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1日至12日，“天则•名师思想精粹研讨班”第五讲在北京举办。本次课程邀请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陈志武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雷颐教授。
4月11日上午，陈志武教授的授课题目为“金融是什么？”。很多人都对金融有一种误解。如果我们与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相对比，或许我们就可以看到，尽管金融市场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但是有了金融以后我们的个人权利和选择自由，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狭义的金融就是银行、保险公司、券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广义的金融则形式更加多样。陈志武教授举了养子防老、广东的自梳女和姑婆屋的例子，说明广义金融实现跨期交易的方式。但是这种依靠风俗和习惯的跨期金融交易存在很大的信用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有了巨大的变化，熟人社会逐渐向生人社会转变。以前是“出门靠朋友”，现在人们都是通过货币的支付来完成各项活动。这方面的变迁，就使得人民银行每年、每天要多发很多钞票，否则社会结构的改变就无法得到货币方面的支持。不仅货币的需求大大增加了，而且现代金融把过去无形的金融显性化。例如以前靠亲戚的帮衬这种无形的人际保障逐步被保险公司、退休金等方式所取代。
种种变化使得钱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货币化使每个人的自由度大大增加。过去出远门要扛着被子、食物，人不可能走得很远。现在哪里都能用钱买到东西，人想去哪里都可以，这就大大地增加了自由的空间。更重要的是，货币化带来了社会的去身份化。以前只有处、部级以上干部才能坐软卧，现在用钱支付，不管什么身份都同样可以。
陈志武教授还介绍了美国的金融发展史。美国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高度的货币化。200年前的美国货币化程度很低，95%都是农民，不需要很多的跨期交易。人们的生活保障主要是靠宗族，还有教会。美国的金融是在过去的100多年间发生了快速变化，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的。1980年代开始，是美国金融发展的新的腾飞期。从1980年到2007年，美国金融化水平翻了一倍。横向看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基本上都是在1980年代开始腾飞，这种金融化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创业机会。
陈志武教授认为一个社会有财富，但是不一定有价值。因为价值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一个共同承认的相对价值体系，以对财富进行估值。因此只有货币化以后，我们才会发现价值到底有多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的起源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价值的起源。陈志武教授也指出，对比于原来靠勤劳致富这样的方式，很难有更多的财富增加，因为劳动力本身的配置不太容易改善，让劳动力发挥价值的局限性很大。因此不仅是土地、矿藏资源和企业股权的资本化重要，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资本化，因为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劳动力。人力资本能不能在相当程度上资本化，在于劳动力市场本身自不自由，户籍制度是否存在，劳动力个人能否把未来收益预期通过金融化的方式重新安排。
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物质财富，有土地，也有资源和劳动力。但是有的国家很有资本，另外一些国家没有资本，这个关键的差别就在于这个国家的制度架构、制度环境，是否利于把那些死的财富、未来的劳动收入流提前进行资本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性的变量。比如农业土地无法成为今后的创新点，因为人口不会大量增长，而每个人每天所需要的能量是有限的，也不会有太大的突破。矿藏资源如果固守以前传统的管理方法，也不会有更大的财富，而如果把死的财富变成流动性比较好的金融资本以后，就会有其它发财致富的创业机会。
货币是流动性最好的，它是最普通的通货，是最广泛被接受的通货。资本是流动起来的财富，是可以赚钱的财富，因为财富本身不一定能够赚钱。所以判断一个国家的制度是有好还是不好，一个最重要的角度，就是看这个国家有多少财富是可以或者已经被资本化了，还有多少财富是没有被资本化的。
4月11日下午，陈志武教授的授课题目为“文明变迁的风险逻辑—— 量化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陈志武教授试图从风险的角度来理解人类文明整个的变化，从规避风险多种手段变迁的角度来梳理人类文明的发展。
风险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就是生存的问题。人类社会越来越文明的两个指标，一个是死于凶杀的频率越来越小，另一个指标就是战争频率的下降。陈志武教授用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王朝的研究说明了由于气候异常导致的经济恶化，使得争夺资源的战争常常上演。原始社会以来，气候变化、地球异动、季节轮换，这些都是导致人类风险的原因，也迫使人类寻求暴力。相比古人，面对生存的挑战，今天的人们可以安排风险的工具和能力已经大大提升。
