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天则教育论坛于9月18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会议室举办。会议主题围绕“高等教育的困局：从数量扩展到质量提升”展开。会议邀请了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程方平，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兴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业进，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洪，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田汉族，天则经济研究所华南中心执行主任赵旭，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副教授王寰安，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朱俊生及来自各界的同仁50余人共同赴会。
一、大学的教育质量与文化传统
盛洪所长在开幕致辞中讲道：“教育其实是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安排，因为教育是衔接当代人和之前的无数代人、衔接当下知识和文化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如果这样一个制度出了问题，那么社会就没有前途，就不能发展，或者发展就会出现问题了。他说：“教育的质量就跟物质产品的质量有所不同，因为物质产品的质量是有某种标准，某些物质可度量标准。而教育的质量，就不能而且也不可能局限于物质层面，它必然要走到精神层面，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教育质量的理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是像企业管理那样质量的概念，也不能通过这个方法理解质量。用一句话概括即“大学如果没有普遍、普世这样的性质，如果它不是普遍的，不是普世的，它只是局部的和特殊的，那么它就不佩成为大学，就不可能谈质量。”此外，关于办教育的目地，他还引用了四书中《大学》里的核心思想来讲，即正心、诚意、格物、至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就是要正心，心要正，不能偏，不能偏私，不能为了自己的功利或者集团的功利去办大学教育就是错了。所以，要反思大学的根本精神，就是反省自己是不是偏颇，自己是不是想把大学当成工具，而不是把大学当成人类精神的一种目的。对于大学的教育质量田汉族教授从教育哲学的视角提出了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四个基点。分别是：第一是高等教育质量应该向何处去？第二是大学的管理的去行政化。第三是做为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关键环节的教学的去同质化。第四就是结果方面的评价导向，即评价方面多主体化。
而对于大学的文化传统，盛洪说：“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思想市场，另一方面要知道人类的知识和文化，是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脱开文化传统去谈大学，大学肯定是有文化传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要提高教学质量，就要重视各种文化传统。此外，在制度上也须打破那种对大学课程的管制。”
二、大学教育与政府角色
程方平教授提出在中国的传统当中，大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引领社会精神及思想。但同时在中国传统中又认为大学是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阶段，所以相应的控制也非常的严格。因此，他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应如何处理做了总结建议。首先，政府跟大学的关系应该逐渐正常化，而不是通过揽权、通过控制，来使大学举步维艰。其次，在政府和高校的关系方面，特别是进入到大众化时代后，要让大学创造一流的水平，政府应该非常认真的研究和大学的关系，同时制定出一系列更加积极的、更加开放的政策。包括高校，政府机构，学者，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期待能通过这样的研讨会，呼吁社会各方，特别是政府机构，对于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因为这种关系而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反思，并从根本上为中国大学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并使高等教育立法由此从行政意志向契约法方面发展，规定政府的相应责任。并为各级各类大学发展提供更好的空间。
三、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融合
