济和企业界看问题的高度，理解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目前华人企业界经营管理最前沿的方向。吕日周、杨锦麟等著名观察人士也将奉上他们的观点。
作为中国西南区与东盟地区的贸易枢纽 ，云南应该抓住当前的机遇，将从前简单的边境贸易发展成大贸易。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盛洪教授
讲地区竞争
地区竞争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之所以能实现经济腾飞，是因为县级地方之间的竞争，让县级政府保持着改革的动力。”张五常认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为全世界所关注。
盛洪对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的论点赞赏有加。他也认为，地区间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历来存在地区间竞争。盛洪解释说，春秋战国时期其实就存在非常明显的地区间竞争，包括文化、经济政治和武力形成的综合竞争力。今天的竞争是和平的，但决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没有变化，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包括矿产、水、景观等资源和区位条件，人为因素包括有形的人文历史资源和无形的知识产权等，古代的东西到现在都可以形成旅游资源。
资源的缺失是产生贸易的根本，考虑地区竞争力时，必须对它的贸易地位进行判断，进而考虑它的发展前景。要考虑优势资源，这才是竞争力的核心。定位好了之后，再去考虑自己的竞争对手。
制度决定竞争力
在当今社会，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对地区发展的限制并没有古代那样明显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为因素，通过人的努力，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竞争力，特别是制度。
盛洪教授以上海和香港的交替起落为例，说明了制度之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上海是远东最早崛起的城市之一，优越的地理位置虽说是不可多得的优势，但通商口岸开放的制度更为重要，给了外国人经商的安全感。
1949年后，我们奉行计划经济，取消了履行各种功能的交易市场，制度环境发生变化。香港继续保持市场经济环境，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并取代了上海曾经的地位。盛洪说，上世纪90年代，随着浦东开发区的建设，经济环境进一步走向市场化，上海又实现了从衰败到振兴。整个兴衰交替的过程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义乌的兴起，也并非自然资源优势，更重要的是其开放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初走在当地前列。
制度是重要的社会财富
营利性组织（企业）的竞争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但政府毕竟不是营利性组织，它的竞争目标是社会财富的最大化，狭义上是GDP的最大化，而这又是通过吸引更多的人和资本等资源来实现的。盛洪解释说，地区间竞争是地区间政府之间的竞争，张五常讲的不是地域意义上的竞争，而是政府的竞争。
如果把政府看作特殊的公司，那么它提供的产品就是公共物品，并且通过税收的形式实现“收益”，这种收益含有强制性。提供更好的公共物品，收取更低的费用（降低税收），这就是政府间的竞争模式，也是地区间竞争的基础。
而制度就是这些竞争中最宝贵的要素。盛洪认为，制度是有价值的，是一种社会财富，更是财富的基础。
盛洪讲了春秋时期卫国国王不惜50两黄金甚至一座城池来换取一个罪犯的故事。他说一国家的制度非常重要，如果有人违反就必须受到惩罚，不然会导致秩序大乱，造成更大的损失。卫国国王有非常清楚的对制度价值的判断，一般人只看到直观的黄金和城池，制度的价值超过这种财富。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制度是重要的。
制度产生于开放
制度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环境，如果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形成的制度更为稳固。盛洪认为最重要的制度包括对安全和产权的保护、维护市场秩序和公正裁决。特别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对人身安全和产权的保护，就不可能引来人流和资本；如果没有良好的市场秩序，经济也不会发展；如果没有公正的裁决，投资者对法律裁决的结果失去预期，就无法建立稳固统一的市场。
盛洪认为，开放首先是一种态度，对外地人的态度影响发展水平。开放的环境可以带来人才、机会和低成本。很多财富来源与销售渠道，而不是生产渠道，所以外地人越多，本地人越赚钱。但不是所有地区都有这种心态，比如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在对香烟的“保护”中，并不禁止外国烟，“其实是自己把自己打败，让外国人得好处。”盛洪说。
