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要坚持平等保护，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坚持全面保护，保护产权不仅包括保护物权、债权、股权，也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坚持依法保护，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法律实施，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正式对外公布。这是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
基于对以上《意见》的重视及对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担扰，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于2016年12月6日在天则所召开了“2016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论坛暨民企产权保护与民资出路问题研讨会”。 著名学者茅于轼、张曙光、盛洪、贺卫方、银温泉、李炜光、宁越、高岩、刘小玄、刘奇洪、孟昌、谷平、贾宝兰等，企业家王瑛、唐大杰等，律师代表李庄、王优银、燕薪，以及众多媒体记者共同与会。会议就《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的发布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并对民营企业的现状与民资的出路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茅于轼：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
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天则所荣誉理事长茅于轼先生首先做了题为“不重视民营企业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的主题演讲。他谈到，现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民营企业投资下降很历害。最近党中央发布了《意见》，但还是不够，如果真的要体现诚意，就对过去破坏产权的事情给予道歉。
中国历史上两次解放思想，第一是人民公社，搞了包产到户，第二是小平南巡。当时，全世界抵制中国，小平说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就是最好的。过去两次改革成功就是解放思想，解决什么思想呢？就是解放对公有制的迷信。全世界以公有制为主的国家没有几个，我们现在的经济构成是民营企业为主，解放思想是中国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我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思考。
真正喜欢公有制的人是喜欢把他人的资产拿来自己拥有，化私为公，再化公为私。从土改到公私合营，公私合营把资本家资产给分了，公有制的结果就是明抢暗夺他人的财产。今天仍然是这个问题。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
宁越：民营企业数量剧增与目前负增长的背后原因
独立学者宁越从儒家文化、吴文化、越文化与粤文化来描述各地的企业家文化。他谈到哈耶克的大社会赖以运作的规则与小群体赖以运行的规则之间的差别，强调大社会中凭借基于自利的预设而确立的一整套规则，包括市场伦理规范，同时强调在大社会中最好有大量的无强制力的自愿性组织，这些自愿性组织作为小群体采取基于利他为预设而确立的规则。从小群体或者部落规则走向大社会规则，需要一个“惊人的一跳”。这里，建立和维护法治秩序和竞争秩序至关重要。从地方发展模式看，原有的已发展乡镇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已经终结，温州模式及其升级版“浙江模式”体现了市场交换秩序，倾向于体现哈耶克的扩展秩序，但是也需要真正落实有限政府和法治，奉行哈耶克的“法律下的自由原则”。从文化角度看，吴文化、越文化和粤文化的融合，由此形成的文化可能最适合于一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关于如何理解新登记企业数量剧增现象，宁越教授谈到，2015年新登记注册企业130万家，增长21.6%，平均每天新增1.2万户。中国企业生存环境恶化的时候，往往是新增企业数量增多的时候。企业环境差，为了避开老企业的负担和风险，就通过增设新的企业来做事。这样做的例子很多。此外政府的“双创”在促进企业新建方面也会有正面影响。但是大量没有企业家精神者可能成为“企业家”，结果可能反而受到挫折。
