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4日至15日，“天则•名师思想精粹研讨班”第四讲在北京举办。本次课程邀请了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茅于轼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以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
3月14日上午，盛洪教授的授课题目为“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改革”。从发展历程看，制度经济学经历了（老的）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到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斯、威廉姆森和张五常等。首先制度是重要的，因为制度能够影响效率。制度的变迁就是用更高效率的制度替代效率较低的制度，比如计件制比“大锅饭”更有效率。
如何衡量一个制度带来的效率高低？诺斯教授提出用交易费用来判断，即交易费用越低，效率越高。比如审批环节多的制度比审批环节少的制度效率要低，如果是投资就要抓住时机，各种审批耽误了大量的时间，很多人就捷足先登了。盛洪教授引用张五常教授一个精彩的说法，“交易费用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
不仅制度、产权、交易费用重要，合约也很重要。张五常教授在其著作《佃农理论》中提出“不同的合约有不同的效率”。盛洪教授认为从科斯定理可以引申到合约的问题，即使我们已经知道法律或政府决定的产权制度是错的，且由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或其它原因暂时无法纠正，我们也相信可以用改变合约的方法去纠正，而无需马上改变错误的产权制度。
中国的改革——“包产到户”，就是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制度的前提下改变合约，合约改变的内容是从固定工资到固定租税，同时农民自愿选择接受或拒绝“包产到户”。由于合约的改变，政治决策者看到了自留地和农民自发实行的包产到户的明显增产效果。
盛洪教授强调合约方式变革的成本比产权制度变革的成本低很多，更灵活，更易发生。合约变革的方式以交易为单位，是分散和渐进的过程，不会过激，不会断裂，可以让社会慢慢适应。利用合约的变革方式可以自动找到均衡点，当合约变革不再能给经济个体带来好处时，就会自动停止。同时合约改革的累积效果也会对法律制度变革产生压力。引用张五常教授的一句话：“中国的权利结构改革可从修改合约这通道走，绝佳，因为不仅可以避免另一次流血革命，而且修改合约带来的效果会是稳定的。”
3月14日下午，盛洪教授的授课主题为“宪政结构中的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从超越任何政权的角度看，一个社会要遵行天道，而政治领袖因理性有限和人性弱点而不能时时把握和施行天道，这是人类政治制度中一个最大的难题。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它的政治领袖如果不能遵行天道，就有可能失去政治合法性，从维持统治的功利角度看，也需要有一种保证政治领袖不偏离天道的办法。
盛洪教授梳理了史料，认为儒士群体是一个独立且中立的群体，并不以自身的利害判断是非，而是坚持守护天道。与民主的限权不同，他们与君主没有利益冲突，只是以天道为标准对权力进行制约。谏议制度也因为有儒士群体的承担而成为可能。
谏议制度一直是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秉寻独立言事的原则，有谏诤君主、监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监察司法、参与法律和政策制定等等职能。谏议制度包括谏官有“风闻言事”的权力，“台参辞谢”制度，“章疏”，“廷奏”，“封驳”，“避嫌”等成体系的内容，使得谏言制度良好的运行。
谏议制度所蕴含的原则和精神不仅能够成为一种文化价值，它也提供给我们限权制度的另一种思路，给我们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宪政制度的另一种限权形式。
3月15日上午，茅于轼教授的授课题目为“择优分配原理”。择优分配原理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边际分析。边际分析和平均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边际分析是对现状的分析，而平均值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总结。茅于轼教授指出古典经济学中没有边际分析，由于数学的发展进入到了经济学才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而边际分析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基础。
收益递减规律是指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同一要素不断投入的边际收益是逐渐减小的。在这一规律的基础上可用数学的方法求最大化的问题。例如养猪在什么时候屠宰，即养猪在什么时候卖掉收益最大。这一点不是在养猪到最肥的时候，而是在曲线上切线为45度的那一点，即利润最大化。因为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另外一个问题是将一定总量的化肥分配在两块土地（大小、土质等都不同）上，如何分配化肥使得增产的粮食极大。由于两块地的边际产出不同，每投入一斤化肥所增加的产量不同，所以要选择投入效果最好的地方去用每一斤化肥。因此达到最优分配的条件就是当两块土地的边际产出相等，此时不会再有任何改进。当土地多于两块，或者土地种植不同的作物，其化肥最优分配的道理是一样的，即边际产出相等。
市场能使资源最优配置是靠市场供需所产生的均衡价格自由浮动而实现的。每个人都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和边际产出相等自动决定投入的量，达到最优值。价格只能通过市场供需的调节，即：供不应求时涨价，供过于求时落价。
择优分配原理可以应用于生活的各个地方，比如资金的分配、时间的分配、产品多种性能的设计等等。同时在茅于轼教授回答学员问题时，也指出虽然很多情况下不太可能画出函数曲线，但是择优分配的道理却可以给我们在方法论上以指引。
3月15日下午，孙立平教授的授课题目为 “当前的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此次主题分为两次课进行，上次课孙立平教授主要讲授了如何看当前的改革。这次授课，孙立平教授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和社会进步的理念出发讲授了社会转型问题。
孙立平教授用社会结构的视角分析了中国资源分布集中的问题，以及房价高，买车的问题。此外他还用社会结构来解释产业周期的形态。孙立平教授认为应该用社会进步的理念实现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转型。例如美国在实现其转型时就是一次广泛的社会变革，通过社会救济、社会保障、解决工人工资来解决利益关系问题，使其社会从柴米油盐的低收入阶段跨入到耐用消费品的中等收入阶段。
孙立平教授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但是背后可能是社会和政治的问题。现在的发达国家像美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是从原始资本主义，经历了进步主义、30年代的大萧条、罗斯福新政，逐渐走向福利资本主义。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的下沉就是民权运动，财富的下沉包括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而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面对的是如何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把现代制度建立起来的问题。
三位老师的授课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同学们在课上和课下积极向三位老师请教，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各位老师也做了精彩的解答。第一期课程已经过半，同学们都表示满意。许多同学向主办方推荐朋友插班或参加第二期的学习。希望这个班能够继续让同学们领略名师风范，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启发和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