谈云南贸易
应借贸易通道取胜
云南的自然环境资源、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明显，云南可以利用这些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盛洪说：“我两三年前得知云南旅游业的年收入为400多亿，而去年的收入是660亿。单从660亿这个数字上看，收入并不少，但将两个数字对比我觉得云南旅游的发展速度还是不够快。应该加大力度开掘云南旅游业的资源，实现旅游产业链纵向和横向上的延伸。”另外，中国正掀起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云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改进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打扫干净屋子，客人就自然来了。
由于不同的资源禀赋，可以产生贸易，贸易的发展对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极其明显，而贸易通道的演变可以导致地区兴衰。东盟拥有5亿多人口，去年创造出一万亿美元的GDP总量，是一块很大的市场。作为中国西南区与东盟地区的贸易枢纽，云南应该抓住当前的机遇，将从前简单的边境贸易发展成大贸易。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正从出口为主逐渐向内需为主转变，越来越看重国内市场和周边区域，而云南的影响力就将随着与东盟间合作的增强而与日俱增。
可建自由贸易试验区
“在政府层面上，云南可以考虑在一些制度上进行创新以推进云南的发展。”盛洪说，云南应该改进政府制度，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降低企业的政府成本，筑巢引凤。
但同时培育国际贸易企业也显得尤为重要，对从事贸易的企业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促进人员流动，云南在户籍制度上做得比较好，但不应该仅仅把眼光放在国内户口制度上，可以考虑建立自由贸易及人员流动试验区，吸引更多的东盟人来云南投资。
逐步形成人民币自由贸易区。国际贸易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现了坚挺的国际性货币。但是东盟国家并不如世界主要经济体一样存有大量美元，而且没有区域性的共通货币。在区域贸易中，不太可能用小国家的货币进行交易，而中国近些年的崛起使人民币正向周边国家辐射，这种情况下，云南应该尝试逐渐建立人民币贸易区，这为交易提供了便利。
减少通关手续，提升通关规模和速度。云南目前可能是出于政治等方面的考虑在边境口岸处设置较为严格的关卡，但应该从大贸易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看到由此带来的商机，降低企业的政府成本。地区间贸易交流的一个前提是文化上的相互尊重，尤其是就东盟国家而言，其文化和宗教比较复杂，云南应该在了解和尊重其文化的基础上把这些国家的资本引进来，同时也应该注重文化保护。
■现场互动
追赶广西制度环境是关键
听众：云南信息报专设东盟版，并且组织了大型采访团深入东盟采访，把东盟放在重要位置，但现在似乎云南的竞争对手广西略占上风，请盛教授为云南如何与广西在面向东盟的竞争中获胜支招。
盛洪：广西的资源优势在于拥有出海口，但云南也可以将陆路运输发展为大规模、低成本的运输方式。比如修建铁路网，通过铁路运输加大云南陆路对东盟的贸易量。但更重要的还是软件即制度环境，硬件和自然资源不足可以被软件优势弥补。义乌在浙江地理位置并不优越，但之所以能成为贸易枢纽，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在制度上先人一步，通过降低政府成本，比如税收，甚至提供优惠吸引了大量的商人。我相信这样的举措同样可以让云南扭转不利局面。
听众：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企业应该怎样把握这些机会？
盛洪：在经济的寒冬，企业此时不妨练一下内功，改进和完善企业的制度，提高企业效率。企业应该正确看待中国和云南在经济危机中的机遇。在中国侧重于国内和周边市场时，云南应该把自己定位于与东盟贸易的枢纽，比如物流，就会带来很多合作的机遇。企业要考虑怎么选择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经济战略，应该更专业化一些，中国太大了，很专的事情都会有巨大的市场。
听众：盛教授如何看待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例如现在房地产业似乎因为土地拍卖而导致价格居高不下，房产价格的矛盾如何解决？
盛洪：首先政府不应该与民争利，而且这也是对政府评价的标准。孔子讲过，以民之所利而利之。政府要惠而不费。让百姓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土地有它的价值，是因为人们聚集在一起，既然聚集在一起，价格就要上来，这是土地的稀缺性。政府希望老百姓有地方住，但要在合理的价格下。土地的拍卖严格来讲还是反映了土地的稀缺性，房价偏高，政府需要考虑其他的成本。关键是拍卖土地所得，政府用在哪里了，最好是用作公共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