2016年7月、8月，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负。有可能真实的投资结果比现在的统计更差。很难说仅仅是6-7月两个月是负增长。但从全国信心角度看，政府提供这套数据展示8月增长率回升到0，可能有利于提升信心。但总体看，中国经济的所有权结构在恶化。东北地区民营企业投资下降26.8%，政府投资占多数，经济的长期后劲是不足的。2016年初亚布力论坛发布的信心指数，企业家拥有言论自由的指数得分（认同此说法的企业家比例，下同）很低，而且在下降，对商业环境诚信程度表示认同的指数得分也很低，也在下降，对政治法律的信心指数得分亦是如此。
盛洪：《意见》发布有诚意，但要及时给予重视和改变
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所长认为，《意见》出来以后，很多人要为民企原罪脱罪，但并非如此。自然法的逻辑是如果哪个国家，哪个地区不保护产权，投资就不会去哪里。应该强调这些产权不是谁赐予的，而是天赋的。中共中央发布这样一个文件，只是回归自然法，保护产权。
2000年以后民企提供了百分之百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而且弥补了国企就业减少。但民企投资在外流，有可能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因此而保护产权，这其实是权宜之计的，不保护产权有可能造成的是效率的下降，经济状况的恶化。
这件中央《意见》的发布是有诚意的，但是还是有体制性的问题，要及时给予重视和改变。此外，司法的审查权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重要的。最近的税务局出台的把工资和劳务费合一的算法也是非常不合理的，地方随意出台政策措施，谁来约束他们，有多少民营企业因此又要垮台呢？
盛洪教授最后强调，有些案件的纠错不要等。国企的垄断对民企的侵害，民企是否应该提起诉讼？产权的保护要起而行之，而不是等待。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保护好产权。没有一个社会靠恩赐能得到公平对待。
李炜光：中国企业的税负是美国企业的一倍
李炜光教授发言，中国的超额累进税没有中间缓冲级次，是跳级的。尽管中国仍处在发展中阶段，但整体税负已高过美国。前几天，财政部通过新华社发布了一篇中国的税负是否高的文章，这个很罕见。中金公司研究部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税负是38-39%，美国的税负是32%。世界银行发布的发展指数，2013-2015年，企业总税率按国别排仅次于巴西，但实际巴西没有这么重，那么中国的税负就是排名第一的。2005-2015年世界银行发展指数企业总税率对比图也显示，中国是所有国家中税负最高的国家。
中国的总税率就是企业税收、附加税与各种商业保险之和占净利润之比，是世界最高的。中国企业的平均税率是百分之八十多。美国的税制以所得税为主还有一部分财政税，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诸环节当中它注重调节的是后部分分配和消费这部分，中国的流转税是调节的前半部分，这种税制结构它的缺点是非常不适合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因为你现在实行增值税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工业化时代产物特点就是产业链条长，层层抵扣可以，但是数字经济时代你说阿里巴巴有什么库存它抵扣什么，它有大量的人的知识的整合，所以它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占的成本比重最大，但是你的增值税又不能抵扣，所以你这个税制改成了，但是它这个税制未必适合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
根据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税收的死角损失。市场经济认轻税，不认重税。税整体上要轻，轻税不是政策，是体制，减税是政策，可以重也可以轻。全球性的减税运动是一场税收革命。
周放生：《意见》切中实际问题，国企、民企产权保护要平等
周放生谈到，中央这次出的文件非常切中实际问题，国企与民企的产权保护要平等。他说，《意见》这样明确还是第一次。一是要看到民企的产权保护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讨论民企产权保护要考虑这个问题，流失一定是国有与非国有之间的。涉及到国资的，关系到如何实事求是地判断具体的案例。一是顾雏军案例，当时定罪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需要进一步判断。浙大副校长储健，已经拘留三年，但是一直没有下文，这两个案子需要透明审判。二是不能把改革的红利当成流失。这两个问题要深入的达成共识才能往下谈。一些可能被认定的冤假错案如何再去认定这个问题很重要。
孟昌：民企不怕与国企竞争，怕不能突破壁垒
工商大学孟昌教授认为，进入壁垒的问题，民企并不害怕与国企竞争，害怕的是进入的时候能不能突破一些壁垒。突破对民企的限制包括，明确通过法律政策，以及有关部门的解释和指导意见设置的壁垒，会导致寻租。
