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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与文明秩序理论创新研讨会综述

天则经济研究所 2017-11-27 累计浏览

 

2017114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魔漫相机协办的“全球治理与文明秩序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中国税务》杂志社原社长张木生、人民日报评论部原主任编辑马立诚、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张岩教授、《战略与管理》杂志原执行主编黄钟、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张曙光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吴思、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代理副所长蒋豪、独立学者谷平、李怀、周鸿陵、中评网原编辑部主任江溯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民主与科学》、《文化纵横》杂志社、中国治理网、《南华早报》、《纽约时报》等媒体记者、另有企业家和外阜人士共计3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分为5个单元,共10个报告人。

 

吴思在致辞中表示,我们这个研讨会就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各种观点尤其是新理论新看法在这个平台上交流,不管是什么样的观点只要言之成理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最好有一些碰撞、批评和反批评,让理论和学术在这个环境中发展,互相激荡。

 

马立诚的《三种世界秩序博弈:中国的选择》提出,一百年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大体上形成三种世界秩序,彼此博弈。一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二是斯大林主义主导的苏联世界秩序。三是伊斯兰世界秩序。冷战结束之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势头凸显。在苏日美三国争夺对中国影响力的拉锯战中,苏联在1949年获得胜利,毛泽东选择向苏联“一边倒”,和苏联结盟,加入苏联世界秩序。邓小平推动中国加入了一系列国际多边组织,选择接受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一些国人希望中国参与未来世界秩序的制定,修改现有规则,与中国重要地位相称。一些乐观主义者认为,当前中国力挺全球化,是支持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表现。

 

黄钟的《以“伟大复兴”为目标的崛起困境》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包含着对强权的公开的、举国一致的向往、追求和迷信,相信强权即安全,要真正安全就只能追求绝对的权势。内政外交不可分割。中国的道路、文化、理论和制度“自信”,既包含着强烈的中国例外论,也包含着浓浓的中国天命论,这是对西方公开的敌意,是中国崛起中的文明冲突的一个方面。中国以追逐强权为目标的战略,不仅会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也会恶化中国的内部转型环境。

 

秦晖的《21 世纪的全球化困境:原因与出路》认为,至少中国与其他大国做对比,1980年代的体制的确有趋同之势,但自1990年起,虽然趋同的成分仍存在,总体上体制的区别是在拉开,而不是趋同的,甚至1992年中国明确宣布要转向市场经济也没有改变这一点。他区别了两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类型A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责任变大,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权力变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政府责任越来越大,而权力越来越小。类型B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权力变大,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责任变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政府权力越来越大,而责任越来越小。这样AB的差别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换言之,不是“趋同”,而是“趋异”了。东德战胜西德并没有发生,可以叫做“昂纳克寓言”,但在其他地方,这种不良现象还只是“寓言”而已吗?实际上,这对类型A的自由、福利都逐渐构成了比他们内部“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之争”更大的挑战。

 

张岩的《非暴力社会整合:古代文明的当代启示》认为,小型独立社会的兼并以及独立社会规模的扩大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动态之一。这一过程的绝大多数实现途径是无数次导致大量伤亡、血流成河的残酷战争。以非暴力途径实现社会整合的情况很少,主要发生在人类进入农业时代的门槛上,发生在一些较大规模古代文明的形成环节。此后,独立社会的版图和边界一直在血腥对抗中发生着改变,许多相对弱小的社会政权被灭亡,其民众被征服后沦为奴隶或是被迫接受远比此前更加不堪的生活。这个进程在当代世界的横断面:二百来个体量不等的民族国家(独立社会)。人类古代文明进程的当代启示:事情完全有可能做得更好。以自由民主公平公正等等人权价值为必要前提,独立社会的非暴力整合可能是一个避免战争、改善全球治理的合理选项。

 