在古代，面对不可测的风险，第一个应对办法是迷信。庙宇、祭祀、杀巫婆等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第二个办法就是技术革命。比如从狩猎转型农耕，年度气温变化范围每增加10°C，会使该地区提早1000年采纳农耕方式。第三个办法就是通过社会机制创新和组织创新。其中从“一妻多夫”再到“一夫多妻”的制度变迁最能说明人类对规避风险的制度方法。
陈志武教授认为文化、伦理道德是隐性金融交易得以执行的制度架构。比如过去的“名分”、“孝道”、“贞洁”等等都是一种隐性的金融交易，就是规避风险的一种手段。这种体系虽然使传统社会中人的生存能力最大化，但是这种手段也阉割了人的个性。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买卖妻子的风俗大量存在。把女性作为“避险资产”工具虽然是在缺乏金融市场的条件下是迫不得已的行为，但这却是以对女性身心的摧残和对女性自由选择权利的压制为代价的。金融市场从根本上把人尤其是女人从经济工具的角色以及相配的制度约束中解放出来，给个人以更多的自由选择。
陈志武教授最后总结道，人类历史就是与风险博弈的历史，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人类应对风险手段的进步史。现代产生金融后，人类的非暴力化才达到新境界，个人自由才得以解放。所以，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
4月12日，雷颐教授的授课题目为“制度滞后与清王朝的灭亡”。雷颐教授生动详细地讲解了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一连串历史事件，并从中引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与当时的先进制度体系相比，清王朝的制度会如此滞后并走上灭亡？其原因就是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与精英认为只有华夏的文化才是文化，只能用夏变夷，而不能以夷变夏。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和思想桎梏使得其自身陷入了危机，其被动的反应最终使其失去了公信力从而导致最终的覆亡。
1792年，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以贺乾隆帝80大寿。这是西欧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按照清王朝的礼节，藩属国觐见皇帝要下跪，不想却被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拒绝。这使当时的中国人误以为“西夷的膝盖不能打弯”。马戛尔尼在回英的时候要求走陆地，这让他有了充分的时间了解、研究中国，他发现中国并不像以前英国人认为的那样先进、强盛，他的见闻改变了英国对中国的印象。在屡次要求通商遭拒后，英国为了打开中国的通商大门，向中国运来了鸦片，造成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鸦片战争时，英军的火炮准而且威力大。中国人认为英军有邪术，就收集了很多马桶，把砍掉头的裸妇、和尚吊在城墙上用以辟邪。
早期的自负与愚昧使国人蒙蔽了双眼。林则徐主持编著的《四洲志》也被禁掉。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被看成是大逆不道。这本书后来传入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产生了巨大影响。
洋务运动开始后，洋务派的许多主张被顽固的朝廷所拒绝。比如1868年李鸿章提出建电报，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反对派的理由是电流经过祖坟，会惊动祖宗，祖宗不安，这是大不孝，违背儒家伦理。李鸿章毫无办法。直到1880年受列强侵略和农民造反的内外夹击，清政府才同意建电报。前后就是12年。建铁路也因为类似的理由被推迟了17年。
鉴于以上史实，雷颐教授认为清王朝这种“泛道德”的取向（即总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对手，即使争论的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重要障碍。这也体现中戊戌维新中。维新派提出在维持清政府的基础上立宪，吸取西方的先进制度，光绪帝非常支持。但慈禧却对光绪给予严厉的批评，慈禧质问道：“鬼子的法子难道比祖宗的法子还灵验？”
除此之外，清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清政府公信力的逐渐丧失。雷颐教授提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清政府国库空虚，但还借修海军学校的名义为慈禧修建颐和园。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成立国会，对每一笔开销做评估，天皇带头为修军舰捐钱。进入20世纪，清政府逐渐开始摆出立宪的姿态。但是每一次行动总让人失望，特别是最初反对革命的立宪派和广大绅商。参加请愿要求清政府立宪的上海商人沈缦云在遭到拒绝后，不禁感慨，“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请从此辞”。 最终是清政府的失信、麻木和狂傲将大批最初要求立宪、反对革命的绅商推向了革命党。梁启超对这种状况有过经典的总结，那就是，“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本次两位老师的授课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同学们在课堂上和课下积极向两位老师请教，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两位老师也做了精彩的解答。希望这个班能够继续让同学们领略大师风范，给大家带来真正的思考和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