另外，政府与掌握公权力的企业对在位企业设置障碍，找麻烦，叫抽租。抽租一部分包含费，还有一部分很难以费来归纳。比如，通过评比、评优，企业不堪其扰。坏制度没法改变，企业只能拿钱来买通，结果腐败与繁荣成了互补关系。抽租状态持续上升的话，民营企业家就不愿意再创业，跑到政府或国企，造成人力资本配置的问题，那么创造财富的源泉就遇到问题了。
宪政下的市场经济企业，只关注创新问题。而中国的企业家一边关注创新，还要关注政企关系。抽租型的经济，对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国有资本主导行业的退出壁垒高，地方政府要提高GDP，有些行业该退的退不出去，该进的进不来，长期亏损的应该退出，很混乱。
李庄：中国缺乏契约精神，企业违约严重，政府侵权严重
李庄认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相关，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的部分。不同制度下有不同的现象。重庆现象如果不彻底揭露，民企很难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
中国缺乏一种契约精神，包括很多内涵，救济、自由、自由契约精神缺乏，很多企业订的所有的契约不能按此去做，到处违约，到处被侵权。11月29号的民企产权保护的通知，有三个原则，第一，严谨慎重的原则，第二，效益与成本的原则，第三责任自负原则。但实际上通知里面大量都是口号，没有可操作性。
张曙光：肯定《意见》发布，需细化具体操作
张曙光教授发言认为，此《通知》承认了民企产权平等保护，提出了一系列保护产权的说法，对文件的发布还是要给予肯定，但是具体操作确实需要细化。现在认为，公有制是政府的产权，是执政的基础，政府权力包括税收权，税收权是对所有企业的，是对一般人的产权的限制，是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而换来的。但是政府的权利如果放在公有制之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说公有制，国有企业是执政的基础，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民企的税收超过一半，在此基础上还要说国企是基础，那么就说不通。国企实际是政府的私产。公共机构又要有私产，那么怎么能对民企枰等对待和保护呢？个人如此，公共机构更是如此。理念上说不通。
文件本身要做的，与我们现在宣称的口号之间是有矛盾的，如果不落实，文件就会落空。一方面，要提出民企产权保护，又提国企做大做强，那么，就是把两类企业摆在不平等的地位。如果要平等保护，就要收回做大做强国企的口号。要平等保护产权。现在政府征税已经超过了提供了产权保护。保护产权，首先要把现在侵害产权的错案清理。郎顾之争就是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来倒的民营企业挨个清理，该纠正的一律纠正。如果能下这个决心，那么产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如果不承认不纠正过去的错误，那么还会再犯错。
刘小玄：《意见》是个好开端，若能平反案例会更有益
刘小玄教授称，《意见》是在民企投资下滑的情况下出台的，有点儿功利性的考虑出台的。不过，这种功利性也已经是一种进步。这个文件，最早在发改委内部参加了座谈会，当时请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案例，当时感觉很惊喜。
文件出台后很多人感觉是很好，但是操作性上也多有担心。文件对民企的产权保护是个护身符，是个好的开端，有比没有好。七月曾出台了保护公平竞争的文件，实际上，我觉得那个文件比这个还要重要。产权与竞争是高度配合的，没有公平竞争的保护，产权也得不到保护。这两个文件前后出台，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政府的分类国企改革，如航天等国家扶持的战略性产业可以做优。很多文件的出台与基层的利益是矛盾的，文件出台后，会找利于自己的来实施，各取所需。会钻矛盾的空子。
文件的出台，对未来可能是有一个好的预期，但是对过去的案子，没法再界定清楚，但是只要平反一两个案例，就是对大家是一个有益的鼓励，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如顾的案子，政府应该拿出来审，弄清根本问题，对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中国未来的发展就是要靠民企，要创新，保护产权，这是一个硬指标。如果竞争指数和保护产权指数能做好，对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
贺卫方：转型应反思我们的传统
会上，贺卫方教授提出“民企产权保护的法律视角”。他谈到自己主要研究欧洲中世纪教会制定的法律制度，近几年在天则所开会，也开始关注民企的问题：对待私有财产与民营企业到底是怎样的框架？