殷罡的《新的国际格局呼唤新的治理模式》认为文明冲突是主旋律。26种文明形态硕果仅存中华文明和犹太文明原地延承。东方文明圈,儒释道的中华文明是核心、是辐射源,扎根于日本、朝鲜半岛、越南,没有道理按一神教标准加以改造,所谓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有其真实含义,尚未被适当解读。19大报告中的宗教政策部分较之前两届“充分发挥宗教人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改为“坚持宗教中国化”,极好。议论全球治理,首先要治理好自己,自家阵脚不乱,才能发挥大国作用。

 

盛洪的《从政治人类学看世界永久和平问题》提出,当人类好斗基因发生作用时,文明的精神定式会对之加以抵消、弱化以致消除。文化传统存在例外原则,即在“不能杀人”的大原则下,对于伤害自己或亲人的人,对罪犯,对坏人,对侵略者,对异教徒等等,还是可以杀人的。要对宗教和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在强调它们的“文明”作用时,还要注意约束它们的“例外”。要从宗教和文化上改革,消除那些开杀戒的“例外”原则。宗教和文化传统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今天国际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把它当问题,让人类意识到我们正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仍需付出极大的和持续的努力。

 

赵农的《最该部署萨德的或是中国》认为,朝鲜之所以要拥有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就是为了摆脱中国的核保护伞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她的统领与钳制,并能保证其世袭专制政权得以存续。为应对最不利的可能结果,中国不仅不该反对韩国部署萨德,而且亟需在中国部署萨德。只要不附带其他的政治条件,花钱进口美国的国防服务,并不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而相反,好要颜面、隐瞒真相、摈弃责任等等,对国民的损害却是有前车之鉴的。联美除金对于中国是上策;接受金三核导讹诈对于中国是中策;既不接受金三讹诈又不部署萨德是下策。

 

江溯的《中国语境中的“美国-新罗马”观念》 提出,“美国-新罗马”观念是借助“9.11”和伊拉克战争的背景在中国传播开来。故而大多数研究者在中国语境中接触这一观念之时,都是从国际政治和反美国霸权的角度来理解和运用。另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新罗马”观念普及后,和对“新帝国主义”的研究迅速结合起来,“新罗马”遂被默认为“新罗马帝国”。再者,国内对共和学派理论的关注主要囿于政治哲学研究圈子之内,其艰深的术语和理论使得一般国际政治研究者怠于与之交流对话,故而罗马古典共和精神却未能随着这一观念的流传而普及。因之,“美国-新罗马”观念中蕴含的罗马共和的内涵,在中国语境中几乎消散。绝大多数报章中用“新罗马”称呼美国之时,纯粹只是修辞手法,并没有认真考虑过措辞的含义。故而这类表述中充满了没有论据的断言。

 

李怀等人的《人类行为模式的比较、选择与设计:从经济人到制度人》认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已经有过多种行为模式,而“经济人”则是多数人遵从且最为流行的行为模式。然而,基于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仅靠“经济人”假说并不能圆满地解释现实和人类的所有行为。我们提出的“制度人假说”更好地解释了人类的部分行为,它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考察人与制度的互动机理。通过人与制度的互动机理,我们发现制度人行为模式比经济人行为模式社会成本更低,文明程度更高。在合理的制度下,“制度人”行为机制将使人类社会走向有序、和谐、快乐与幸福。

 

蒋豪的《米塞斯<民族、经济与国家>对今日中国的意义》认为,1919年出版的《民族、国家与经济》对当下的国际关系以及中国的内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五个方面加以梳理:民族对待历史仇恨的态度,德国军国主义产生的根源,自由的民族主义与黩武的民族主义,特权阶层绑架国内政治、国内政治塑造国际关系的后果,一战后德国应该采取的政策。米塞斯提出思想才是真正的武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需要适宜的环境,这就需要言论自由,在自由的辩论中产生可靠的思想。

 

张曙光总结说,这个会曾经推迟过一次,这次能开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会议不仅能开还开的非常的成功,讨论的问题都是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不光关系到中国,而是关系到人类、关系到全世界的问题。重点是讨论中国在新的世界秩序里面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治理,但是讨论的对象和范围并不限于此,所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世界治理和文明秩序的范畴,不管怎么处理,恐怕采取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手段可能是最根本的。从这一点来讲,此次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推动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治理走向文明,走向文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