朱俊生教授就“大学的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融合的必要性”进行了主题演讲。他从“通识教育的理念，”“初步的实验”“反思与构想”三个方面分别与听众进行了探讨。他还以首都经贸大学的通识教育实验做为实例进行了剖析。他指出：“教育的最高宗旨是人的心性，以及这种心性的自由。还引用了西方传统里笛卡儿对教育最高宗旨的论述，即是人的心智在一切方向上充分的涌流。而东方的思想传统，如儒家所讲的即明心见性。回到大学上来，就是把学生作为一个主体性的人，完整性的人，而施以全面教育，这里面既有道德也有科学，既有人格也有学问，既有理智也有情感，既有身体也有心灵。
四、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
刘业进教授分别从教育服务的经济技术特性，教育部门主导配置教育资源的机制，对资源错置的策略性行为以及相应的博弈过程，行政部门配置资源的结果：资源错置与分配扭曲等几方面对集权体制下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进行了分解。他指出，行政部门配置资源的结果，一个就是资源错置，一个就是分配扭曲。可以看到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上，大量优质教育资源，优秀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江苏、浙江、陕西等等地方。而高考的录取比率也体现了教育资源配置向权力集中。他指出，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只是一个假说，这个假说就意味着一切人、一切组织都是开放的，不反对政府办教育，但是政府介入教育需要恪守剩余原则，就是市场提供之后还不足以满足这个需求，政府才需要介入。启动实质性教育体制改革，开放办学，自由准入将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
五、大学筹资、行为与办学绩效
王寰安教授从大学的筹资行为对办学绩效的影响角度提出了大学筹资结构多元化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可以提高大学的办学效率，优化它的资源配置，他还把筹资问题纳入到经济学制度分析框架中，并具体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大学筹资结构和办学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二，如果存在的话，这种因果决定的传导机制是怎么发生的？具体说筹资结构怎么影响学校的办学行为，影响老师的教学行为，最终影响老师教育质量和办学绩效。第三，这种因果关系能不能加以检验或者加以证实？最后，他总结出以下的基本结论，即第一，大学筹资结构是多元化的，非政府财政性经费是大学收入重要来源。第二，大学筹资结构多元化是提高大学治理效率的反映，可以通过优化筹资结构，改变大学内部监管治理，从而提高办学绩效。这对我国大学的发展是有启示的。我国现在非常注重资金投入，但是仅有资金投入却是不够的。在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下，国家经费占的比例越高，投入越多，管制越严厉，越不利于大学自主性的发挥，所以如何优化筹资结构，让其来源多元化，是促进大学自主性非常重要的手段。第三，完善大学的学费制度，促进学生自由择校，完善奖学金制度。最后一点就是完善我们国家各种基金会制度，完善校友资源的培育和挖掘。
六、国外经验与借鉴
天则经济研究所冯兴元副所长，从“高等院校的他治问题与自治要义”进行了探讨，他通过对国外理论的分析，阐释了高校自治的精神，即哈耶克对于高教自治的重要性的反复强调，体现在他的《自由宪章》及《法、立法与自由》里面。而《自由宪章》里专门有一章讲教育，包括他对弗里德曼，对穆勒，对洪堡这些教育大师的观点的引述。哈耶克在自由宪章里面讲普世精神，讲秩序，讲组织化，跟德国后来的公立教育、义务教育有关系，就是说要维护教育自治和学术自治，而不要让政府进入学校。在《法、立法与自由》里面，哈耶克强调公立教育，公共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剧院、公园，最初都不是政府建的，都是慈善行为。而德国传统上行政法学上有特别关系，高校和学术自治权利就是属于这个特别权力关系。对于高校和学术行使特别权力，国家和司法权不能进行审查。此外，他还讲到，台湾大学奉行就是警察不能到学校随便抓人，这个在德国也是一样的，日本也是这样，这就是司法不能进行审查，不能进入学校。德国法律严格保障高校和学术自治，也是严格保护契约自由，因为最早高校在德国是行业协会之类发展起来，绝大多数行业组织都是通过成员之间协议成立，高校也是这样。而中国也需要从德国这个地方总结一些德国历史上的高教自治的传统。去除掉党政不分这种现状。
七、小结
综上所述，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总结到：对于大学教育的本质，应该把这个口号喊响：“大学要独立，学生要自主！”只有这样，我们的大学教育才有前途。否则的话，规模大了，学校的硬件设施提高了，教学的质量却不会提高。而所谓的教学质量，不光是对知识的掌握，而且包括人格的培养与养成。
本次的论坛不仅有嘉宾热情而富有深度的演讲，来宾还对一些感兴趣的话题与嘉宾进行了互动对话，使会议的内容丰富而有益。
会议照片（按照发言顺序排列）
会议现场
程方平
田汉族
朱俊生
刘业进
冯兴元
盛洪
王寰安
张曙光
会议现场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