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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看未来中国社会的法治化道路

天则经济研究所 2014-07-15 累计浏览

2014713日上午,上海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在天则所发表题为 “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看未来中国社会的法治化道路”的主题演讲,出席讨论会的有: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中央党校蔡霞教授,北京工业大学莫志宏副教授,中国社科院李人庆研究员等学者以及四十多位企业家。此次会议由张曙光教授主持,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一起读哈耶克”共同举办。

 

韦森教授指出,我们现今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一个礼俗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如何实现现代社会,即如何实现“四化”:经济的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和价值多元化。而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从文化上寻找答案。




 

为此,韦森教授探究了东西方社会制序(institutions)在近、现代的不同型构和演变路径。他得出三个结论:第一,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和法治社会有其个人主义文化根源,而传统中国社会和东亚诸社会中的(家族)社群主义,可能是东方社会在近代未能自发型构出一个法理社会的主要文化原因。第二,民主化的社会机制和刚性的专有产权结构同为一个良序市场秩序的先决条件。第三,中国未来社会的制度化进程,将会进一步引致学术界对传统中国文化资源的反思,并从中来审视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产权结构和民主机制建设问题。

 

秋风教授从五方面进行了回应和评论:第一,需要回答什么是西方,它和个人主义之间、与法国的文化传统、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第二,他同意韦森教授关于中国人自我节制等的描述,但是认为中国并不是“无我”,而是在关系中界定自我。第三是关于方法论的问题。例如,有人一方面批评文化大革命破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将文化大革命归咎一起于传统文化。这样的逻辑是有问题的。第四,关于中国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他认为儒家文化推动了整个东亚的经济增长。第五,如何构建优良的社会秩序?他认为从中国的基本事实来看,拥有13亿人的中国的政治生活不是简单通过举手投票就能决定的,也不是通过几条常识就能解决的。同时,翻看中国历史,中国优良的社会治理秩序一定是立基于儒家。



 

许章润教授认为韦森教授从语词分析展开研究,并综合文化比较、思想史考察以及制度分析等一系列方法,来讨论文化差异及中国的困境和未来可能的前景是比较可取的。而从语词追溯到制度背后的文化倾向性,需要探讨的是造成中西方广义上知道和知识上差异的原因,以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作为两元对立的中西方文化各拥有的观念资源进行讨论存在很多问题。这涉及到制度变迁、文化信念和生活方式及三者之间的互动,涉及到多重交互的复杂性,因为人类的一切文明都经历了从神圣秩序向世俗秩序的转换,而不管历史如何演进,解决因利益观念不同而和平共处的问题是共同的,所以要解决的是你为什么统治,而这在民主解决的是权利来源问题,宪政解决的权利配置问题,法治解决的是规范民主和宪政的运作。韦森教授提出交易产生法律,需要做了一点补充,即有家庭才有法律。谈到维稳问题,许教授指出制度经济学要梳理政治永久正当性和政府周期合法性。此外,许章润教授指出黑格尔关于中国没有历史的观点是偏见。建议韦森教授文章增加原典。




 

李人庆教授认为文化是包括文化的生命的意义所在,而演讲讨论的主要是政治文化。从法律和文化的比较来看,他认为他们具有弥散的弱相关关系;从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径来讲,他认为两者之间是耦合的,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不是发明的过程。

 

莫志宏教授认为讨论中西方文化差异是因为中西方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也就意味着有一些基本功能是一样的,但由于各国具体情况不用,因此在实现基本功能的载体上,可能存在经验及形态上的不一样。

 

蔡霞教授区分了宪政和宪政模式,认为韦森讲的是宪政 ,秋风讲的是宪政模式,宪政在根本上是一样的,而宪政模式各国可以有自己的特点。她不同意秋风的看法,认为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自我和/或个人这个概念,因而韦森的“无我”概念是成立的,秋风讲的“有我”是工具论意义上的。

 

张曙光教授最后做了一个简单的小结。他认为,今天的演讲提出的文化与宪政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大家去进一步思考。文化问题很复杂,东西方文化都有精华,也有糟粕,其演化也会发生分歧。但确有相通和一致之处。到了今天,宪政、自由、民主这些基本的价值应当确定下来,中国也离不开这些根本的东西,但中国要建立和形成这一套秩序,可能与西方有些不同的特点。因为,不论是儒家思想,还是老祖宗的传承,作为文化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血液中,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其影响,这是在冥冥中起作用的东西。同时,在走向未来过程中,我们一定弄清楚,我们是谁,我们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