中国从古代就没有确立西方式的对私有财产的用心保护。古罗马对财产的分类的研究，有十六七种分类，神法物，人法物。还有一些物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特定的财物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属于集体的物和属于个人的物。法国的公证人制度，实行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所有的不动产的登记。柏林机场由于征地成本高，始终没有扩建。而中国古代官员判决案子的时候，做为农业国家，却并没有对各个环节的法律交易提供证据。
古代曾引用诸子的话做为判决证据，判案基础是混乱的。案件的判决完全是高度不确定的。司法的准则不确定，所以司法模式需要根本性的变革。英国的司法认为，法律执业者的判决是“人工的智慧”，需要经过长久的职业的历练。中国的私法缺少专业性，满口大道理，格式化历害。
诗人的语言是反逻辑的。烈文森讲中国历史是从中国话开始的。交易的安全的保障应该通过对案例的收集，分类来实现。转型应该从反思我们的传统，以及是否存在不利于我们保障私有财产的安全的问题。现在是一套受行政权力控制的政府权力。十八大之后改革，与行政区划区分的司法区划改革也是行政区化和行政化的，比如设置知识产权法院，铁路法院等。建议每一个地方的高级法院的管辖范围都可以跨省，管理两到三个省市。任何人的财产者处在一个高度不稳定，不安全的状态中。建议法院三审终审。其中三省是跨地域的，避免在案发地终审。
刘奇洪：中国近年财产权保护的进步很缓慢
全国工商联研究部刘奇洪教授谈到民营企业现状与民企产权问题。中国近年来人身权的进步很大，但是财产权保护的进步是很缓慢的。有能力有实力的人都在往外走。链家地产曾提供给有关政府部分一份报告，根据大数据分析得出，中国到底哪些人移民到国外，报告提出走出去的都是中产阶层。而很多大老板的业务和房子还是中国。国外的生态环境好，子女的教育好。人身权，财产权，发展权这三项权利非常重要，决定未来的发展。
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苏南，温州，台州，珠三角。苏南的模式主要问题是政府太强势。苏州的大企业，包括民企500强，成立时间大约都是95年以前。苏南的村办企业特别多，包括华西村等，村级企业主权力很强。东北都是先有国有企业再有城市，无法吸引外面的民营企业进入。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一是产业空心化。二是资金在空转。三是金融投机化，资本人才外流。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新兴产业没有形成气候，双创没有真正实现。政府债务过重。北京与上海是创造财富与拥有财富严重错位。企业家现在成了两院院士，要么在法院，要么在医院。未来美国的企业税负降到15%的话，中国的实体经济很多都会投资到美国。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政治体制的竞争。
银温泉：《意见》是里程碑式的文件，产权保护是系统工程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银温泉谈到，中央出台《意见》对国企和民企保护的看法代表了课题组谈一些想法。国务院出台这个文件，代表国家非常重视，是里程碑式的文件。一是保护国有企业产权，国企一股独大的问题很严重，国企的分布的范围非常广，15600家国企，内部人控制突出。地方政府对地方国企随意的干预非常明显。内部分控制问题严重，不计成本的扩大，需要钱就从上面借。
过去十年，发展较快，像东北的企业，很多问题像社保等没解决。对国企产权，还是要推进国企改革。要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国企在效益差的情况下，就要把它处理掉，执政的基础是国企，太差的不代表国家。应该彻底实现政企分开，推动改革。
另外一方面是民企，从调查的情况看，民企从产权和地位来看是弱势，政府随意干预，对财产权的侵犯，政府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翻历史旧帐。去产能的时候，很多民企被打压了，让国企来干。这也是一种侵犯产权。
未来对民企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对错案冤案尽快平反，对政府是一种震慑，不要随意干涉法律法规的制定。很多时候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侵权。二是政府职能要加快转变，政府不守信。政府，百姓，都应该重要产权的保护，产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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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实录：
茅于轼：没有思想解放不会有真正的改革
张曙光：平等保护产权，重在落实
李 庄：民营经济是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
孟 昌：政府随意干预市场的寻租-抽租型经济里，民营经济难有根本出路
周放生：涉及产权纠纷案件的审理要慎之又慎
